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与淮河流域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环境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环境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将结合该时期的历史事件,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
一、地理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时期,这些国家分散在华北、淮河流域、河南、江南等地。
这些地区都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每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华北地区华北地区是指黄河流域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气候干燥,土地多为盐碱地,适宜种植的作物有限。
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主要以畜牧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如煤炭、铜、铁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地区的战国国家有齐国、鲁国、赵国等。
2、淮河流域地区淮河流域地区包括安徽、山东、江苏等地。
这个地区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和渔业。
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这些作物适宜种植的作物有小麦、稻米、鱼类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地区的战国国家有楚国、齐国、吴国等。
3、河南地区河南地区是指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气候温和湿润,土地非常肥沃,适宜发展农业。
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适宜种植的作物有谷类、棉花、烟草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地区的战国国家有韩国、魏国、赵国等。
4、江南地区江南地区是指长江下游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气候温和湿润,土地非常肥沃,适宜发展农业和渔业。
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适宜种植的作物有稻米、蔬菜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地区的战国国家有吴国、楚国、越国等。
二、经济发展随着地理环境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1、农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是各个国家经济的主要产业。
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尽相同,有些使用了铁器,有些则仍然使用石器。
不过无论是哪种方式,农业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基础。
在华北、河南等地区,由于土地的盐碱化,而不适宜种植一些作物,这些国家则会通过与其他国家贸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淮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华文明

作者: 杨育彬[1];孙广清[2]
作者机构: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0;[2]河南省博物院,河南郑州
450002
出版物刊名: 东岳论丛
页码: 49-53页
主题词: 淮河流域;古文化;中华文明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腹地的考古学研究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系统。
而把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独立入海的淮河流域一分为二,淮河以北归入黄河流域,淮河以南归入长江流域。
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淮河流域东到大海,西至中原腹地,其文化面貌表现出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
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到夏商周的徐荑、淮荑,淮河流域古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住。
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中东部,横跨豫、皖、苏、鲁四省,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多重过渡性特征,是我国传统农业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地位。
在现代中国,淮河流域是一欠发达而又人口密集的相对落后地带,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被喻为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谷地”,其“三农”问题严重。
随着历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视,特别是以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学者们从不同的视野对淮河流域历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尤其是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分别于1498年与蚌埠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3年与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5年与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承办)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性淮河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淮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研究。
现择其要者述评如下:一、经济开发学者们对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甚为关注,有关成果相对较多。
邹逸麟在《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从植被、土壤、人口、灾害、水系、湖泊、农业开发和城市等方面探讨了黄淮海平原的历史变迁。
淮河水利委员会编撰的《淮河志·淮河综述志》(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分自然地理、淮河水系、社会经济、自然灾害四部分,较为详尽地综述了淮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历史状况。
王鑫义主编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淮河流域自上古到鸦片战争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细致探讨了影响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臧世骅编纂的《中国淮河流域民间工匠习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全书共10卷188个条目,作者利用多年“田野作业”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从民俗学角度介绍和研究淮河流域匠行、匠人习俗等方面问题。
宋豫秦等著的《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初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总结了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等的发展现状与演变过程,剖析了当前淮河流域人地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主要矛盾与冲突,对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论证了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对策。
历史时期淮河流域城镇的发展

历史时期淮河流域城镇的发展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流域之间,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
流域西起桐柏山、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及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与泰山为界与黄河流域毗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的城镇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
秦统一后,将淮河流域的“淮夷”散为民户,彻底消除了江淮一带的民族界限。
至汉代淮夷已完全融人汉族大家庭之中。
汉武帝时两次将原居于今福建、浙江一带的东匝、闽越人迁往江淮地区。
民族融合与人口的增加,加速了该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
武帝期间,山东被河灾,数岁不登。
朝廷令饥民“流徙就食江淮之间,欲留留处”①,不仅增加了江淮地区的人口,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刺激了人口的繁衍。
西汉时,徐、充一带“人稠土狭,不足相供”。
至西汉末,颖川郡人口密度达192人/平方公里,淮阳国达147人/平方公里。
临淮郡、东海郡、沛郡、广陵国的人口都有所增加。
东汉时,淮南人口显著增加,如扬州人口由西汉时的320万增加至433万多。
随着人口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与交通的畅达,淮河流域的城市也大为发展。
泅水流域的陶(定陶),唯水流域的唯阳,淮滨的寿春,以及宛(南阳)、阳翟(登封告成镇)等都成为当时的交通都会。
例如陶,北有济水达于河,南有洒水至于淮,交通颇为发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南北政权对峙形势下的淮河流域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
历次战争以后恢复与重建的城市,大多就是军事重镇。
从总体上瞧,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就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
为适应政治、军事的需要,城市建设有较快的发展。
但到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许昌(治今河南许昌市东),即汉代之许县,隶属颖川郡。
以许昌为中心的颖川郡就是曹魏社会经济最早恢复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但设有宫室殿宇,而且建有大型的粮仓与兵库,称“许昌别库”。
北朝时,许昌一直就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
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淮河流域不仅有着灿烂的史前文明,而且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
先秦淮河流域地区既是一个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与融合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确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续的继承与发展。
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是贾湖文化。
可以说,北辛一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头即贾湖文化,而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一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所以贾湖文化作为主源文化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过刻画某些符号、绘制形象或抽象的图案来传达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标识。
尽管这些不能算是后来我们所认可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刻画符号,这些具有表意、记事功能的区域性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尽管不能称为成熟的汉字,更不可能是广为流传的系统文字,但却经过了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使用,并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最终成为后代汉字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交汇、融合、发展。
随着炎帝、黄帝族的势力进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随之进入淮河上游地区;以太昊、少昊氏为部族首领的东夷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东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一龙山文化也随着东夷部族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渐次进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通过豫西南进入淮河上游地区,在豫南广泛传播,并与外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存。
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淮河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

淮河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淮河地区位于中国东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这片土地上孕育了淮河文化,也因淮河文化而承载了中华大地的无限荣光。
淮河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蕴含着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淮河文化的历史积淀淮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东部地区的最早发源地之一,最早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史记》等典籍中都有关于淮河地区的记载,其中以汉代的《淮南子》最为著名。
《淮南子》是汉代著名思想家刘安所编的一部道家典籍,不仅充满了道家思想的精华,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淮南子》中收集了当时淮河地区的文化遗产,如《天文》、《地理》、《异物志》、《人间》等篇章,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各个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淮河文化也不断地演变和发展。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淮河文化不断地吸收各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
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怀古》中就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这个“九州”便包括了淮河流域。
在古代贸易物流的基础上,一些比较独特的手工艺品和策源于淮河文化的文艺形式,如彩塑、砚台、蒙克等,一直传承到现在。
二、淮河文化的文化内涵淮河文化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和地域文化等。
在历史文化方面,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从古代的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宋元明清,淮河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文化宝库。
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唐代的淮岳才子和元明的淮扇。
淮岳(今南陵)是唐代禅宗名士贾岛的故里,诗人杜牧、杜甫等也曾为这里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淮扇则是元明时期淮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品之一,制作精美,被誉为“天下第一扇”。
在传统文化方面,淮河流域的文化形态独具特色,依托自然环境,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
田野园林景观、中药材、传统织染技艺等都是淮河文化的代表。
同时,淮河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她通过文字、形式、思想等方式传递着人类固有的思想、价值和观念,从而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关于淮河文化的文章

关于淮河文化的文章淮河文化: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淮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流域之一,也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地区。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淮河文化就开始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淮河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
本文将通过对淮河文化的介绍,展现其在中华文化中所占重要的地位和其独特的魅力。
一、淮河文化的发展历程淮河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淮河流域内的各类人文活动不断发展和演化,形成了大量独特的文化现象和风貌。
在商周时期,淮河流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
随着历史的演进,这里成为了许多帝王宫廷和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地。
从鲁公、孔子到唐代文学巨匠李白、苏东坡、辛弃疾,无数名人和文化精英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
二、淮河文化的地域特色淮河文化的地域范围主要囊括了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多个省份。
这里有着独特的地形、气候、民俗和历史遗存,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
例如,淮河流域的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曾经成为中国北方的麦类、棉花和水稻主产区之一,在中国的农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这里的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有着众多精美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
三、淮河文化的文化特点淮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她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获得了世界的关注和赞誉。
首先,淮河文化具有多元性。
在这里,汉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多种文化交融并存,形成了一种多元而鲜明的文化特质。
其次,淮河文化具有包容性。
这里吸纳了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一种浓重的文化土壤和风貌。
第三,淮河文化具有创新性。
这里大量的文人墨客、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创造了许多文化佳品和艺术精品,为中国文化史增添了无数光彩。
四、淮河文化的代表作品淮河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珍品,不仅有许多无形文化遗产,也有着诸多的文化艺术精品。
锦绣河山、灵动之姿,代表着淮河文化的艺术价值。
淮河才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并列世界四大文明的河流

淮河才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并列世界四大文明的河流(作者:赵辉)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是唯一文化传承至今的文明古国。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与骄傲,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需要我们去传承并发扬光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
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
四大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世界古文明史也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史,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中心区域,探寻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只能探寻四大文明发源地的地理自然特殊属性。
四大文明是原生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而其他文明属于派生文明,深受临近地区原生文明的影响。
四大文明的发源地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皆发源于大型河流区域,是河流孕育了人类最初文明。
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历史研究中,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区域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的文明区域有一个显著区别,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区域并不是位于黄河的入海口地区,而是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
如果以沿海或内陆来区分四大文明的不同,就是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区域是内陆文明,而另三大文明区域是沿海文明,三大文明的中心区域是河流的入海口区域。
为何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区域是我们看到内陆文明、高原文明,与世界另三大文明有着根本区别?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的文明区域是大河、平原、海洋一体的文明区域。
是因为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还是我们对中华文明发展区域研究定位错误?这是一个需要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深入反思的重大问题、学术课题。
夏朝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被中国各种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广泛存在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是中华历史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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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商 周 与 淮 河 流 域3陈朝云 周军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3本课题的研究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的资助。
历史推演到夏,中国古代社会进入王朝礼制文明时期。
随着阶级社会的来临,各种政治势力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淮河流域作为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中心的重要通道,必然受到强大的文化冲击。
历史文献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对淮河流域程度不同的统御状况,考古发现也揭示了中原王朝文化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强烈影响和辐射。
夏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淮河流域大面积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
该流域的岳石文化已进入夏纪年,文化分布区向西达到豫东地区,所以豫西的夏与淮河下游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密切关系。
夏代的东夷曾拥有强劲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夏王朝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国力甚弱,政权不稳,甚而出现了“太康失国”、有穷氏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山东德州地区,寒氏的地望在潍坊地区,可见从德州到潍坊的大片地区,夏时均属于有穷与寒的势力范围。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其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所载一方面证明夏王朝的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证明对诸夷的统治的确是夏代的大事,夏文化应对淮河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广泛分布于山东和安徽西北、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目前发现已达二三百处,其分布区域与古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夏代东夷诸部的活动地域密切相关。
再者,在这一文化分布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因而可以肯定岳石文化是夏代至早商时期生活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夷人创造的文化。
各岳石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虽有其自身的地方特色,但也互有共性。
总体上说,在最能反映文化性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型。
这种考古学现象,反映了夏王朝对淮河下游长期和直接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
海岱和徐海地区由于距中原近且交通便利,所以岳石文化因素的同一性及直接受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相同的文化因素较多。
以淮河下游为根据地,中原夏文化还波及到了淮河以南和长江流域,苏北周邺墩岳石文化遗存和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安徽寿县斗鸡台文化即是证明,它们都以当地文化因素为主,吸收了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
由此可知,中原夏王朝对淮河流域山东和徐海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长江下游地区。
夏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降之商,淮河流域在商王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不仅有较之中原商王朝毫不逊色的区域文化,并且与商王朝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首先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成汤灭夏,强盛的商王朝建立以后,拉开了对东方地区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序幕。
这与文献记载的“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史实大体相符。
在商文化的扩张和压迫下,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逐渐向东部地区退缩。
为了政治的稳定和资源的攫取,商王朝以强劲的势头向东南方扩张殖民,王朝政治、文化随之步步深入,在淮河地区形成了商夷交错、交恶和交融的复杂局面。
商代末期,夷商矛盾激化,至第二十七王“武乙衰蔽,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东夷已构成商王朝的肘腋之患,征伐东夷便成了商王朝的头等大事。
商王朝对东土的征伐是其开疆拓土、武装殖民、聚敛财富、巩固统治的重要的手段。
商王朝对东土征伐的逐步胜利,彻底改变了东夷文明的历史命运。
正如高广仁先生所言,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下游地区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根据一系列典型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商文化首次侵入时间发生在郑州二里岗上层初期前后,并很快将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
目前,在此地区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方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
至于青铜礼器,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这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并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了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51・化期。
除胶东半岛之外,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此时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之中,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大兴兵戎向淮河流域的人方进攻,最终征服了人方,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
如商代的青铜器,1960年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等,江南地区在溧阳发现有典型的商代铜爵、尊,句容发现有铜钺。
从其造型和纹饰特征看,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上述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该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以这块属地为根据地,商王朝的强势文化通过徐海地区还间接影响到宁镇和太湖地区。
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商周时期一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又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地方性青铜文化,与殷商文化有密切关系。
青铜器中 、 、爵、戈等,陶器中的鬲、盆、罐、研磨钵等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几何印纹软陶、磨光黑陶与红砂陶如鬲、虍鬲瓦、、盂、豆等器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相似,石戈、石镞等与中原地区商周时的铜戈、铜镞相似。
由此可知,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本地区逐渐加强。
西周时期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
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
在淮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的重要诸侯国有海岱地区的齐鲁等国、淮河下游的徐国、宁镇地区的吴国、太湖地区的越国、江淮地区的邗国等。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封国,如纪国、姜姓国、莱国、滕国等。
从考古学文化的延续因素看,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
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汇到西周文化中去。
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
《后汉书・东夷传》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穆王畏其方炽,内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有朝者三十六国。
”淮河中、下游各地都有宗周或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土,此即是中原先进文化对此流域影响的见证。
西周文化对吴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吴文化是吴立国后由荆蛮人创造的西周青铜文化,中原周文化和周边楚、齐、越、徐、邗等封国文化对它的影响也非常强烈。
因而,它的文化因素具有特殊意义的复杂性,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表现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上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
如烟墩山一号墓所出的宜侯矢簋、母子墩出土的“伯簋”、破山口出土的“子作父宝”鼎等器,无论从造型风格、纹饰特征还是从铭文布局、书写位置和体例等都属中原青铜器的铸造特点。
自东周开始,淮河流域各文化类型中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地方文化因素多样。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政教力量消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
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墓葬制度和青铜器形态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政治的强烈影响。
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分布的土墩墓始于西周前期,盛行于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逐渐消失,是吴文化的重要遗存。
大型土墩墓是吴国贵族统治阶层的墓葬,与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使其更易于接受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从而成为当地先进文化的代表。
尽管其数量多、情况复杂,但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的设置却深受周王室礼制文化的影响。
从形制结构看,大型土墩墓建筑中的竖穴墓坑、斜坡墓道或刀把形墓道,祭台、殉人及附葬人等都是模仿中原传统墓葬的葬制。
随葬品中大量运用青铜礼乐器、车马器、海贝等也是对中原葬制的模仿。
凡此种种,表现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的地方文化已受到中原强势文化的冲击。
此外,随葬品中还有大量的地方式青铜器,如角状器、钟形五柱器、飞鸟盖双耳壶、鸳鸯形尊等,还有富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等,则又反映了地方文化变革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昭示着西周先进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土著文化的性质,透露出文化传承的艰辛和无奈。
但变革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第二期墓葬中仿中原葬制的竖穴深坑、其上祭祀性建筑的出现,反映了中原礼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一种崭新融合,是二者在整合过程中所达成的一种两全其美而又无可奈何的折衷。
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3本文系简要的笔谈,所有引文出处恕不一一注出。
(选题策划 责任编辑 陈朝云)・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