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浅析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理论
浅析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理论摘要：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遭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出现，是因为“生活世界”受到了独立的、形式的组织起来的行为系统的摆布，而解决该危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借助交往理性来规约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使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复兴。
关键词：现代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
当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如何对待现代性。
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问题，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
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
追根溯源，现代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思想资源。
第一个思想资源，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
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赞成态度，而更多的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批判了现代性。
同时，在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础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抛弃现代性，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抛弃现代性是一致的；另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批判了现代性，但他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社会主义仍然要实现现代性，尽管实现的目标、途径和方式与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思想资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有时从总体上批判现代性，有时批判现代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如物化意识、启蒙精神、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工具理性、消费主义、性压抑、生态危机和科学主义等等。
但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性，相应的又产生了几个问题：其一，他们是否完全否认现代性本身。
其二，如果现代性有负面效应，那他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
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1)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玛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
哈贝玛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
他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而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的成分则加以批判。
他对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在以下四种范围内进行:一、社会科学方法讨论;二、社会理性;三、当代伦理和道德哲学;四、自由民主国家的合理性。
哈贝玛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
他继承了战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传统,从实际认识论来肯定现代性。
他提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能动思想者寻求自我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
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交际行为和理性”理论中。
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反强制”为其价值理念,以“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为其问题核心。
在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中,“价值”和“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哈贝玛斯把理论界定为一个有关于道德的社会概念,一个关于人们民主交往合作的概念。
人们由于相互理性地陈述见解,交际协作的需要,而把自由确定为一种必须相互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的道德关系。
人们必须在这种无压迫强制的道德关系之中,才能通过明达理性相互理解,获取共识。
话语理性和话语伦理是现代公众领域独立运作的条件,是现代公民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念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一、从主体理性到主体间理性哈贝玛斯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
因此,这一理论又常被称作交际行动和理性理论。
在哈贝玛斯那里,从交际来认识理论和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现代性的一些正面价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负面表现和影响。
哈贝玛斯对现代性的二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区分。
一是文化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价值,二是现代性社会过程中对理性的偏面运用。
“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摘要] 文章介绍了哈贝马斯对以“合理化”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反思，指出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并认为，不论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还是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不能像哈贝马斯本人那样，认为它能够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关键词] 合理化｜启蒙辩证法｜现代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一、哲学与现代性ＲＪ伯恩施坦曾敏锐地指出:“也许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整个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传统的阴暗面，解释它的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
现代性方案既不是残忍的幻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仍然引导和为我们行为规定方向、并有待实现的实践任务。
”①这段话对理解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主旨和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问题都是对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做出诊断。
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一传统中确定自己研究方向和问题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阅读阿多诺给了我勇气，去系统把握卢卡奇和科尔施历史地陈述的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物化理论。
也就是在那时，我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问题，即理性在历史中以扭曲形式实现的现代性病理学。
”②作为合理化的现代性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理性概念本身，而且也包括它在现代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中的表现。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存在着问题。
他们从传统意识哲学出发对理性和合理化的研究，无法全面把握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启蒙辩证法》得出的理性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表明，批判理论陷入了危机。
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高鸿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
他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卢曼、米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学说的阐释与分析、整合与扬弃，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本文无意对哈氏的庞大理论体系、复杂的论证过程以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全面评说，仅对其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法范式的观点予以概要考察和简略评析。
一、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危机论及法现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韦伯。
韦伯是稍晚于马克思的另一位德国学人，作为颇有建树的社会问题“诊断学家”[1]和社会学的“开山鼻祖”[2]，他以一种“学术的凝重”与“浪漫的激情”[3]，以“先知”般的救世使命感，在经历了“精神崩溃”[4]的痛苦心路历程之后，他运用了独特的类型学，对以西方为典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研究，剖析了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并指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路径。
韦伯的社会理论涉及了法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对现代法治命运的诊断和分析尤其令人深思。
[5]首先，韦伯以一种“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姿态，从考察人的行为及其赋予该行为以某种主观意义的动机入手，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合理功利预期的目的理性（purpose rational）行为；二是以某种信念和价值为依归而无实用目的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三是由感情与激情所决定的情感行为；四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支配的传统行为。
[6]与这四类社会行为相对应，他提出了四种合法性秩序：一是法律型；二是价值型；三是情感型；四是传统型。
他认为，法律型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基于相关人们的自愿协议；或者基于合法权威的强制。
[7]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一向如此”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
哈贝马斯的_现代性_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2008·6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18世纪被后世学者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
启蒙运动启动了现代性的快车，工业化的车轮飞速滚动，科学主义凯歌猛进，理性主义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核心。
文明从那个年代开始真正张开了它的双翼（物质与精神），施展它从未有过的抱负。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叹服人类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用古希腊哲人“好生活”的标准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时：我们无法忘记昔日那两场旷古罕见的世界大战，现代性能够保障永久和平吗？甚至今天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都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性粘连到一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卷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飓风，旨在消解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危机。
它有如“一股强劲的台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传统的哲学连根拔起，视为‘敞尿徒’，抛之荒野；又如一把利剑直接刺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文化领域暴露无遗”[1]。
反对同一性、拒斥总体性、克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无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旗帜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定。
‘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
”[2]依照这种理解，哈贝马斯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他不矜持于名称的新颖，依然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而已，而反思“现代性”一直是其矢志不渝的工作。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阵营里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尽管人们对他是否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存在争议，但涉及后现代主义都无法绕开哈贝马斯。
任何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不能忽略他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一个合理化的视角
我们可 以仿效形式与实质的二分法 ，把这里 提到的两个条 件看
现代 性 的 实质 前 提 。 那 么 ， 么 是 “ 什 现代 主 义 的姿 势 ”呢 ７换 句 话 说 ，
哈贝马斯自己提出的解决办法 ， 是在交往理性 的基础 上把科 学、
新 建 立 艺 术 与 社 会 、个人 生 活 之 间 的 联 系。 这 意 味 着 既要 保 持 一定
哈贝马斯一方面为审美现代性辩护认为新保守主义对前卫艺术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区分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却把享乐主义社会身份认同的缺乏纪律意识淡薄自恋不思进取等由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统统归结为知识分子对前卫艺术的鼓吹
艺 术 论 坛
哈贝马斯与现代 性
个合理化 的视角
曩ｂｅ ａ 麓 鼍 窖 Ｍ ｏｄ ｎｉ ａ Ｒａ ｉ ｅｒ ｔ ｙ： ｔ ｏｎａｉ ｅｄ ０ ｓ ｉ ｅｅ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ｅ Ｔ ｛Ｖ
传 统 惯例 剥 离开 来 ，震 惊 与启 示的辩 证 交错— — 只有 以现代 主 义 的姿势
代化所 带来的消极后果统 统归结为知识 分子对 前卫艺术 的鼓 吹。另 方 面 ，哈 贝 马 斯 对 那 种 试 图 扬 弃 或否 定 文化 的 前 卫 艺 术 又 持 保 留
一
态 度 。 他 认 为 ， 以 超 现 实 主 义 为代 表 的那 种 前 卫 艺 术 之 所 以 失 败 ， 其 原 因 在 于 ，在 试 图 摆 脱 审 美 自律 原 则 、 重 建 艺 术 与 生 活 之 间 联 系
作 是审美现代性的形式前 提 ，而把 “ 现代主 义的姿势”看作 是审美 道德、审美三个 自律 领域重新整合 到生活世界 中来 ，以这种 方式 重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尤尔根·哈贝马斯画家和电影人之后，建筑师们现在亦已得到威尼斯双年展的承认了。
承认的结果，第一届建筑双年展，却令人失望。
在威尼斯参展的人们倒转了战线而组成了一支前卫。
打着“过去之在场”（the presense of past）的口号，他们凭着一个新品种的历史主义牺牲了现代性传统：“整个现代（建筑）运动是通过与过去的联姻得以维系的，没有日本（建筑），弗兰克•洛伊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不可想象，古典建筑遗迹、地中海建筑与勒•科尔布席尔（LeCorbusier），辛克尔（Schinkel）、贝伦斯（Behrens）的建筑与米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也都是这种关系，所有这些事实都被默然忽略了”。
《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员W•培恩特用这样的评述来支持他的主张，这一主张把我们时代的最初发端甩在一边而对时代作了重大的诊断：“后现代性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形式决定性地自行呈现。
”1这一主张适用于一种情绪性倾向，这种倾向已然深深浸染了知识界的每一领域，它还引出了关于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后现代性、后历史（post-history）等诸如此类的种种理论，简而言之，它引出了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
阿多诺和他的工作与这种倾向有着鲜明的对立。
阿多诺对现代性精神的认可是毫无保留的，乃至于就当他试着区分本真的现代性和单纯的现代主义之时，他很快领教到对现代性本身所受污蔑的情绪性反应。
因此，如果我把关于现代性的时兴见解的疑问追究下去，以此表达我对获得阿多诺奖金的感激之情，这或许并非不恰当的方式。
现代性是像后现代主义者论述的那样“过去”（passé）了吗？或者是，广为宣扬的后现代性到来本身是个“骗局”？“后现代的”是否就是一个口号，一个默不作声地继承了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在文化现代性（culture modernity）对其自身的反动里摆出来了的那种情绪性态度的口号？新和旧任何设定“现代性”肈始于1850年前后的人，比如阿多诺，都是通过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前卫艺术的视角意识到这一点的。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论述
范和异质性 的强调 ，以及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 的消解与否 定……现代性始终悬而未决， 以这样复杂概念解析 或者观 而 察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 ，自然难有定论 ； 另一方面 ， 现代性 作为一个根植于西方文化语境 中的历史性话语 ， 不管是主体 理性原则还是反理性秩序都与西 方现代文 明的发展深刻联
现代性的讨论卷帙浩繁， 众说纷纭，要探讨现代性 的中国化 实践是一项两难的任 务， 作为基于西方现代社会整体性考察 的现代性概念 ， 本身就因为现代景观 的丰繁斑斓而显得驳杂 难辨 ， 从康德绝对 自我意识形式中的抽象主体性 ， 到黑格 尔
系统的考查 ，正如杨芳指 出的 ：“ （ 在 ＜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行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一 定的启 示和借鉴。 ２Ｐ” ”１ ｌ更有甚 ｌ （
收 稿 日期 ：２０ —０ —１ ０９ ３ ８
者认为 ： 哈贝马斯虽足在 ８ 年代才正式介入现代性与后现 “ Ｏ
代 性 的论 争 的 ，但作 为 ‘ 判理 论 ’的后 继 者 ，在某 种 意义 批
哈 贝马斯 的现 代性 论述
李
摘
薇
（ 京大 学 文 学 院 ， 江苏 南 京 ２ ０ ９ ） 南 １０ ３
要：作 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进行 了较 为系统的考查， 不仅以严 整 他
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主体理性进行剖析 ，而且也对后现代主义者 的反理性进行反驳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的 “ 公共领域 交往 、“ 行为”等理论 ， 图重建现代性理性秩序 。 试 作为西方现代性思考 的重要资源， 贝马斯对现代性认识、思考和构想值得借鉴，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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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摘要]文章介绍了哈贝马斯对以“合理化”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反思,指出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并认为,不论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还是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不能像哈贝马斯本人那样,认为它能够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关键词]合理化｜启蒙辩证法｜现代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一、哲学与现代性ＲＪ伯恩施坦曾敏锐地指出:“也许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整个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传统的阴暗面,解释它的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
现代性方案既不是残忍的幻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仍然引导和为我们行为规定方向、并有待实现的实践任务。
”①这段话对理解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主旨和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问题都是对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做出诊断。
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一传统中确定自己研究方向和问题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阅读阿多诺给了我勇气,去系统把握卢卡奇和科尔施历史地陈述的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物化理论。
也就是在那时,我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问题,即理性在历史中以扭曲形式实现的现代性病理学。
”②作为合理化的现代性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理性概念本身,而且也包括它在现代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中的表现。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存在着问题。
他们从传统意识哲学出发对理性和合理化的研究,无法全面把握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启蒙辩证法》得出的理性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表明,批判理论陷入了危机。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理论范式的转型超越这一困境。
他说:“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允许我们把社会批判理论未能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
”③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明显的优点。
它既是共时态的,也是历时态的,既是规范的,也是批判的。
他不仅试图全面揭示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和结构,也试图把握它们在现代社会和历史中的对象化形式,不仅致力于对合理性的规范标准的研究,为现代性批判提供普遍的价值和规范,而且也想通过现代社会的经验历史研究,识别和诊断理性在现代社会扭曲、变形、异化和自我毁灭的原因和后果。
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理论虽然得出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实现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潜能,同样也没有实现现代社会交往理性的潜能。
笔者认为,哈贝马斯这一研究纲领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时代,哲学的命运已经与现代性的命运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哲学的存在不是因为理性已经实现,而是它尚未实现,哲学必须对这现实提出解释,并为理性的实现指明方向。
今天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哲学的创新已经不能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孤立地研究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或历史观问题,也不能把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价值与制度截然分开,它既要阐明自己的理性立场,同时也必须回答我们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范例。
但是,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已经过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纲领已经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合法性等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服务于他对批判理论传统的自由主义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思路是沿着自由民主主义传统,在资本主义内部加强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限制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
这一方案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激进性,但是,在今天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劳动者越来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形势下,其激进性日益弱化。
二、合理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1980年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概括了启蒙时代现代性的理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照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艺术的努力。
同时,这项设计也有意于把上述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
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专业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④启蒙理想实际上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理想,它相信合理的知识和文化具有塑造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力量。
理性和知识的进步不仅是个人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是整个社会生活和制度合理化的基础。
如果说黑格尔奠定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基础,韦伯则提供了对现代性分析的社会理论模式。
他最先明确地把现代性理解为合理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诊断现代性的命运。
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去魅化”。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现代经验科学、自律的艺术和普遍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正是依靠文化合理化的条件,独立于传统伦理关系的抽象劳动雇佣制度以及现代国家才有可能。
韦伯对合理化过程的分析运用了两个不同的合理性概念。
在解释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现代意识转化时,他运用了复数、多元的合理性概念。
在这里,“现代社会特有的意识结构源于文化合理化,而文化合理化包括认知、审美表现以及宗教传统的道德评价三个部分。
有了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以及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三种价值领域就出现了分化,而且各自遵守自己特有的逻辑”。
⑤在分析社会的合理化时,他运用的是狭义的工具合理性概念,认为目的—工具合理性概念是把握现代化的概念基础,按照目的—工具合理性组织起来的现代企业和国家是社会合理化的典型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韦伯对现代性做了著名的诊断,他认为,随着社会合理化的成熟和完善,人类日益陷入“价值失落”和“自由失落”的困境。
关于意义的失落,韦伯的分析是这样的:(1)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不同价值领域的分化;(2)不同的价值领域都试图把自己的合理性的逻辑输入到社会生活结构之中,文化领域的冲突就会变成行为领域的冲动;(3)当这些相互区别的生活理想之间相互冲突的程度超过个性系统所能承担的能力时,就会出现生活意义危机。
因此,理性毁灭“这种辩证法已经隐藏在宗教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也就是说,隐藏在了现代意识结构的解放过程当中: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其自身的普遍性”。
⑥自由失落与价值失落问题相关。
现代社会价值已经多元化,不同的价值冲突缺少像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那样更高的调节力量。
随着价值理性寄身于其中的宗教传统的衰落,人们越来越失去对自己行为进行价值导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追求自我利益和世俗成功之外,人生不再追求别的目的。
现代企业和科层制国家正是依靠这样的文化条件才得以形成的。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利用了文化合理化过程中积累的工具理性潜能,新的行为亚系统不仅独立于人们相互理解的生活世界背景,而且把自组织的功能要求强加于个人,个人不仅失去了根据价值理性自我行为定向的能力,而且陷入社会生活组织化打造的“铁笼子”之中。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现代性的诊断是片面的。
首先,就“意义的失落”来说,韦伯是以过时—35—名家主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新启蒙辩证法”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意义结构作为参照标准的,因而不能作为判断文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体并不必然导致从一神教、价值绝对主义到多神教和价值相对主义。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超验理性是没有寄身之所的,理性的同一性只能体现在合理性、有效性要求的共同程序性证明之中。
科学、道德、艺术等知识领域的分化推论不出一定会发生价值冲突的结论。
其次,就自由的失落来说,韦伯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虽然在讨论文化合理化时,他使用了复杂的实践合理性概念。
但在讨论社会合理化时,韦伯运用的是目的—工具合理性,因此他认为社会合理化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的趋势。
哈贝马斯认为,实际上,社会合理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科层化,也意味着自我反思能力和民主地协调社会能力的提高。
正如杜克海姆和米德等人著作中所分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现代性是一个价值普遍化和生活理想个人主义化同时发展的过程,韦伯只把握到工具理性的制度化,没有充分考虑交往合理性潜能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韦伯揭示的合理化悖论影响到从卢卡奇到阿多诺的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力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从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可以找出一切对象性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市民社会主体性形式的原型。
”⑦而这一对象化的形式核心是目的和工具合理性。
卢卡奇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
”⑧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相对于传统的过去还是解放的未来都是巨大的倒退。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领域的互动关系受传统规范的自然约束,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自主性。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生产是按照交换价值原则来组织的,生产者的劳动成了商品,社会关系受抽象的等价交换原则支配,在这里,目的合理的行为与商品社会的金钱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这样,社会关系就物化了。
但是,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异化是有一定限度的,物化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精神的复仇”,无产阶级最终会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客体,而且也是主体。
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下,无产阶级将扬弃商品交换的对象化意识形式,重建阶级本身的集体共同意志,使社会生活重新回到相互理解的伦理关系之中。
卢卡奇的理论论证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特征,正如韦默尔所评论的:“卢卡奇试图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背后,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卢卡奇这一尝试是他努力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意义这样一个宏观设计的组成部分。
卢卡奇的尝试失败了,我认为,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失败的原因竟然在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
”⑨卢卡奇方案的失败引起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重新思索。
他们既继承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纲领,同时又把它推向极端。
他们不仅把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概念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而且用于解释整个人类启蒙和文明化的整个过程。
在他们看来,物化和异化有着更深的根源,在人性中、在人类追求自我主宰的启蒙中,已经埋藏着自我毁灭的根源。
阿多诺等人按照韦伯的目的和形式合理性概念来理解启蒙:“对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原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
”⑩启蒙是以形式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把握世界,在这里,“数字成了启蒙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