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

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摘要]继承古代译论不是对古代译论原样照搬，而是要首先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使其真正融入到中国当代译学的话语系统中。

现代阐释的目的在于实现对古代译论的创造性继承。

[关键词]古代译论；现代阐释；创造性继承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以下简称古代译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然而，古代译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却长期处于尘封状态，湮没在故纸堆中。

如何使古代译论走出博物馆，参与到中国译学建设的现实中来，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代译论的话语表述方式与理论内涵和当代译学已经严重脱节，要实现对古代译论的继承与创新，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

笔者将对古代译论现代阐释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希望可以对中国译学建设有所启发。

一、中国古代译论的定位在对古代译论现代阐释进行正式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古代译论”这一概念作出简明的界定。

古代译论是传统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以前所出现的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的总称。

古代译论与近代译论和现代译论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基本未受西方译学传统的浸染，始终保持着浓厚而纯粹的国学味道。

古代译论深受中国古代文学、哲学的影响，其主要的理论范畴多是由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范畴转化而来，因而，古代译论有着浓重的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有上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佛经翻译理论构成了古代译论的主体。

为了使佛学教义在中国尽快地得到传播和接受，佛经译者在佛经翻译中融入了大量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和术语，在客观上促进了儒、道、释思想的融合，而这又反过来对佛经的翻译方法与佛经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古代译论中反映出来。

要建设既有中国民族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当代译学体系，就必须首先增强中国译学的文化底蕴，而在这方面，古代译论的参与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翻译家由于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构意识，所发表的译论都是基于直接经验的随感式、评点式和内省式的学术散文和序跋小品，而不是以体系建构为己任，以分析论证和抽象思辨为方法的学术论文和理论著作。

然而，这些散见于“序”、“跋”、“例言”甚至“注疏”中的“片段思想”中却充满真知灼见，是值得不断挖掘的理论宝藏。

钱钟书就非常重视对不成体系的“片段思想”的发掘研究。

“正是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非常关注那些以分散形态呈现的事件话语，在某种分散的话语空间展开研究。

怎样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怎样在翻译研究中既继承优良传统，又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这些都是中国译学界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二、现代阐释是创造性继承古代译论的前提对古代译论的继承过程实际上也是古代译论与当代译论的对话与交流过程。

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对话与交流才可以达到互通有无、相生互补的目的。

由于语言文化环境的巨大变迁，古代译论与当代译论在话语表述方式和理论内涵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古代译论的继承与创新才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差异也成为横亘在古代译论与当代语境之间的一道鸿沟，要实现古代译论资源的有效利用，就必须首先跨越这道鸿沟。

对古代译论进行现代阐释就是跨越这道鸿沟的一条有效途径。

现代阐释在古代译论与当代译论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尘封已久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在当代语境中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换言之，现代阐释的意义就在于激活古代译论的内在生命力，为其找到现实的生长点，实现其当代价值。

阐释学是兴起于德、法两国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欧美各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传播。

时空差距所导致的文本意义与理解者所理解意义的差异是阐释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当代阐释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创造性、主体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它永远不可能硬结成一个客观尺度，而是处于不断变化、运动和更新中，处于积极主动的创造之中。

古代译论凝结在历史文本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只有用当代的视点对其加以创造性的阐释，才能使其不断获取新的生命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中指出：“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的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

”钱先生这句话正好为古代译论现代阐释这一命题提供了学理依据。

阐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阐释“文本”的哲学，是一种“关于与文本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

对古代译论加以现代阐释，也就是以现代学理来解读古代译论文本，消除时空差距所造成的当代理解者与古代译论文本之间的陌生性和疏远性，将古代译论纳入到当代译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中。

德里达认为，文本是一个永远超出自身的意义索取过程，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无穷的。

文本意义是在文本和解读的双向运动中产生的，文本被投放到不同的背景中，由不同的读者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会生成不同的意义，所以文本意义随着阅读背景和阅读方式的不同而不断变异，处在一种播撒状态中。

现代阐释不是简单地将古代译论所用的文言文“翻译”为现代汉语，也不是仅仅赋予古代译论以现代内涵，而是深挖古代译论的内在生命力，结合社会现实明确其当代价值，进而推陈出新，达到对古代译论的突破和发展。

三、现代阐释的三大环节古代译论现代阐释的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梳理清楚古代译论的本来面目，对其“过去怎样”加以还原；第二，立足当代人文现实，明确其当代价值，对其“现在怎样”作出准确定位；第三，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完善发展古代译论，对其“未来怎样”加以探索。

这就要求古代译论现代阐释要有历史意识、现实意识、未来意识和世界意识，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将古代译论真正融入到当代译学体系中，使古代译论获得新生，也为当代译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与这三个层面相对应，古代译论的现代阐释大体上应包括“还原一重新语境化—创新”三大环节。

1．古代译论的还原所谓“还原”，即是恢复古代译论的本来面目，使其内在意蕴显现出来。

当然，这种“还原”并不是对古代译论文本“绝对本真意义”的追求，而是紧紧围绕文本的原结构，借助丰富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古代译论文本与其共时文本的互文关系以及文本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就是“再现”古代译论文本的意义网络，在此基础上对文本中语言符号的“踪迹”进行积极的追溯。

对于古代译论文本而言，“作者已死”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客观事实，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随意使用作者的“签名”，将自己的理论见解植入到古人的概念形式中。

“还原”既是现代阐释的必要基础，也是对古人研究成果的尊重，离开了必要的“还原”，现代阐释也就成了假借古人之名而对今人的欺骗。

传统阐释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借助于阐释者的语言知识和历史知识，尽可能客观地恢复文本的原意。

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但对于古代译论的“还原”解读却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适用性。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一直都非常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传统的训诂和考据之学就是最好的例子。

古代译论的术语范畴大多是从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论演变而来，而且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其理论内涵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

通过训诂与考据，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古代译论文本的误读，还有助于梳理清楚古代译论范畴的发展脉络以及与相关学科的渊源关系。

“还原”需要对浩繁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发掘与整合，需要阐释者对相关文献资料融会贯通，因而，它不是对古代译论文本单纯的语言解读，而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2．古代译论的重新语境化所谓“重新语境化”，即是将古代译论的合理内核提取出来，根据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其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

“还原”所关注的主要是古代译论中共通性、普遍性的东西，目的在于彰显其合理内核；而“重新语境化”则旨在重新赋予古代译论以具体性和特殊性，为其在当代译学建设中的角色作出准确定位。

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话语，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话语。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其研究对象、价值取向和适用范围必然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当它被移植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就必须被重新语境化，否则就会因与社会现实脱节而出现种种不适，甚至被彻底淘汰。

翻译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其话语与实践必须根据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适时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重新语境化”意味着古代译论对现实语境的主动适应。

古代译论要想参与到现实语境的理论言说中，成为“活”的话语，就必须适应现实语境的要求，在与现实语境的良性互动中不断超越自身。

这就要求现代阐释对古代译论与现实语境都要保持审视批判和理性反思的态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找出古代译论的生存要求与现实语境所提供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契合点和最佳结合方式。

3．古代译论的创新如前所述，现代阐释是对古代译论的创造性继承，其最终目的在于突破古代译论的积淀，在现实的运用和理性的批判中达到对古代译论的扬弃和发展。

阐释是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或推翻过去的理解的过程。

德里达认为，对于传统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全盘替换，唯一可行的只能是既继承又革新。

真正的继承是发展中的继承，现代阐释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古代译论的“现代化”，也不是对古代译论的单纯汲取利用，而是对古代泽论持续地“语境化”，使其不仅成为中国译学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其自身也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最终成为一股生生不息、浩浩荡荡的“活水”。

批判是古代译论创新的有力武器。

事物的发展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古代译论的现代阐释本身就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还原”、“重新语境化”与“创新”都包含着对古代译论的扬弃。

要实现古代译论在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也就是创新，就必须首先对古代译论加以“否定”。

“否定”意味着对古代译论的批判，批判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哲学层面上的批判和实践层面上的批判。

前者强调对古代译论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保持审视批判和理性反思的姿态；后者强调以现实问题来暴露古代译论的局限。

“肯定”也就是“否定之否定”，创新也是古代译论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因而批判始终是古代译论不断发展的有效手段。

四、现代阐释的误区、难点与主体条件准备古代译论的现代阐释正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现代阐释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种种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为现代阐释就是将古代译论“翻译”成现代汉语：现代阐释旨在完成古代译论向当代译论的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翻译”只是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纯粹语言形式的转换。

2．认为现代阐释就是“全盘西化”：这种阐释观将西方译论预设为普适的理论典范，而所谓的“现代阐释”也只能是以古代译论来比附和论证西方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