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及乐器资源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及乐器资源【摘要】云南民族音乐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

云南民族音乐的发展，和整个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样，自两千多年前庄跤入滇以来，即和中原音乐文化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

少数民族的先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自创造了本民族别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多种多样的民族乐器，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富有特色的器乐演奏形式及大量优秀的器乐曲。

【关键词】云南民族音乐文化；云南民族乐器一、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云南，曾被誉为“歌舞之乡”、“音乐的海洋”，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座“民族音乐艺术宝库”。

的确，长期生息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年复一年，世代相传，为我们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民族音乐。

特别是唐代南诏时期，“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大量吸收内地汉族文化，对云南民族文化、民族音乐的发展，无疑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以来，大量内地汉族移民入滇，给云南民族音乐的发展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对地方戏曲音乐的发展影响极大。

如花灯音乐中不仅有许多曲调来自内地，而明、清小曲则更是花灯唱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等三大类唱腔，即分别源自秦腔、徽调和汉调。

至今遍及云南各地的“洞经”音乐①，据初步考证，约于明嘉靖年间从四川传入。

云南民族音乐其包括民歌、民族器乐、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五大类。

其中，除汉、白、傣、壮等民族有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外，在各族人民文化生活中，民间歌唱、民间器乐演奏和民间歌舞活动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②。

美丽神奇的彩云之南，是多民族文化产生的摇篮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形成了云南独特丰厚，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民族文化，为世界保存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罕见的民族文化大观园。

作为其中瑰宝之一的民族音乐文化，更是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变化丰富、影响深远。

早在3200多年前的殷商中晚期至周初，云南铜鼓、编钟、铜葫芦笙斗等就揭开了云南民族音乐艺术灿烂的历史篇章。

昆明彝族子君人至今仍在吹奏的陶制乐器“阿乌”、富民出土的土洞箫，与周代埙类乐器十分相似；考古发掘出土的楚雄铜鼓、羊角钮钟、江川曲管葫芦笙、祥云葫芦箫、编钟，均为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中原乐器；呈贡发掘的东汉梁堆墓内的抚琴和吹箫陶俑，昭通出土的歌舞画像砖等，展示了汉代云南各民族丰富的音乐艺术。

文献记载中，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记汉皇宝宫廷宴乐中的“巅歌”与汉乐府中表演滇歌的“诸族乐人”相互印证；《后汉书》载有明帝时代的《哀牢行者歌》、《白狼歌》；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西南夷掸国献乐及幻人到洛阳演出，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尝抚琴，滇人乃著《琴经》。

到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王异牟寻派大型歌舞团赴长安献演《夷中歌曲》，乐队人数达212人、乐器计30多种，以其宏大气势、丰富多彩而轰动京城，此即著名的“南诏奉圣乐”，此后唐乐部中增加了“南诏部”，丰富了中原文化。

随后，云南乐曲《弥臣乐》、《菩萨蛮》、《天南滇越俗歌》、《高黎贡山谣》等传入中原。

宋代，云南各民族民间歌谣十分活跃，民俗节日期间游演普遍。

元明时期，音乐活动已十分兴盛，云南已出现大批职业歌手乐手，中原音乐大量传入并与当地民族音乐融合，“洞经音乐”表演十分活跃。

清代至民国200年间，中原各种戏曲声腔进一步传入，滇剧、花灯、傩戏及白、壮、傣等少数民族戏曲应运而生，各种地方民族乐器与歌、乐一道进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五四”运动后，云南新音乐活动兴起。

上世纪20年代，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书记王德三亲自教唱《国际歌》并用花灯调谱写革命歌曲。

30年代，人民音乐家聂耳汲取云南民族音乐养分，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及《金蛇狂舞》等30多首革命歌曲和器乐曲，为中国革命新音乐开拓了道路。

抗日、民主斗争中，云南音乐歌咏活动不断发展，抗日救亡歌曲在城市乡村广为传唱，音乐家李凌和冼星海、安娥等参与了云南音乐创作演唱活动，近百支各行业歌咏队在昆明开展活动声援爱国民主运动，用欢乐的歌声迎来了云南的解放。

云南民族音乐不仅资源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多彩多姿。

26个民族的民歌中都有叙事歌、山歌、小调、情歌、儿歌、劳动歌、舞蹈歌、风俗歌，总数在2万首以上；200多种器乐中，巴乌、葫芦丝、吐良、俄比、月琴、达比亚、弓笛等民族乐器在全国乐坛有较大影响；大量的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宗教音乐、民俗礼仪音乐等，使云南民族音乐博大精深，异彩纷呈。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音乐创作演出空前活跃，全省创作新歌近2000首，演出大型音乐会1500多台。

从1988年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到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大地浪漫曲》的极大成功，从纳西古乐出访欧洲、傈僳族多声部合唱声震首都、云南洞经音乐跻身国际音乐节到大型民族歌舞集《云南映象》蜚声海内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明珠的云南民族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在新的世纪与日俱增，正在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可以相信，在诞生孕育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彩云之南，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将伴随着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呈现更加喜人的图景，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朋友欣喜地走进神奇的云南，畅游于妙曼的民族音乐的海洋。

二、云南少数民族乐器资源云南少数民族器乐，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

这可追朔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大约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就已使用铜鼓了。

一九七五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中发掘出的铜鼓，经测定，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铜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年代约为西汉晚期，反映了古代滇族奴隶主贵族杀人祭铜柱的一次重大典礼。

贮贝器上铸有“男子双手各执一槌敲击铜鼓和镦于的形象”；铸有两个巨大的铜鼓，估计鼓高约240公分，胴部直径约260公分。

晋代裴渊在《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

”如果我们以唐代一尺相近于现在的24.8公分换算，这两个巨大的铜鼓确已“面阔丈余”。

③吹奏乐器葫芦笙，很早以前就流行于云南的少数民族中。

一九七二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24号墓出土青铜葫芦笙两件，笙管均已朽无存，从笙斗前面的插音管孔数可知为五管、七管葫芦笙。

吹斗管端铸一圆雕立牛，造型精致，栩栩如生。

顶口封闭，吹口设在吹管背侧。

据放射性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625年±105年。

此外，还在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等处，发掘出土了铜葫芦笙斗。

唐代樊绰《蛮书》载南诏“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

”，《新唐书·南诏传》在描写南诏宴饮场面时写道“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酒”。

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自创造了本民族别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多种多样的民族乐器，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富有特色的器乐演奏形式及大量优秀的器乐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云南少数民族器乐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目前，民间乐队开展较好的有红河县的垤施、洛勐的彝族乐队，路南县跃宝山的撒尼乐队，陇川县章凤区的景颇族“文崩木宽”乐队，丽江县大研镇的纳西古乐队，大理白族的“谈经会”乐队等。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云南民族民间器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需抓紧时间，深入开展，不然，有的民间老艺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人在艺留，人死艺亡”，我们的损失就将大矣！“一个民间艺人，就是一个小的博物馆。

”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权威部门初步普查，云南的少数民族乐器约有一百八十种，其中，吹管乐器约占二分之一，打击乐器约占四分之一，余下的便是弹弦和拉弦乐器。

吹奏乐器，大部分是竹制，仅有少量的是木制、角制或稻麦秆制及姜叶卷制而成的季节性管乐器。

它们一般都是色彩鲜明、声音响亮，多数能演奏流畅的旋律。

依其构造的不同，大体可分为：簧管乐器、带哨的管乐器、无簧哨的管乐器、其它④。

弹奏乐器（包括击弦乐器），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节奏感较强。

如秦琴、赛琴、省、葫芦、迪克、穆、小三弦、龙头大三弦、彝族大三弦、、四弦（月琴）、其奔、达比亚、色古都、纳西琵琶、牛腿琴、马腿琴（胆）等；击弦乐器有：布领（竹弦琴）、麦甫（罢）等；拉奏乐器：擅长于演奏抒情如歌的旋律，音色柔和。

如哦、光、叨、多罗、勒胡、嘿嘿（核核）、洁资、迪思、弦子、马骨胡、葫芦胡、土胡、士争、黑等；打击乐器，色彩丰富，大小体积悬殊较大。

可细分为下面几类：1.定音类打击乐器：硭琴、编硭、嘎腊撒（崩当）、十面锣、蹈道、七柯、竹琴、光钟（套鼓）等；2.不定音类打击乐器：①鼓类：如象脚鼓、光弄、光兵、光叨姆（小鼓）、木鼓、司通、竹鼓，鱼鼓、扁鼓、格楞当（水鼓）、博兰鼓、热巴安等；②锣类：硭锣；韵板、南锣、大锣、小锣、小等；③钹类：傣钹、大钹、小钹、碗铃等；④其它：如竹筒、响巴、金钱棍，木鱼、羊皮块等。

以上所列，只是个概况，分类也只是按其形制与性能作粗浅地划分，具体到每件乐器，因民族地区及音孔、大小形状等稍有不同，而同种乐器多名的情况较为普遍。

注释：①“洞经音乐”是云南省特有的一个地方民间音乐品种，是以民俗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民间音乐艺术活动。

②云南跨境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是少数民族地区土生土长的艺术，其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缩影与写照，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色彩，映射出当地少数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

③引自《民族音乐》853期第21页。

④出自：《种类繁多的云南少数民族乐器》http：///yngxy/blog/item/80203824266d4c28d40742c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