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代的祭礼大变革_赵克生
2001年明史研究综述_赵克生
2001年明史研究综述赵克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0102) 新纪元伊始,明史研究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呈现新的繁荣。
2001年主要的学术会议有:1.庆祝香港大学创校90周年明清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4月28—29日,香港)。
大陆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第一档案馆等单位,提交的论文多半为研究明代政治史和明代史学史。
2.第九届明史国际研讨会(2001年8月23—30日,福建武夷山)。
两岸三地、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明史学者200余人,济济一堂,就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及其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议期间还改选了明史理事会。
此外,2001年5月福建石狮市永宁镇主办了“永宁古城学术讨论会”。
2001年5月22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举办了“纪念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
明史专著的数量大致与去年相当,新人新著较去年增多。
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次对云南妇女生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力于云南各族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和年节娱乐,从婚恋、生死观的巨大变化,揭示明清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
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指出,明代统治的276年间西藏地区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于明朝能审时度势、推行积极的治藏政策、打破元代萨迦派及其政权独享的格局,从而为各种势力、各个教派的竞相发展提供了机会。
本书对造成这一辉煌局面的内、外因素作了深入分析。
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对明代中期的重要人物胡宗宪作了系统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他为治一方、抗击倭寇、稳定东南海疆的历史功绩。
同时不掩他党同严嵩、赵文华,打击异己、贪污军饷的政治污点。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对明代出版体制、图书编辑、印刷等作了脉络清晰的评述,同时关注了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仍是学术热点。
盛祀河神：明清黄河下游开封民间信仰的变迁
盛祀河神：明清黄河下游开封民间信仰的变迁作者：吴小伦来源：《寻根》2021年第04期祀神是要事，在明清两代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明仁宗曾在《郊祀覃恩诏》中说：祀典神，皆为保庇生民，有司奉祭，务在诚敬，不许亵慢。
明人韩邦奇《重修城隍庙记》一文中，则直言“事神”是与“治民”相埒的重要地方政务，“夫有司之职，治民、事神二者而已”。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决溢改道频发，开封罹灾尤重，除城体多次圮坏等直接性损伤外，泥沙沉淀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再次受灾的不确定性所诱发的心理恐慌则是更为深远和持久的消极影响。
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钱学伦的《语新》曾言，每年七八月间，“（开封城）土人惧水来淹，昼夜彷徨，苦于土著，莫可如何，游斯土者，及期亦恒以为恐”。
在此境况下，居民为祈求黄河安澜，寻觅生活平顺，在坚守部分传统主流信仰的基础上，先后把弥漫性的多神信仰转向黄河诸神的群体性与持续性信仰，客观上引发了城内祀神风俗的变动。
目前，学界已对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民间信仰取得了有建树性的研究成果，但集中于某一具体城市或乡村的精深性讨论的成果尚未睹见，笔者试以开封为例进行述论。
城内旧有神灵及其变动依据李濂《汴京遗迹志》，康熙《开封府志》及顺治、乾隆、光绪《祥符县志》记载，开封城内早期的民间信仰主要有三类：一是具有全国性的承袭历代传统的自然景观之祀，如社稷、风、云、雷、雨、山、川、东岳、土地等。
二是佛教信仰与道教信仰，如相国寺、隆兴寺、万寿寺、慧林禅院、延庆观、大道宫、遇仙观等十余座寺庙道观。
三是传说人物与历代贤达之祀，如名贤祠、名抚祠、樊将军庙等。
显然，皇朝制度的长期延续，主流观念的前后因袭，使不少传统信仰表现出高稳定性与强延续性，甚至部分信仰沉淀于今人的言行之中。
然而，黄河自宋金开始南移入淮，频繁决溢改道，狂澜万丈，覆城没乡。
以地下“城摞城”闻名的开封城便是受灾最重的城市之一。
情形大略如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黄河决溢入城，淹没官廨民居甚众;洪武三十年（1397年），黄河溢水，三面冲击城垣，两年后黄河决水入城，覆没官廨民舍，城内积水久之不涸;永乐二年（1404年），黄河决水冲毁城垣;永乐八年（1410年），黄河决水坏城垣200余丈;景泰二年（1451年），黄河决水冲击城垣;天顺五年（1461年），黄河大决，全城被淹;成化十四年（1478年），黄河决水冲至城垣，圮坏护城堤50余丈;成化十八年（1482年），黄河决水围城;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决水至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溢，阖城再度沦没，居民由37万骤降至3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决水围城，填筑五门，幸得保全;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决水再冲城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决水围城八月，城体多次历险。
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95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猝死，既未留下子嗣又无同父兄弟。
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原则，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联合皇太后、宦官等势力，以武宗“遗诏”宣布新君人选为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遣官迎取入京，嗣皇帝位，是为世宗。
世宗继位后，杨廷和等议尊孝宗为“皇考”，以新君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
世宗不从，借助观政进士张璁等人意见，上本生父母帝、太后尊号，并在“左顺门事件”中逮捕拷讯一批反对派朝臣，其后编成《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世宗追尊祖母为“太皇太后”，生父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生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奉天殿受百官称贺，遣使颁诏天下。
1“大礼议”风波安定后，世宗“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2对祭礼进行多方面改革，最终追封生父庙号为睿宗，并在明堂大礼中尊上帝为“皇天上帝”，以睿宗配享。
嘉靖二十年（1541年），太庙失火被毁，世宗借重建太庙之机，将黄修志提 要：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
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
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
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
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
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关键词：大礼议；朝鲜王朝；士林；王权；礼讼DOI : 10.16758/ki.1004-9371.2018.02.012【东亚历史文化】睿宗正式祔庙，又通过将孝烈皇后祔庙，祧出仁宗，使睿宗成为不祧之宗。
“大礼议”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历史演进，还直接改变了明代国家祭祀体系，激起当时和后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不断争论，对明朝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议嘉靖的“大礼议”与万历的“争国本”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浅议嘉靖的“大礼议”与万历的“争国本”姓名郑维纪系别历史系专业历史班级0802学号0890040201 指导教师畅海桦答辩日期成绩浅议嘉靖的“大礼议”与万历的“争国本”内容摘要嘉靖的“大礼议”与万历的“争国本”,两者均为明朝“国事”之中的“家事”,为什么前者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而后者却以失败而告终呢?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这其中深刻的原因。
【关键词】嘉靖“大礼议”万历“争国本”The Great Ritual "On the Jiajing and Wanli thecontention country thisAbstractJiajing, "Grand Ceremony" and Wanli the contention country this, Both are "family" in the Ming Dynasty "national affairs", Why the former absolute victory, While the latter ended in failure i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everal profound reasons.【Key Words】Jiajing "Grand Ceremony" Wanli "States in this dispute"目录一、嘉靖“大礼议” (1)二、万历“争国本” (1)三、成败之因(一)皇帝个人的性格因素 (1)(二)作为皇帝的职责和权限有所不同 (2)（三）幕僚 (2)（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道德胜于祖训、法律 (3)四、两件事之后的明朝 (3)参考文献 (4)注释 (5)致谢 (5)浅议嘉靖的“大礼议”与万历的“争国本”学生姓名:郑维纪指导教师：畅海桦一、嘉靖“大礼议”什么是“大礼议”呢?明朝历史上最荒诞的皇帝明武宗荒淫无嗣,生前亦未预立储君。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常建华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比较丰富的明代地方志以及文集、族谱等资料，对明代的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
作者认为，明代士大夫受《家礼》的影响，倡导并实践祭祖礼仪，从而使祭礼与祠堂进一步普及。
嘉靖以降宗族祠庙祭祖发展的基本原因正在于此。
关键词：祭礼宗祠士大夫一、引言关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问题，我曾从祭祖礼制的角度对明代家庙令最早制定的时间、胡秉中建议的时间、嘉靖十五年（1536）家庙及祭祖制度的出发点和内容进行了考订，指出“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1陈柯云、赵华富论述了明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祠堂普及的事实。
2日本学者井上彻也考察了“议大礼”与家庙制度的改革，并研究了依据《家礼》制定的明朝家庙制度和程颐、朱熹见解的关系。
3铃木博之认为：基于《家礼》的祠堂未成为明代一般的倾向；明代以祭祀始迁祖为中心祠堂群的存在，多从《家礼》以前的古老时期寻求渊源；在徽州府，宗祠的丛生是在嘉靖年间。
4以上的研究列举了明朝人建立祠堂、家庙的一些事例，尚未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有明一代祠庙祭祖的时空分布；对于明代宗祠发展的动因，也持不同见解。
鉴于此，我将以祠庙祭祖研究中很少利用的明代地方志为基本资料，结合明人文集、族谱等资料，全面考察明代祠庙祭祖存在状况，以及方志编撰者和建祠者的相关看法。
二、明代风俗志记载祠庙祭祖的一般情形明代地方志对宗族祠庙祭祖的记载主要集中在风俗志的祭礼和岁时节日部分。
祭礼部分记载祭祖礼仪实施情形，涉及祠庙的设置状况；岁时节日部分有节令祭祖活动的记录。
下面我们就这两方面分别论述。
（一）从祭礼看宗族祠庙的设置状况先看京师，辖有今天的北京、河北省。
顺天府是首善之区，多有士大夫。
万历《顺天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记载：“祭礼：士大夫庙祠如朱文公《家礼》；民间朴野，唯岁时市阡张焚于道，寒食持酒肴哭于坟上。
魏了翁《周礼折衷》对周代礼制的考释
魏了翁《周礼折衷》对周代礼制的考释郭善兵魏了翁(1178—1237)，字华⽗，号鹤⼭，邛州蒲江(今四川省邛崃市蒲江县)⼈。
其⽣平事迹具载《宋史》卷437《儒林列传七·魏了翁传》。
他能诗词，善属⽂。
著有《鹤⼭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等。
魏了翁去世⼗⼆年后，其⼦魏近思、魏克愚裒辑其遗稿，于宋理宗淳祐⼋年(1248)开始刻梓于姑苏，淳祐⼗⼀年刊成。
不久，宋刻⼜有温阳本，盖据姑苏本翻刻。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于成都开刻，题⽈《重校鹤⼭先⽣⼤全⽂集》，此即宋开庆刻本(民国时，《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丛刊本”)，影印《重校鹤⼭先⽣⼤全⽂集》，即据此本。
另有明代刻本⼆种，即锡⼭安⽒活字排印本(以下简称“安⽒本”)、嘉靖三⼗年(1551)邛州吴凤刊本(以下简称“阁本”)，⽂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重校鹤⼭先⽣⼤全⽂集》，即此本。
清同治⼗三年(1875)吴棠望三益斋刊《鹤⼭⽂钞》三⼗⼆卷，收录《周礼折衷》四卷(以下简称“益斋本”)。
上述诸本收录的《周礼折衷》，是魏了翁撰写的⼀部诠释《周礼》天官系统诸官的著作。
⽬前学界主要注重对魏了翁⽣平事迹、学术思想、⽂集版本流传及魏⽒其他经学诠释著作等问题进⾏研究，⽽对其在《周礼折衷》⼀书中对中国古代(主要为周代)“五礼”中的吉、凶(丧葬)、宾(朝觐)、嘉(称号、巡守、饮⾷、历法)等礼仪制度的考释及其特点、得失等问题，似尚⽆专门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诸问题，略做探讨。
魏了翁像⼀、魏了翁对周代礼制的考释(⼀)魏了翁对周代吉礼的考释祭祀是⼈们通过⼀定的仪式，使⽤牺牲向神灵献祭，以⽰对神灵的敬畏和崇敬。
祈求神灵馨享祭品后，给世⼈以福佑的礼仪⾏为。
祭祀礼仪在古代中国礼仪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礼记·祭统》:“凡治⼈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夫祭之为物⼤矣，其兴物备矣。
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从隆庆到崇祯
一、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至嘉靖四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以 前 建 言 得 罪 诸 臣，遵 奉 遗 诏 存 者 召 用，殁 者 恤 录，吏、 礼 、兵 部 作 速 查 开 职 名 ，议 拟 具 奏 。
第１款公开宣布对嘉靖帝刻意实施多年的礼制政策进行全面重审和调整。由于变更礼制是嘉靖皇帝 在“大礼议”时期就已立意实施，后来刻意经营多年而完成的，所以对 嘉 靖 时 期 礼 制 的 重 审 和 更 革，在 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对嘉靖政治的 反 动 ③。 第 ２ 款 为 嘉 靖 时 期 建 言 得 罪 诸 臣 平 反，也 体 现 出 隆 庆 初 反 拨嘉靖人事、政风的取向。明朝新君即位之际曾多次发布类似 政 令，如 若 仅 此 一 款，不 一 定 表 示 对 前 朝 政 策 的 反 拨 ，而 主 要 表 示 新 君 对 因 公 得 罪 先 帝 官 员 的 原 宥 。 此 诏 中 此 款 与 其 他 更 革 条 款 并 列 ，方 明 显表示更革之意。第３、４两款专门清理嘉靖时期得势、重用的 方 士，停 革 斋 醮，摆 明 了 将 嘉 靖 帝 崇 信 道 教 、迷 信 方 术 、追 求 长 生 作 为 一 代 弊 政 加 以 革 除 的 政 策 方 针 。 如 此 四 款 与 徐 阶 代 草 的 世 宗 遗 诏 前 后 呼 应 ，形 成 了 隆 庆 初 对 世 宗 政 令 进 行 官 方 批 评 的 基 调 。 在 此 基 础 上 ，其 他 政 策 调 整 随 之 展 开 。
此段基本上是程式化语句，唯于其末有“是用推类以尽义，通变以 宜 时，期 衍 旧 恩，遹 弘 新 化”之 语，预 示出有所更革的意旨。然后开列的大赦新政条款凡 ３１ 条，其中 包 括 各 即 位 诏 皆 需 提 及 的 大 赦、蠲 免 之类数款，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更改嘉靖朝政令；第 二 类，因 新 君 即 位 推 恩，实 施 大 赦 蠲 免； 第 三 类 ，整 顿 吏 治 。 其 中 第 一 类 具 有 突 出 的 当 下 针 对 性 ，包 括 第 １～４ 款 ：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27】嘉靖大礼议事件的来龙与去脉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27】嘉靖大礼议事件的来龙与去脉二十七、嘉靖皇帝朱厚照死了以后，文官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江彬抓起来判处死刑。
第二件事就是确定皇位继承人。
因为朱厚照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孝宗就朱厚照一个儿子。
所以继承人只能在宗室里面找。
明朝皇位继承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优先考虑嫡子，也就是正妻（皇后）所生的儿子，在嫡子当中挑选最年长的继承皇位；如果没有嫡子，那就选择其它嫔妃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长的继位。
对于皇帝死后无子这种情况，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里面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
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
朝廷即斩奸臣。
”这个规定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它是帝国制度的基石：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方面，只根据血统而不能根据才干。
因为血统是很客观的东西，而才干的标准太主观了：你觉得老大有才我觉得老二能干，谁也说不服谁，而皇位只有一个，两边只能拉起队伍开打，以拳头论英雄，很容易引起内乱甚至内战。
后来清朝对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了改革，不再强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而是由皇帝生前把选定的继承人名字放到金銮殿上面的牌子背后藏起来，等皇帝死后拆开来看，写的是谁就是谁。
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皇子之间的竞争，可以择优继位。
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不佳。
因为有的皇帝死前只留下一个儿子，没法竞争；还有乾隆在生前就传位于嘉庆，自己当太上皇去了；有的皇帝死的太匆忙，没来得及写出来藏到牌子背后。
最后真正用这种“秘密建储”制度继位的皇帝只有两个：道光和咸丰。
而这两位都表现不佳，一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打的狗血淋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个遇到太平天国起义把南京丢了，然后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把北京都丢了，自己也死在逃亡途中。
而且，“秘密建储”制度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同治皇帝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权就落到了他的生母慈禧太后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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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赐印的在上密疏时态度马虎,还遭到世宗皇帝的严厉斥责,如夏言。
某些大臣甚至将密疏作为与世宗皇帝论政的最常用方式,如嘉靖初年的杨一清和后期的徐阶。
此二人的代表意义较为突出。
杨一清是被赐印者,他和世宗皇帝通过密疏和密谕的往来进行论政、论学、议礼,成为世宗决策的重要依据。
徐阶没有被赐印,却是可以入值西苑的少数大臣之一,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始,直到嘉靖朝终了,徐阶和世宗间的密疏与密谕往来,可以说是无日不有。
此二人,一在嘉靖初年,一在末年,一个是被赐印的,一个不是,在他们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
而在世宗长期留居西苑的日子里,其他不可以入值的朝臣,也只有用密疏向世宗奏报政务,才能引起世宗的特别关注。
其三,世宗对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
嘉靖一朝,无论是议政、论学,还是议礼、赞玄,世宗都经常地通过密谕和大臣们商议,而大臣们为了保密和效忠,也用密疏向世宗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而,密疏与密谕是大臣与世宗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这在明代的其他时期是不多见的。
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也特别及时,有当日批出者,多为第二日批出,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日才批复的,即便在世宗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亦如此。
相比正常的题奏本,迁转时日多,程序繁琐,且皇帝多假内阁和司礼监之手而不是亲批,密疏在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中的突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时间上,世宗重视密疏的理政方式与他前两个理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相接的。
也就是说,在嘉靖初年,世宗勤于上朝时,就很重视密疏政治的独特作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他虽疏于上朝,但却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牢牢地掌控着朝政,与此同时,他更加重视密疏,使之成为了解下情和避免被几个可以入值西苑的大臣所蒙蔽而独掌乾坤的有效渠道。
因此,嘉靖一朝,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与明中叶诸帝是迥然有别的,它经历了三个变化,即由勤于早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以及自始至终一直重视密疏的转变。
那么,何以后世史家多认为世宗和其他明代中叶的诸帝一样,也是怠政君主的典型呢?这主要是因为世宗理政方式的转变长期被忽视的缘故。
即,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控制。
在嘉靖朝前期,世宗就是通过勤于上朝和重视密疏相结合的方式,和朝臣们一起完成了嘉靖革新,而在后期,他则是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的章奏,特别是密疏的方式,达到了“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
[收稿日期]2007212227[作者简介]赵克生(1967—),男,安徽舒城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代政治文化史研究嘉靖时代的祭礼大变革赵克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病逝。
武宗既无皇子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者只得从皇族旁支中选择。
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以武宗“遗诏”与《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迎立兴献王(宪宗之子、孝宗之弟、武宗之叔,正德十四年薨)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他就是嘉靖皇帝。
年仅十五岁的文弱少年,使登基的龙袍显得有些肥大,来庆贺的朝鲜使节也感到新皇帝清瘦若病,“殊少风采”。
然而,就是他,主宰大明王朝四十六年,他的统治可以称之为明朝历史上的嘉靖时代———明朝历史变局开始显现的时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许就是国家祭祀礼仪的大变革。
几百年后,我们流连凭吊于天坛、帝王庙等名胜处,常常轻拍栏杆、追思遥想一个问题:嘉靖皇帝为什么要62进行那么繁复的祭礼改革呢?礼仪变革的重要起因还得从朱厚熜的藩王身份谈起。
由于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制与宗法制的交织,旁支继承大统,在礼制上都要面临如何“尊亲”的问题,即怎样对待自己与亲生父母、与前任皇帝的关系。
按照杨廷和等人主张,嘉靖帝宜尊孝宗曰“皇考”。
如果这样,就等于嘉靖皇帝先在宗法上过继于孝宗、武宗一系(“继嗣”),再在政治上继承皇位(“继统”)。
嘉靖帝坚决不答应,认为自己做皇帝理所当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需“继嗣”,不考孝宗,遂命礼官集议其逝父兴献王的祭祀典礼,揭开了“大礼议”的帷幕。
嘉靖帝通过议礼追赠父王为兴献帝,在京师建“世庙”奉祀。
但是,对于嘉靖来说,心有遗憾。
兴献帝名号虽正,世庙虽建,但还没有称宗入(太)庙,世庙与太庙二庙并存的局面说明兴献帝同列圣相比,仍有差别,时人把“一个皇城二个庙”当成第一大可笑之事。
嘉靖帝曾经企图二庙归一,遭到臣下一致反对。
这些都表明世道人心对嘉靖皇帝欲将兴献帝直接祔庙的不称许,庙礼改革暂时难以继续下去,嘉靖帝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完成兴献帝的“称宗入庙”。
《明史》称嘉靖帝在“大礼议”之后以“制礼作乐”自任。
如议皇后亲蚕,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等。
嘉靖帝正是利用这些礼仪改制,完成了兴献帝的“称宗入庙”。
(一)天地分祀、四郊并举。
天地之祀是皇帝代天“理物治世”的权力象征,历代祭祀天地的制度不一。
明初实行的是天地分祀,所谓圜丘祀天,方丘(又称方泽)祀地。
洪武十年(1377年)以后,明朝改建圜丘于南郊,实行天地合祀,沿用一百多年,成为祖宗定制。
对此,嘉靖帝不以为然,他认为“南郊祀天、北郊祀地”是上古之礼,载于《周礼》,行于明初,最得礼义,应当恢复。
嘉靖九年(1530年)元月,改革开始得并不顺利,朝中大臣极力反对,少数支持者也不敢言。
就在这时,给事中夏言上《请举亲蚕典礼疏》,力陈“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要求举行亲蚕礼。
嘉靖帝大喜,立即命令在北郊围坛行礼。
因为亲蚕礼与南北分祀相表里,嘉靖帝举行亲蚕礼,是想借之作为过渡和转换,渐进地提出南北分祀的改制目标。
可以说,亲蚕礼激活了一度处于困境的天地分祀之议。
五月,郊坛兴工。
按照《周礼》,除南北郊外,还应当有东西郊,以祭日月。
半年以后,四郊次第建成,嘉靖帝钦定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
郊礼分祀之制遂定。
清代郊礼沿用嘉靖分祀制,四坛得以不断整修,保存至今。
(二)庙礼改革与兴献帝“称宗入庙”。
兴献帝“称宗入庙”是嘉靖帝举行郊、庙礼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但先由郊礼开始,其原因在于郊礼中的配享之制揭示了郊、庙之间的内在关系。
郊祀天地而配以开创帝业的受命之祖,象征着王朝的天命有自。
祖存于宗庙,郊前“请配”须先行告庙礼。
此前,明朝祭祀天地时以太祖、太宗并配。
夏言依据周制,认为郊坛配享应以太祖独配,嘉靖帝支持夏言独配之说,使太祖在郊祀配享中独尊,进一步抬高太祖的地位。
他们声称,太庙为太祖之庙,太庙中太祖为尊。
而这时太庙里正位南面的是太祖的四世祖“德祖”,嘉靖帝提出祧迁德祖(即把德祖神主撤离出去),太祖正位南面、统领昭穆群庙。
因为只有祧迁德祖,使太庙腾出空位,献皇帝才可能祔庙。
在夏言等人的支持下,嘉靖帝的意图得以实施,稍后的宗庙祭礼改制就是这样进行的:祧迁德祖,太祖正位南面。
由可能到现实,兴献帝祔庙还有关键的一步,即兴献帝须有宗号,宗号也就是庙号,只有称宗才能祔庙。
为了称宗,嘉靖帝又从《周礼》中寻找依据,举行明堂秋享礼。
明初,太祖不立明堂之礼。
嘉靖帝以“明堂秋享,严父配天”乃圣人之言,令礼官议定献皇帝配享明堂。
称宗与明堂配上帝相关联,因为《孝经》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要使献皇帝配享明堂,还需先称“宗”。
在嘉靖帝的步步进逼之下,兴献帝终获“睿宗”之称。
称宗之后,于嘉靖十七年九月兴献帝终于祔入太庙。
生为帝统,死为庙统。
只有生前做过皇帝,死后才可祔庙。
而嘉靖帝采取“礼仪拟制”的方式,把兴献王塑造成皇帝,通过祔庙融入明朝的帝王统绪,从而象征了帝系传承的脉络有自。
因为睿宗兴献帝与孝宗是兄弟,宗庙的昭穆次序应当同在一昭或一穆。
为了保证睿宗在太庙中有独立庙室,从而使出身小宗的兴献王融于曾经继承大统的列圣之侧,象征拥有与诸帝平等的地位,嘉靖帝打破庙制昭穆、世次的限制,提出一个新的祔庙原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
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嘉靖帝还不放心,唯恐自己千秋之后,睿宗神主被迁出太庙,于是,利用刚刚逝去的孝烈皇后预占庙次。
洪武以72来,皇后先崩,都是暂祔于奉先殿,待皇帝祔庙时再奉祔皇后神主。
明代帝后是按照一帝一后的制度祔庙,皇后之位次,即是皇帝位次。
嘉靖帝说:“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
”嘉靖帝利用孝烈先祔庙,确立了嘉靖以后皇帝祔庙时的祧迁规制:嘉靖自己祧迁仁宗,子、孙为皇帝者当依次祧迁宣宗、英宗……而不是先祧睿宗。
从以上郊、庙礼仪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兴献帝“称宗入庙”,嘉靖帝曲尽心机寻找礼仪变革的理论依据,其最主要的依据是《周礼》。
因此,有些古礼的出现,或起穿引推助之功(如亲蚕),或求礼之备,符合以《周礼》为蓝图的改制特点(如祈谷、大雩)。
其本身殊少意味,但这些新礼的出现表明嘉靖时代确实是一个礼仪大变革的时代。
(三)嘉靖宗庙祭礼改制推动了明代社会祭祖礼仪的变革。
洪武初遵从朱子《家礼》,以祠堂为名的家庙之祀,品官准祭四代,庶民则准祭二代。
洪武十七年以后,太祖采纳行唐县知县胡秉中的建议,将庶民祭祀祖先二代改为三代。
胡氏对朱子规定的庶民祭祖礼仪有所发展,但总体上还是遵守朱子《家礼》。
按照朱子的祭祖安排,程颐设计的“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祭祀制度就被排除在祠堂祭祀之外,始祖之祭属违制行为。
不过,由于敬宗睦族需要,社会上一直存在祭祀始祖、先祖的行为,一些私修的家礼礼书也赞成祭祀始祖并具载仪节。
受嘉靖时期国家礼制变革的影响,始祖祭祀终于取得合法性。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一月,营建太庙与献皇帝庙成。
夏言请求嘉靖帝,当推恩臣下,将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奉先思孝之实“以告万世”、“化民成俗”,“伏望皇上诏令天下臣民,得如程子之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
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踰分”。
无论大宗、小宗,可以祭祀始祖,意味着宗法礼仪的原则发生了较大改变,“大宗祭祀逐渐转变为以始祖为重点,而小宗祭祀亦逐渐打破宗法和《家礼》的限制,蜕变为大宗祭祀”。
原来宗法的限制被打破,大宗、小宗的界线模糊了。
这种变化对出身小宗的嘉靖皇帝有利,在礼义上支持了他的皇权合理性,也直接支持了兴献帝“称宗入庙”的合理性。
允许祭祀始祖,即等于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在实际祭祀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临时性的始祖、先祖牌位常设在家庙里,开了以后家庙祭祀始祖的先例,品官家庙于是就因为祭祀始祖而演变成大宗祠。
庶人虽不得立家庙,但可以通过联宗而加入兴祠祭祖的活动。
因此,嘉靖“推恩令”有助于明代后期宗祠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