别将中国的腐败夸大为腐败的中国

别将中国的腐败夸大为腐败的中国1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可逾越的，即使在落后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发展生产的方式上，在经济建设领域，它仍然不能取消自然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论的前提，是否成立）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大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是落后而又不甘落后的中华民族向西方资本主义低头学习以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补课过程。

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不可逾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是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和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进而形成义和利的矛盾——社会主义是追求终极正义，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则是以“利”作为核心的驱动力。

这一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的现实基础，是决定中国社会在现阶段乃至今后长期一定历史阶段内发展演进路线的总矛盾，是认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乃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核心线索。

这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能够也只能在发展中才能逐步解决的矛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重大矛盾，既需要尊重现实，还不能放弃理想；既要发展市场经济，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既需要追求效率，又必须重视公平；既需要追求物质文明，又必须重视精神文明；既需要法治，又需要德治；既需要重视利，又必须尊奉义；既需要顾及先富群体的利益，又不能忘记共同富裕的政治责任和历史重任。

2站在历史的高空俯瞰中国社会，站在时代的巅峰纵览天下格局，我们仿佛看到，中华民族的航船正航行在这片漩涡和暗礁交织密布的激流险滩，这是一段光荣而又艰难、辉煌而又惊险的历史航程，这是一片共产主义的伟大曙光在东方破晓之前的短暂黑暗。

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从纯而又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尊重个人利益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公和私、义和利、家和国、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就会在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人的心中复活并且纠结起来。

曾经被压制了的私欲的魔鬼开始在人们的心中重新萌芽并日益肆虐，由此而造成的则是见利忘义、人心不古、利欲熏心和物欲横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开始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却开始了沦落，以至于经济的发展和道德的滑坡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物质的富有衬托着精神的空虚、鼓鼓的口袋上耷拉着空空的脑袋。

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一旦与权力勾肩搭背，义和利的矛盾就会作用于官场，就会通过权力者的私心而使得公权力成为一种资本，进而形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而如果作用于市场，就会形成见利忘义追名弃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不良的商业行为；如果作用于学术界，就会在知识分子阶层形成沽名钓誉攀附权贵见风使舵智为利谋利令智昏的不良学风。

因此，中国的腐败，绝不只是官场的腐败，绝不只是权力参与市场经济的腐败，它更是整个社会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腐败——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职场，无论是商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还是娱乐圈，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各行各业，哪一个领域不存在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腐败思想和行为呢？3别说美国的腐败少，那是因为他们用对外侵略、军事抢劫、市场垄断和资本投机代替了腐败，就像偷窃的小偷一旦变成掠夺的强盗，也就用抢劫代替了盗窃一样，你能够称赞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的强盗比在暗夜中偷偷摸摸的小偷更光明磊落吗？这是一个利欲压制正义、邪气压制正气、魔暂时高于道的时代，一群心中丧失正义之气而只是嘴上高呼着正义口号的无知民众无能甚至无胆对着公然打家劫舍的强盗恶霸发出正义的呐喊，却只会对着做贼心虚的小偷小贼义正言辞，这难道不是吃柿子专拣软的捏吗？这种欺负小偷而恐惧强盗恶霸的行为难道不也是一种欺软怕硬吗？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仇腐”情绪不乏正义的成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没机会腐败的思想意识，是愤慨“腐败机会”分配的不公平，如果给这些人以权力和机会，他们马上也会变成腐败分子，他们痛恨腐败，在本质上是“恨自己没机会腐败”，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出于“利”而非“义”的思想意识，是不正义的仇腐观念。

看看中国民间那些普通民众的主流意识，他们一个个奈何不了权贵官僚，却又纷纷趋炎附势巴结权力；他们一个个学的世故老成心怀城府却自以为成熟，他们怀着私心杂念面对权力，想的却是如何与权力者搞好关系以谋取一己之私利；他们大都不是心怀大义的公民，而是追求一己之私利而不顾道义的利益奴才，面对整个社会见利忘义利欲熏心的病症，难道我们要把病根只归因于官场的腐败吗？4如果将权力视为可以谋取一己之私利的资本，人的脑袋就会为了口袋而拜倒在权力面前，人心中的利欲就会战胜义气，而一旦丧失义，人的思想精神就会被权和利所支配而沦为奴——权贵是掌权的权奴，权奴则是未掌权的权贵；权贵得到了腐败机会，而权奴则渴望着腐败机会；权奴是潜伏着的权贵，权贵则是现身出来的权奴，他们前赴后继，构成了官场争权夺利沽名钓誉见利忘义的权奴部队。

权奴在本质上是利益的俘虏，是追求一己之私利而忘记道义的奴才，他们只追求做大官而非做大事，一旦得到权力，就会在百姓和下级面前变脸为骄横跋扈趾高气昂的权贵官僚，就会在更高的权力者面前巧言令色奴颜婢膝——这是一群混入官场和政治场合的商人，他们把权力当成资本并追求做大做强做稳做牢，他们不断地以权谋财、谋色、进而谋取更大的权力。

官僚主义和权奴主义是一种同根相生的孪生兄弟，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是官场的权奴主义，而追权拜权的权奴主义则是一种民间的官僚主义，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拜金主义向着权力延伸而产生的变种，是新时期的权力拜物教，是权力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资本化进而反过来统治人们的思想意识的产物。

因此，要从根本上反腐败，绝不是只盯着官场，也不能只依赖法治、制度和机制的健全完善，绝不是只用财产公开等形式盯着官员们的口袋，而是要瞄准整个社会的脑袋，瞄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只有认识到拜金主义以及拜权主义是整个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才能从思想上找到根治腐败的根本办法，那就是用以义取利、以智取利的思想乃至管理机制使拜金、拜权自动升级为拜义和拜智。

5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将其归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归因为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归因为法治体系司法体制的落后，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今仅仅60余年，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需要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探索完善的过程，正是因为制度本身必然存在不足，所以，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才需要不断完善。

但倘若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集权，进而主张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背景中、在霸权主义图谋称霸世界的国际环境内，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集权才能应对霸权，社会主义政权必须强化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才能保护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和安全。

当然，有其利必有其害，政治集权制度对外可以有效抵御霸权，而在其内部却因为官僚主义失去民众的控制而容易滑向专权和特权，这也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受各界诟病的原因所在，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官僚的专权和特权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集权——官僚主义只是家贼，而霸权主义却是外敌，我们不能为了杜绝家贼而引入外敌，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在抵御外敌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寻找探索并完善消灭官僚主义以杜绝专权和特权的办法。

6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信息时代到来的今天，信息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所谓信息就是社会舆论，就是媒体负责任地关注、报道和传播，就是群众雪亮的眼睛、就是老百姓的唾沫星子、就是民众的耳朵，是人民群众群体的心灵，是人民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汇聚起来，所形成的则是一种管理社会的强大力量。

将这种信息力量能够真确引导运用起来，就可以反过来变成社会管理的崭新模式，比如可以通过网络实名制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将政府、公民、以及企业等社会机构的信息公开到网上，并允许民众关注、议论和传播，让传统媒体担负起调查真相的责任，就可以使得公众用信息的形式反过来参与社会管理，从而倒逼每个人、每个官、每个公民正大光明光明磊落地做人做事。

事实上，这种信息管理的模式来源于毛泽东发明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那一张张的大字报小字报，正是如今互联网上的帖子，而如今有了互联网，人们再也不用乘坐火车去串联了，通过各种网络通讯方式，他们就能迅速低成本的联系在一起，这种信息管理的模式正是信息时代提供给人类的崭新民主形式，即信息民主。

与资本主义那种资本的民主、金钱的民主和财主们的民主不同，这种民主是脑袋的民主而非口袋的民主，是大众的民主而非精英的民主，只要围绕这种信息管理模式构建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引导广大民众参与社会的管理，使民心、民意和民智通过传播而诉诸于管理决策层，人民就可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

在信息时代来临的今天，要重新评价文革，要从文革这个历史的错误中寻找新时期安邦定国的思想营养，中国社会只需要将主导文革的阶级斗争思想升级转变为社会管理思想，用以完善信息时代的人民民主模式，并使其与政治集权制度相互对接，就可以有效的根治专权和特权，从而形成集权和民主的和谐统一，确保社会主义政权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而非少数权贵官僚的手中，有谁知道，这正是信息时代对民主集中制的升级换代呢？7将中国的腐败无限夸大为腐败的中国，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煽动的自由化思潮图谋颠覆并搞垮搞乱中国的阴谋诡计，其目的就在于令民众对社会主义政权丧失信心甚至产生鄙视和仇视心理，他们企图以权贵官僚的专权特权来反攻社会主义的政治集权，为的是铲平集权这一障碍而向中国社会顺利扩张他们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实际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中国的腐败绝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所造成的，是市场经济缺乏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直在弥补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足，属于社会主义重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补课的阶段。

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就必须尊重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就必须尊重雇佣劳动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就必须允许先富和后富的并存，就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人们依靠个人的才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而由于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转型而来，这种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向公私可以并存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导致一些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以及权钱交易的行为，必然会滋生造成社会不公的腐败现象。

但这种现象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靠对外掠夺、欺凌和殖民弱势民族，是靠卖鸦片、用战争索取赔款而完成的，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必须向外扩张和掠夺；而中华民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补课则没有向外掠夺、扩张和殖民，没有对人类造成血与火的灾难，中华民族的崛起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我们没有向外伤人，必然向内而自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