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
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一）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相对于200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较大波动而言，200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则要平稳得多（图1-1）。
2003年上半年，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承接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变动态势，均呈快速增长势头。
自2003年9月份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在监管当局的其他窗口指导下的政策影响下，第四季度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逐步下降，但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总量还是达到了84118.81亿元，同比增长了18.67%，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达到了219226.81亿元，同比增长20.03%。
这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最快的一年。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基本摆脱了自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扰，为2003年实现9.1%的GDP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局部经济过热的迹象日益昭显，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又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焦点之一。
图1-1 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及增长率（2002～2003年）2003年货币供应的流动性结构的起伏变动较大。
详见图1-2和图1-3。
上半年，M0/M2的比率不断下降，直到7月份以后，该比率才出现较为稳定的态势。
与M0/M2的变化不同，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之比在上半年经历下降之后，下半年则出现了上升之势。
显然，M1/M2比率的变化与2003年的物价水平波动基本一致，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仍然可以将M1/M2这种货币流动性的变动作为判断未来物价走势的一个重要监测指标。
但是，流通中现金M0与广义货币M2之比在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现象值得分析。
大致看来，通过银行卡来实现的交易占总交易的比重越来越高，银行承兑汇票的迅速发展，构成现钞支付比重逐步降低的两个主要原因。
这表明，在今后，M0的变化对物价、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图1-2 中国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0/M2）图1-3 中国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1/M2）（二）基础货币及其调控2003年底，基础货币供给总额为43798.52亿元，较年初第一季度的36102.64亿元增长了7695.88亿元。
200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论述评
史学理论方法史学理论方法仍是2003年学界关注的热点，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内史学工作者所认识。
《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学海》编辑部分别就“新世纪的中国史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学家”等议题组织笔谈，多视角探讨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史学理论方法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融汇、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见历史研究l、史学理论研究2、3、学海1)。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如何看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典，是当今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汪征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及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
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型、兼容性与张力。
在新世纪，唯物史观仍是人类的主流思潮之一(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2)。
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3)指出争论双方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所不同的是庞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注重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是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吸收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理论，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
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沈长云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同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最尖锐的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赋予唯物史观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范畴的东西当作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何晓明探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史学月刊8)，指出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
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
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
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
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
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着作和论文。
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着作。
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
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
” “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的论文报告一、引言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五、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一、引言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回顾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从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涵盖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
其中，经济增长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传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还探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变迁过程以及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是研究中国向现代工业化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其时间跨度从清末到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和军工企业。
此外，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还包括了工业化政策、工业部门的组织和管理、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多个方面。
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持续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太原铁路车辆厂、天津玻璃厂等。
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所产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自太史公作《货殖传》和《平准书》，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本世纪初由一批接受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但迄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学科基本上停留在资料收集整理和若干专题研究的阶段。
“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潜积力量。
在“文革”后的“科学的春天”，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也勃发出来，经济史一度被视为新时期整个史学发展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社科规划中的史学部分，均把有关经济史课题放在重要位置。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兴趣向文化史社会史转移，但经济史研究仍在发展。
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有所扩大。
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部分的研究力量；后者发展为现在的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和历史所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
一些地方的社科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也成立了经济史的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
老一辈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又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富于开拓精神的研究骨干。
在经济史研究者迫切要求加强联系和交流的情况下，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建立了经济史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
宏观经济 2003(doc)
目录上篇：行业分析提要 (1)基本分析 (1)下篇：行业分析说明 (2)I 2003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分析 (2)一、2003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简述 (2)二、2003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3)三、2004年中国经济分析预测 (4)II 2003年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综述与分析 (9)一、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综述 (9)二、轻重工业发展分析 (9)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分析 (9)四、机电产品生产快速增长 (10)五、能源生产分析 (10)六、工业产品进出口分析 (11)III 2003年全年工业经济效益情况及预测 (12)一、全年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12)二、生产资料效益分析 (15)三、工业行业效益分析 (17)IV 我国全年居民消费比较分析 (18)一、居民消费价格简述 (18)二、分地区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18)三、分类别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18)四、社会消费品零售分析 (20)V 我国前三季度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及分析 (22)一、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展望 (22)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24)VI 2003年上半年三大景气指数走势及分析 (27)一、国房景气指数 (27)二、消费者景气指数 (30)VII 2003年宏观经济发展十大事件 (32)行业预测与分析宏观经济今年我国经济有望增长8．5值将突破11总值预计数，而改在2004年1产总值10．2万亿元人民币为基数匡算，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
2003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以及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来之不易。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9％，创下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高纪录。
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6．7％。
通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到三季度，我国经济基本恢复到了非典疫情发生前的增长水平，同比增长9．1％。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一、引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文主要围绕着1986年至1995年这段时间内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综述展开讨论，旨在全面了解当时中国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二、五个标题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向经济学的方向转变，学科定位的确立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问题之一。
本文将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2.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级结构随着近代中国的不断变革，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阶级结构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宏观经济现象，并为我们制定当前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将围绕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级结构进行详细分析。
3.财政经济学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财政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将从财政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其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4.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围绕着这一话题详细分析，探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5.城市化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随着现代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
本文将围绕着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当时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五个案例1.《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的出版这本书是当时一部标志性的著作，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建立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明确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近代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多样性。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八）农业经营方式、结构、规模与城乡关系问题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局面。
29]因此，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热点。
新中国农业经济史方面的论着较多。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已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林业》、《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等书。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合编了《中国农村四十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林业部编辑了《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于1991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陈守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全国性的新中国农业史专着：林毅夫撰写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的《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则研究分析了1949年至1989年的农业积累问题。
陆学艺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记实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典型资料。
陈吉元等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区域农村经济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山东省农科院编写的《山东农业发展历程与新趋势》（山东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洪惠良等编写的《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省农村厅编写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河北省农调队编写的《河北农村四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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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中国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的基础学科，2003年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方面有以下特点：1．随着行政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改革提上日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肯定，本年度增加了对政府管理经济行为历史演变的研究。
2．伴随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十六大”以来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明确，对于社会保障、商业信用、就业与农民土地产权等社会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增加了关注。
3．对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历史作国际比较的成果增加。
4．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现实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
5．近现代经济史贯串研究多了起来。
部分研究单位已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史纳入了近代领域。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于2003年4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
与会学者就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企业管理、对外贸易、投资体制、劳动就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回顾与评价是其中的热点。
一、关于宏观经济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刘国光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关于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的学术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4)指出：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可划分为“一五”、“二五”、调整和“文革”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
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起了作用，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
武力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4)，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
董志凯论述了1953—80年我国计划管理的6个特点，指出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5)．赵梦涵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作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
卫兴华全面回顾和评析了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
吕书正对1956—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国际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认为，1956年中国虽然是一个低收人国家，但是起点水平并不很低，大体属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由于几经曲折和世界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升幅度比较小，大体上略高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赵德馨回顾了2800多年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在1842—2001年的160年间，中间经历40年(1937—1976)的W型衰退期。
其与1—5世纪商业长期衰退的原因根本不同，是人们的主观行为造成的。
1937—1949年是战争行为，1953—1976年是抑商行为，1953年开始的商业衰退与l世纪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开始的商业衰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和平、统一，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强大时期发生的。
麦迪逊关于1820—1992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绝对数有待商榷，但他的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秦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的论文《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中认为，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两个条件下，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俄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
纵向则与民国比较，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
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着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以往同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运用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
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中国的“五年计划”为主线回顾了经济发展历程，但史料发掘和分析尚感不足。
蔡防、林毅夫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研究(一)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匡家在对建国前后统一财经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统一财经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有其内在逻辑。
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
姚会元回顾了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3)，侧重于如何完成“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
迟爱萍研究了新中国第一笔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3)。
李占才回顾了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5)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公营与公营、私营与私营、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各区域之间、各企业内部、出口与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吴景平、张徐乐阐述了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年底约7个月中，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的情况(社会科学(沪)5)，认为其使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体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认识也不够充分。
赵学军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国内保险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从人民政府重建国营保险机构到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经历的三个阶段。
袁宝华回顾了1948—50年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中共党史资料3)。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业化鲁振祥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综述(党的文献4)指出，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问题最受关注的文献，应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
林蕴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4)，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的任务，使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
金冲及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两翼(一体两翼)，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说了新话。
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八个月就生下来了。
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
杨献珍秘书萧岛泉回顾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杨献珍认为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其后果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
武力评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党史研究与教学3)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选择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1)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工业化任务的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李幼斌认为(吉首大学学报3)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原因主要有：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实现积累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
王奇(当代中国史研究2)和孔寒冰(俄罗斯研究(沪)2002．4)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探索中国工业化的体制特征。
认为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
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引进国外技术的经历。
师吉金认为(党史研究资料2)，要使有数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52年的初步建立阶段，1953—56年的形成阶段。
周含华、曾长秋认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政治原因是对资改造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改造的主观动因。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曾康、周志强评论建国初期中共党内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党的文献1)指出，这场争论是具体道路选择上的不一致，原因在于对新民主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
从实践看，刘少奇的主张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农民的愿望。
罗平汉认为(史学月刊2002．11)，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在全国农村展开的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大辩论，是在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估计的前提下开展的。
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范晓春对1957年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再评价(党史研究资料4)认为，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
但是合作化高潮中逐渐偏离了正确方针，造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农民怕提富裕，以穷为荣，谈富色变。
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刘建平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认为，农业合作化既是以资本主义标签否定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又是打破尚在建构中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过程。
(四)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思索李付安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3)“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
这次探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滑向非理性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