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农业的增长与发展问题

周杰农业，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古老的基本产业。延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农业的发展状况，常常被认为与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密切关系。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至今依然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感到困扰，很多经济学家都曾为研究这个问题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一般的看法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这样一个界线，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达到可以用较少的农业劳动者从事生产，就能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农产品，不仅充分满足国内全社会粮食消费之外的需求，还可以大批出口国外。这就是除满足生产者自身消费的之外所谓“剩余农产品”问题，人们总是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条件和标志。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把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把这种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称之为“现代农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则仍然处于这个发展界线之下，甚至仍然沿袭着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仅大量人口被滞留在农业领域从事着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简单劳动，而且向社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还十分有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传统农业”。

对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划分，本来是以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技术手段应用的水平、程度和范围来确定的。凡是大量应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有较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其他高技术配套产业的密切配合，这就是现代农业；如果继续使用常规的生产技术手段，主要还是人畜耕作、人工收种、人背马驮、靠天吃饭等，则是传统农业。有时，虽部分采用了一些现代技术或实用技术，包括使用一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药等，但它并未使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局面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很有限，大量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还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那就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显然，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都曾有农业方面进

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在土地制度、生产组织、农机推广、土壤改良、水利建设、籽种培育，以及化肥农药、耕作技术、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开展过大量的工作。这些努力也都分别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对于实现从传统农业转变到现代农业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有些方面是成功的，而大多数的努力除了使农业产量有一定的变化外，并没有对整个进程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借用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划分的提法，舍弃它在“发展”与“增长”概念中某些特定含义和因果关系的定论，也把上述情况比喻为农业发展与农业增长问题：凡是能够实现使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我们就称之为“农业发展”；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仅只是引起农业生产某些方面局部变化的，就只属于“农业增长”。当然，农业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农业发展必然也会反映出增长的效果，但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却常常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尽管农业生产已经有很大变化，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却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上没有走出困境。

在中国，伴随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产品价格的改革，购销体制的变化，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农村市场的扩张，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迅速调动起来，从而使中国的农业生产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中国农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本身，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也提示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来探讨农业的发展与增长问题，中国的经验显然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作为一个耕地资料紧缺的人口大国，要解决农业问题本来就已十分困难，而且它还一度面临耕地减少的趋势，使问题更为严峻。1992年全国耕地面积比1957年下降14.5%，而同其全国人口则增长了81.2%，人均占有耕地也从2.6%亩下降到1.2亩。面对这种情况，全国人民硬是通过各种努力，还是使粮食生产获得了逐步增长，特别是农村改革后，更使局面有了可喜的变化。从1957年到1992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1.71%，而粮食产量年平均递增2.4%，其中，从1979年实行改革后的14年，粮食的年增长幅度达到2.7%，尤其是前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已高达5%，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使全国总产量增长了三分之一，从3亿吨的水平一下就跃上了4亿吨的台阶。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糖料、猪牛羊肉、水果等，也都增长了一倍

以上。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自己的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应当看到，中国农业虽然取得了这些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说，特别是以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在广农村所从事的生产来说，它仍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耕作方式，人力畜力使用还比较普遍，在极端情况下，少数地区甚至还存在烧荒、撂荒、轮歇等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农业机构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很多地区的应用虽然是有效的，但它在农业中的进入范围和作用程度，还远未达到根本扭转劳动生产率低下状态的目标。即使是实行农村改革后，所通行的仍然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也没有跳出传统农业方式的范畴。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出现的增长，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还是传统农业方式下的增长行为，虽然要实现这种半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它还是证实了，这一种成为落后的传统农业方式与有效的生产增长如此成功地连结起来，甚至达到大体适应这个人口大国需求的程度，在客观上是可能的。它说明，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同样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增长潜力。可是，这种增长有限度吗?要在有限的耕地上保持粮食的增长，这肯定与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关，但单产提高的潜力会有多大呢，这种增产势头的前景将会如何呢?有的人根据农村改革后出现的新局面，认为这些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是源自于过去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在改革政策作用下的释放效应，因而表示担心，在这种生产力释放效应完毕之后，中国农业还会增长吗?也有人根据如此悬殊的耕地与人口比例，早就断言中国的农业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个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四十多年来，中国曾出现过几次粮食增长的高峰：五十年代初，在连续九年增长的基础上，1958年粮食产量首次跨上2亿吨台阶；七十年代后期，在连续两年分别以2200和2700万吨的数量增长后，于1979年又跨过了3亿吨台阶，达到3.3亿吨的水平；到八十年代初，又在连续三年以每年2000-3000多万吨数量增长后，于1984年再度跨上4亿吨台阶，达到4.07亿吨的水平；之后是1990年，又是在连续每年以1300和3000万吨的速度增长后，达到了4.46亿吨的高峰。以上几次产量高峰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

高峰出现的年限逐步缩短，从2亿吨到3亿吨用了20年，从3亿吨到4亿吨只用了6年。而且，后三次高峰都是在实行农村改革之后，它与中国农业正在出现的深刻变化有关；二是每次高峰之前都有连续几年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社会具有很强的增长渴求；三是每次达到增长高峰后，紧接着在第二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产量下跌。第一次下跌15%，第二次下跌3.5%，第三次下跌6.9%，第四次下跌2.5%。每次下跌产量都在一千万至三千万吨，且都要经过若干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产量水平。第一次用了八年的时间才恢复，第二次是用了三年，第三次用了五年，第四年已经过了两年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四是在后两次达到高峰后，立刻就产生了遍及全国范围的农民卖粮难问题，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仓库胀满、粮食积压、无处调运，以及粮价跌落的情况，接着就是第二年的产量猛跌。

上述增长与下跌的情况，很难说成是由人们主观上的高明或失误所致，因而也有人想把这种波动归咎于自然因素，认为是气候周期或自然灾害引起了这种变化。可是，前后几次同峰的周期性并不明显，特别是后面几次的变化，也并没有出现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而且，在人类抗灾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因而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度，竟然可以在绝大多数地区同步出现粮食的增长和下跌，这恐怕仅用自然因素变化的原因是很难作出解释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农业也可以实现粮食的增长，哪怕耕地下降也没有挡住这种增长。现在我们又看到，这种增长在达到某种限度时，总会遭遇到一种强制的的力量使它又回落下来，这种回落也是难以阻挡的，从而使人们期望着要走出困境的持续增长又中断了。它向我们说明，这种增长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是有限度的。只要是在这个限度范围内，所有的增长手段，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政策调整或资金投入，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可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这些手段措施的效用也会象粮食产量的增长一样，受到强烈的遏制，很难再照常施展威力。为此，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