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商业伦理道德浅析

浅谈晋商的商业道德在山西，有许多值得我们夸耀的风景名胜：五台山、娘子关；也有许多历史遗迹：平型关大捷遗迹，长平之战遗迹等；许多人文的历史财产：乔家大院，皇城相府等。

但在我心里，最值得我们去认识，去发扬的，就是我们山西前辈晋商所留下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经商中的伦理道德精神。

虽然这种文化、精神正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这个浮夸的时代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衰弱。

但面对这笔浓厚精神文化遗产和商业道德理论，我们必须得去有个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下面，我就讨论一下晋商的商业道德伦理的文化。

晋商的起源中国历史上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看来地位非常卑微的商人这一行业迅速的发展与壮大起来。

各地域，各省的商人团体涌现不断，但真正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商人团体，分别是北方的晋商和南方的徽商。

但这里只讨论晋商，我对徽商的认识不多，暂且不表。

晋商具体来说是山西的商人。

从元朝开始，山西的简称就为“晋”。

所以山西的商人被称为“晋商”。

据有人考证，晋商最早出现与宋朝时期。

宋朝时期国力衰微，土地兼并严重。

山西位于交通要道之上，北有契丹与蒙古，西有元昊建立的夏，所以山西的一些破产农民与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贸易往来。

但那时应该只是商人之间的普通贸易，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业联盟，只是晋商的前身而已。

山西商人最活跃，开始发展的时代应该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的。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到沙俄，东到日本，西到新疆甚至中亚，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晋商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货币贸易与兑换方式――票号，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

由钱庄发行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的一些晋商钱庄都可兑换。

极大的方便了当时各地的商人，促进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晋商商业道德经营理念的特点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为官之人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晋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晋商的商业道德理念特点，也就是一部儒家传统思想和近代商人思想的一种结合体。

具体来说，晋商文化包涵以下几个方面。

一、恪守诚信，爱国爱民恪守诚信，是保障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

”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标榜“诚商”、“廉商”，反对“奸商”、“佞商”，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规范。

这个传统被晋商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有所发展。

晋商诚实守信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在商号内部讲诚信。

大多数财东对掌柜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掌柜去做，决算时如果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原因，财东并不责怪掌柜失职，反而立即补足资金，以期重整旗鼓。

其二，在商号之间守诚信。

晋商非常重视朋友间的信誉。

晋商对待“相与”，极其慎重，不乱交往。

经过多方了解后，认为可以与之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言谢绝。

其三，对顾客诚信。

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对顾客诚信尤为重要。

晋商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

晋商坚持诚信为本，做任何一桩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事情。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许多晋商都表现出高尚的爱国爱民民族情结。

不少商人致富以后，乐善好施，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施棺掩骸、买药治疫、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建立义仓、设立家塾、兴办学校、修复书院。

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赢利数万，旋辞商回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辍；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义关风雅”。

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资三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好行其德”。

晋商诚心为国诚意为民的美德足以流芳百世。

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法宝，所以晋商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认为商人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之事”，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

晋商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长幼，都以诚相待。

销售商品绝不缺斤少两，货真价实，童史无欺。

讲信用，重承诺，不欺不诈。

以诚信发家，诚信守业，创造出商界奇迹。

‘二、崇商敬业，崇尚节俭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在社会等级序列“士、农、工、商”的等级安排中，商处末序。

但明清时代的晋商却早已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

如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业不可废，道惟一勤。

功不妄练，贵专本业。

本业者，其所托之业也。

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

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

……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

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这种观念在山西地区影响深远。

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晋商不把经商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来对待，并世代沿袭。

生产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

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

”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

纪昀也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望，始归纳妇。

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

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清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勤俭打造了晋商独特的气质风范。

三、心存礼让，严禁陋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商德上集中表现为“心存礼让”的规范。

晋商关于礼让的要求规定得甚为具体细致。

如商号掌柜录用学徒时，要求学徒“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一旦入号后，不仅要对学徒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训练，还要将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德行。

清代晋商炳记《贸易须知辑要》，记述了晋商接待顾客的规矩和方法：“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正人君子”；“生意人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柜上做生意，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下气怡声，婉转相达，此乃生意乖巧之第一”，如此等等。

真正的礼让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表现在内心里。

大德通号规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

在上位者因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世自重，无得放肆。

”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使晋商之间既有平等的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晋商坦然正视商人群体中的陋习，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坦荡荡，从从容容，这不能不说是晋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又一个“诚”字。

山西各商号或票号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出外、擅自开店、投机取巧、蓄私放贷、买空卖空、款借亲友、挪用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均在严禁之列。

特别是“吃、喝、嫖、赌、抽”更列为严禁之首。

许多创业传世的商人往往“贾业儒行”，洁身自好，不染恶习。

山西乔家在乔映霞持家时，定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祁县帮大德通票号也规定有“七不准”，还规定：“严禁陋习。

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

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

”这样的号规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俯首可拾，举不胜举。

四、义利合一求利是商人的天性。

商人通过财货增殖的手段来获取财富，这种贱买贵卖的商业行为本身就会造成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义”恰好就是解决矛盾、维护和谐的一种不成文的准则。

商人如果能够奉行以义制利、义为利本、义而生利的商业行为原则，那么商贸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就可能缩小在很小范围内，贸易摩擦就会减少，进而转化为和谐共处、共求发展的良好局面。

晋商在其发展历程中，从不避讳自己谋利的动机和目的，却严格悟守自己的商业行为原则，将义利合一贯彻到一切日常经营活动中去。

晋商主张以义制利、义利相通、利从义生，提倡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晋商在处理义利之争时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力争做一个“廉贾”、“义贾”，有的商人在义利不能两顾的情况下，甚至选择取义舍利。

晋商身入商场，利而不污、敦厚好义，被后世赞誉为轻财尚义，从商无市井之气。

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义利合一、义字当先的商业行为原则，讲信誉，重仁义，不损人利己，不唯利是图，大大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商人不务仁义之行，儿徒以私利相高的公众形象。

最终取得了令人瞳目的辉煌业绩。

道德方面一．道德价值诉求晋商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创业之初，还是在发家致富以后，晋商都能保持克勤克俭的美德，居恒薄而自奉，无事不戒奢华。

他们把克勤克俭的美德代代相传，形成了一股不怕吃苦、不畏艰险的创业、守业的伦理精神，凭借着这股精神，商旅遍天下。

二、共荣共存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非常重视发挥群体力量。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把彼此紧密的联系和团结在一起，利用会馆的设立和关公的崇奉等方式增强商号之间的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同荣辱，共患难，共存共荣。

晋商的这种共存共荣精神首先源于家族之间的孝梯和和睦。

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年轻时候就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母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而后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

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

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①又如，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再如祁县的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折九双筷子不断，兄弟齐上助之即断，教导兄弟要团结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