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的方法论基础

评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的方法论基础摘要：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之所以能够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不在于它以某种“理想化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实的抽象，而是它在客观上吻合和反映了物质资本利益主导的社会经济现实，其中物的逻辑、数字的逻辑是支配性的逻辑，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论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与劳动者(或消费者)的行为逻辑并不一致，它在经济学中扮演的角色，井不像自然科学中对数学的应用那样是中立的、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3-023-06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居于主导地位。

工具理性建立在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二分法基础之上，强调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即采取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目的。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暗合于韦伯的工具理性，这表现为它把个体的决策模式，用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方式即约束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来表示。

理性人概念的精确形式化不仅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微观基础，而且从方法上讲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最终走向形式上的规范化、科学化道路中扮演丁关键的角色。

理性人概念既是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工具，同时也是经济学侵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武器。

很多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科斯等都认为，使得经济学区分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在于其研究的领域，而在于其研究的方法。

而实际上，一旦经济学家大胆地将理性人概念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法学、社会学，这些领域似乎都成为了经济学的“殖民地”，于是经济学的理性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一道都被传播到了更大的范围。

如同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中西方的价值理念常常被宣称是普适的一样，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碰撞与交流中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也被经济学家们宣称为是普适的。

虽然在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对此不是不存在抵制的力量，但总体而言，借着“理性人”的东风，经济学的理性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渗透似乎是大势所趋。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对现实中个体行为的高度抽象：一方面，现实中的个体行为模式，从总体上讲基本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但另一方面，现实中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个体完全像经济学中的理性人那样行事。

通常，高度的抽象对于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抽象掉了空气的阻力，波义耳一查尔斯定律抽象掉丁气体分子的体积，这都是理论研究中抽象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很少质疑他们的抽象是不对的，因为正是通过合理的抽象，人们才能够从对已知事物的规律认知逐步过渡到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合理的抽象?我们凭什么断定经济学中对于理性人概念的形式化处理，一定是对现实中的个体的合理的抽象呢?一、具体的理性与抽象的理性虽然抽象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必要的，但抽象的层次不同，同一个概念的表示方法也会非常地不同。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经济规律，而古典的以及新古典的经济学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规律，因此，在如何理解理性人概念，以及是否把理性人概念作为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问题上，两者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抽象地谈论人性，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个人，并认为整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先于个人决策。

因此在他们眼中个人理性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种视角试图在历史时间的长河中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试图在变化的整体社会经济背景下找出某种不变的因素。

这种考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更高的、更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规律，因此，在他们眼中没有不变的理性，而只有随着客观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理性。

这里，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就好比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当约束条件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时，个体的决策模式自然也会有所变化。

显然，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理性人概念是无法运用形式化的方法予以精确表达的，因为这中间涉及到开放系统中个体与整体之间最为复杂的因果转换关系。

相反，以研究特定社会经济现象为己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则只需要考虑：个体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并在此之上构筑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时代具有解释力的各种经济模型。

如果我们把那种考虑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的理性称为抽象的理性的话，那么，相对而言，那种仅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理性就可以认为是具体的理性。

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要把它从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似乎并不那么困难。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理论家应该被允许按照一种关于事实的‘理想化的’观点进行工作――也即人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一般的趋势，无视个别的细节，并根据‘好像’方法(‘as if’method)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建立一项能够说明这些‘理想化的’事实的假说，而不一定专注于概括事实或倾向历史的精确性或充分性。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理性人的理解或阐释正是由此而来的。

通过这种方式提炼出来的理性人概念本质上也是一种抽象，只不过此时抽象的程度实在太低，与社会现实离得太近，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的这一性质。

同时，也正由于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过于直接的关联性，人们也容易忽视对其科学性的进一步追问。

稍加修饰后的理论性概念由于给人感觉直接源于生活，因此，它的正确性似乎是毋庸质疑的。

不过，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所运用的理性人概念作为一种服务于其理论建构而抽象出来的产物，它的科学性或正确性并不是可以通过简单地诉诸于社会现实就可以保证的；只有当它恰好与一定的社会生产结构相吻合时，它才有资格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石，支撑起整个理论的大厦。

二、工具理性与经济学中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工具理性”最早是由马克斯?韦伯引出并由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总结出来的。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理性化的劳动和生产组织”。

后来雷蒙?阿隆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对利润的追求和合理的纪律这两者的结合”。

韦伯又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理想类型。

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

韦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概念进行的解剖，而我们的研究是要表明，工具理性与经济学中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完全相通，它们都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是最为基本的两大类生产资料；资本家和劳动者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人格化化身，他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切矛盾的症结点。

目前主流经济学中使用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严格地讲是与资本家的行为模式相吻合，而并不那么与劳动者的行为模式相吻合。

具体而言，资本家作为资本利益的人格化代表，他对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或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是由工业经济时代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物质资本在生产中的主导性地位所决定的。

换句话说，资本家的理性决策(体现于对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或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质上是由工业经济生产模式下物质资本的增殖要求所决定的。

虽然资本家也是人，他也具有最大化物质利益以外的其他需求。

但应当看到，他之所以还能够被认为是资本家，就在于他做到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意味着。

他有效地保障丫资本的利益，使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不断地增殖。

如果他的行为模式不是建立在理性的成本一收益算计的基础上，不是致力于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

从这个角度讲，与资本家作为自然人的其他方面特征相比，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因此把它作为对资本家行为模式的抽象也就是合理的。

同时，由于资本家的成本收益算计，着眼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是工业经济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微观机制。

因此，把资本家的理性决策模式作为建构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上图用简单的脉络表示出了与工具理性以及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所对应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

简单地讲，在物质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物质资本的逻辑是支配性的，它的逻辑就是物的逻辑、数字的逻辑，也就是增殖的逻辑或最大化的逻辑。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批判那种不问条件地使用算计理性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时也指出，数字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只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

可以说，没有以物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条件，就没有所谓的数目字管理；没有数目字管理，也就不可能有工具理性的主宰；而作为现代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无非是这一切社会现实最直接的反映。

三、生产者的理性与消费者的理性如果说资本家的理性决策模式完全适合于用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来加以表达，那么，类似的理性人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劳动者的决策模式呢?由于在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表现的，因此，为了与之适应，我们这里用企业来代替资本，用消费者来代替劳动者。

在西方经济学中，形式化的理性人的概念是不加分别地既适用生产者也适用于消费者的。

这表现在，从形式上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的决策都被表示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是在既定的要素价格水平上决定各种要素的投入比例，而消费者则是在既定的消费品价格水平上决定各种商品应该消费多少。

这种做法有一个表面上看很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使得所有微观个体的决策都有了共同的形式化基础，使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所有的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记住不同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告诉他们的这个“事实”或接近于事实的假定(hypothesis)：经济学中的个体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决策总是可以表示为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

但是，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只是为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事物强行地套上了一个相似的外壳。

而一旦抛开这层人为套上的外壳就会发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由工具理性所支配，适用于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而后者则不是简单的工具理性所能支配的，相应地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也并不适合。

具体而言，生产者的理性决策模式的关键，在于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

这里的利润最大化可以通过一个客观的数字大小来表示，而消费者的所谓效用最大化却根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客观的数字来衡量。

现实中到底消费者是否遵循了效用最大化模式也是一个根本无法实证检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