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趣闻轶事

与图书馆结缘的“挖煤工”郭沫若
郭沫若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无烟煤》，最后几句是：“沫若哟！你要往哪儿去哟？”我悄声地对她说道：“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哟！”这首诗是源于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的一句名言：“轮船要烧煤，我的脑子中每天至少要装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

”旅日生活中，郭沫若为了做学问，频频光顾图书馆，据说还为此暴露了身份，被日本警察关了几天监狱。

后来，他开始做甲骨文研究，为了看到珍贵加固，他还充当过一段时间的图书馆义务清洁员。

就这样，他陆续完成了很多著作。

后来，郭沫若还曾为《图书馆学通讯》作诗一首——图书本是新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

客观事汇凭登录，遗产菁英赖蓄储。

归类别门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余除。

稻田亩产千斤黍，此与农耕并不殊。

（徐铁猊.名人与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5—18页）
旅游各国喜欢参观图书馆的康有为
康有为被认为是近代图书馆开拓和奠基的第一人，旅游中他最喜欢参观的就是图书馆。

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

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

”他成为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一方面得益于家中藏书数万卷的澹如楼，另一方面是走遍世界去学习各国文化。

在游览中，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图书馆规模宏大，藏收丰富，功能齐全，是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更深化了对建立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重要性的认识。

1893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他第一个与众不同的举措，就是建立一个供全体学生公共使用的“书藏”，即学校图书馆。

这种书藏就是康有为认为的向近代图书馆转型期的图书馆形式。

（陈燮君，盛巽昌主编.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8页）
清华图书馆孕育出《雷雨》
曹禺在1930年转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雷雨》这部伟大作品就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

曹禺是1933年的应届毕业生，由于时局险恶，学校决定免除毕业生的期终考试，提前放暑假。

曹禺和比他小两届的女友郑秀都没有回南京。

两个人整天在图书馆的西文阅览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段，在固定的座位上相对而坐，分别做自己的事。

曹禺埋头创作《雷雨》，郑秀则用公正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

二人也从相识到相知，坠入热恋之中。

就在当年的深秋，《雷雨》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诞生了。

曹禺回忆这段时光时说，“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第142页）
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江青
江青十五岁的时候考入济南实验剧院，师从赵泰侔等学习戏剧表演，后来随赵泰侔到青岛，在图书馆里当管理员，当时的馆长是梁实秋。

江青一边在图书馆工作，一边旁听大学课程。

江青曾对《红都女皇》的作者维特克说起这段生活：“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
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树在全班第一……”毛泽东与江青竟都有图书管理员的经历，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徐铁猊.名人与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在阅览室里看书便欢喜得不得了的冯玉祥
冯玉祥最早接触图书馆是在天津兵营充哨长的时候。

据他回忆，那是在1905年春。

一天，他在天津河北大街行走，猛然发现公园大门边挂有“图书馆”牌子，觉得有些诧异，就进去了。

那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图书馆，但是在那时已经算是非常新颖的了。

在图书馆里，墙上张贴着地图、画片，书架上放着报纸、杂志和书籍。

“整整齐齐，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冯玉祥后来神往那时的意境，说道，“我头一次见到这些愿意看的东西，真有那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

看了这，又想看那；翻了这又想翻那。

再看了看墙上贴的规则，知道还可以把里面摆着的书借出来，在阅览室里看，我更欢喜得不得了”。

他按照“规则”，借出了十六大本，“真把我吓了一跳”。

（陈燮君，盛巽昌主编.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81—82页）
季羡林如离不开吃饭般离不开图书馆
季羡林先生曾说：“我一生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少离开图书馆，就如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经常而且必须。

”求学时期，他常常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藏书，留下了美好的大学生活回忆，“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我一想到清华图书馆，就有一种温馨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图书馆”。

季老对当时清华图书馆馆员的素质印象深刻，“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他常与富含学识的图书馆员交流学习，与图书馆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在季老回国到北大工作时还曾大厅毕老馆员的消息，对二人最终未能见面“抱憾终身”。

（旷天全.季羡林与图书馆[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年10月,第10期.）
梁启超全家对图书馆作出巨大贡献
梁启超先生一生中，不仅担任过松坡图书馆馆长，还担任过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建设，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荐书。

去世以后，他的后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等遵其遗嘱，将“饮冰室”全部藏书捐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永久寄存，以供众览。

他的全部手稿也在1954年由子女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此外，他的次女梁思庄也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曾经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供职，还担任过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徐铁猊.名人与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太史公”吴晗在图书馆
图书馆是吴晗的治学源泉，他从图书馆走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学研究之路。

他曾说，图书馆的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

在清华大学，他是工读生，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一小时，拿两毛钱，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似的，他说话走路都特别的快。

吴晗读史甚勤，同学们就给他一个“太史公”的诨号，又因为他只知道埋头读书，从不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也不注意衣着，所以又被谑称为“腐儒”。

吴晗自己却并不介意，为此解嘲说：“司马迁在《史记》里还称汉代名臣随何为‘腐儒’呢！”（陈燮君，盛巽昌主编.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92—193页）
大英图书馆也许并无“马克思的足印”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克思的足印”的故事——据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双脚经常情不自禁地来回摩擦，日复一日，竟把坚硬的水泥地磨出了坑，形成了两道足印。

不过有人考证过，一位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回答：“当年室友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学者经常来这里查阅资料，但座位是不固定的。

来这里读书的人不可随意发出声音。

即使不自觉地发出了声响，时间一长，管理员也会干预的”。

不过，足印有否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

（徐铁猊.名人与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受诸多学者关怀的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是解放前的一个小型私营出版社，但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大革命时期，这里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和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

诸多学者在亚东图书馆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就有人说，胡适是亚东的柱石，陈独秀是亚东的灵魂，章士钊是亚东的靠山。

虽然章士钊反对文学革命，而亚东的出版方向正和章士钊的文学观点相背离，但是这并不妨碍章士钊对亚东的大力支持。

这里可见章士钊（王余光，吴永贵.学者文人与亚东图书馆[J].新闻出版交流,2000年,第3期.）的为人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