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形成原因
一、道本儒末的模式
认为治理社会要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 以儒家名教为末，主调和儒道论。他们思 考越深刻，探索越深入，距离传统的价值 观念、生活模式就越远，这样一来，不仅 感情上痛苦，而且精神上也难以适应。他 们如同只身伫立在一片空旷无垠的荒原上， 孤立无依，前途未卜，一种渺小、孤独、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茫然、恐惧的心情油然而生。
孤独的求善之路
——魏晋士人精神重建之路
• 我们都知道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 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 手持麈尾，口吐玄言，只是我能理解的。 至于服药行散，终日溺酒，以啸代言，更 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与猪共饮则 颇令人费解。 • 但这又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种现象，我 们一直在标榜魏晋是一个，人的自我觉醒 的时代，是人格美尽态极妍的时代，但为 什么我从中看到了极大地悲哀和挣扎。
三、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
名教即自然，儒家即道家。通过道家的内圣和 儒家的外王结合起来，从而将个体与社会、自 然与名教、内在精神的超越与外在功名的求取 协调起来。 他们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找到了一条即出世又入世、最省事、最实用也 最安全的通道，走向皆大欢喜的人生，实际上 近乎一种不婴世务的超脱和纵欲，最终西晋走 向了灭亡。
四、东晋三教互补的理论模式
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协调了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消除了士大夫长久以来迷茫困惑的心态。 佛教的加入为清谈提供了新的天地 。 此时的东晋士人秉承西晋以来的习惯和生活 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皇权衰落，偏安江左， 此时的士人以一种着魔的姿态将清谈演绎到 极致。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 式
经过司马氏集团大规模的诛杀异己，士大夫们经 过沉思之后认为：儒家学说是残贼天下的鬼招妖 术，君主之制是制造罪恶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 猖狂的非汤武薄周礼，指斥名教的虚伪，以越名 教而任自然来实现精神的超越。这样就形成了他 们与社会的对抗以及与传统的对抗。 陷入了一种比正始名士更为痛苦的焦虑不安之中。
• 在一种旧有的文化制度、精神支柱垮台时，知识 分子会最先产生出一种幻灭感。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前我们不会感到崩溃与重建的困惑，所以我 们不了解魏晋士人的种种行为。新文化运动之后， 知识分子中间的幻灭感普遍存在，正如陈梦家的 诗所写：“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 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 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魏 晋士人同样面临怎样重建的困惑。
魏晋风度
玄学趣味
“玄”出自《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 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 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本义是黑色，作为《老子》思想体系中的 重要观念，有微妙深远、看不透的神秘意思。魏 晋思想家奉《老子》、《庄子》和《周易》为 “三玄”，崇尚以老、庄学说为依据而辨析名理 的“玄谈”，因此其思想学说被称作玄学。
阮籍的脱俗，不仅被时人所认识也被世人所接 受。脱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与道相契、与自 然一体的“大人”境界：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通体，天地并 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 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
（四）尚美——活得要有品味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得生 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 美，乃及帽肆，就帽妪戏，而得新帽。 —— 《裴启语林》一二七卷
（五）口吐莲花，才华横溢——活得要有用 清谈分为口谈和笔谈 自问自答
嵇康《声无哀乐论》 欧阳建《言尽意论》 嵇康作《养生论》 向秀作《难养生论》 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
张辽叔作《自然好学论》，嵇康持不同意见，便作《难自然好 学论》；时人有《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便作《难宅无吉凶摄生 论》，对方又作《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复作《答释难宅无 吉凶摄生论》。学术气氛非常浓厚。
（五）口吐莲花，才华横溢——活得要有用
（一）注重养生，珍视生命——首先要活着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 都，……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 “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 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世说新 语· 伤逝篇十五》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 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 《晋书阮籍传》
魏晋风度
一、 “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 魏晋风度” 背景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420年 的刘裕代晋，整整200年，除西晋的短 期统一外，中国始终处于分裂动荡中， 除战场上的血雨腥风，更有政权内部 各系派的明争暗斗，曹丕代汉、司马 氏代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 每一个政治斗争中都有对士人的杀戮。
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令人心惊 肉跳的死亡名单：嵇康、潘岳、陆 机、庚凯等等，仅在司马代魏的过 程中，与曹魏宗室及其他司马氏敌 对势力有关系的社会名流几乎全部 被诛杀，他们包括：曹爽、何晏、 刘宝贤、诸葛诞等等，而幸免于难 的名士们却依然要活着面对这黑暗 恐怖的社会现实。
“风度”背后的真 风度” 实
——论“魏晋风度”反 魏晋风度”
映的士人思想
历来人们对“魏晋风度”的赞许 很多。从表面上看，魏晋人士的狂傲 不羁、旷达超远、风流潇洒、做诗饮 酒、隐逸寻仙、喜好清淡等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拜托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发 挥了士人的自由风格。在此，我们可 以提出一个问题： “魏晋风度”到底 是否反映士人真正的心情与思想？如 果不能，那我们对于“魏晋风度”的 赞赏与个人主义恐怕有情况下，在当 权者的极端猜忌压抑下， 士人们如何能任性而为、 风流潇洒？
因此，从当是恶劣的形势推断，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魏晋 人士不可能真正超脱，相反，他们 只能是一个极度痛苦、郁闷、受压 抑的群体，他们的苦难史才是中国 历史上仅见的。也就是说，当时不 可能有士人们的“个人主义”。
魏晋风度及其形成背景初探
魏晋风度及其形成背景初探魏晋时代是一个复杂而巨变的时代。
这是一个社会动乱不安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代。
生命在这里恣意盛放，任性自然，于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不能为一却难能有二。
魏晋名士作为其间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所体现出的魏晋风度亦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标签：魏晋风度形成背景魏晋风度一般认为是魏正始年间到东晋灭亡这两百年间名士们所表现出的风度。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中记载的品评词语如“风貌”“风骨”“风流”“风神”等都与“风度”相类似。
人们从重视外貌服饰再到气度，又渐渐转向一种人的精神气质，如《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篇的记叙。
这何尝不是个体“存在”的意识觉醒和张扬个性的自我发现之前奏？一、门阀士族的兴起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于士族。
所谓士族，是地主阶级中拥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特权的一个阶层。
汉朝士人出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而这样的选拔制度往往容易权操于下，容易形成拥有较大政治力量的集团。
东汉时期，族姓阀阅成为选士的重要依据，地方选官被少数大官僚、名门望族所控制，门阀大族的子弟在选官中得到优先。
曹丕时开始使用“九品中正制”，西晋虽然沿袭这一制度，但由于品德、才能等缺乏固定准确的衡量标准，往往只注意被评定者的家世。
到魏晋时期，甚至演变为一种变相的、事实上的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东晋门阀士族达到顶峰，出现著名的琅琊王氏、陈留谢氏、谯郡桓氏、颍川庾氏等世家大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这也是魏晋时期独特的“魏晋风度”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士族庄园经济迅速发展。
生产力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得一部分大家族的子弟无需投入劳动力生产，而专事文化与政治。
对比夏商周时期，我们不难发现，生产力的低下使得整个社会趋于以礼乐管理控制，将整个社会纳入整体范畴，从而很难出现洒脱不羁的文士集团，至多是以个人出现。
而魏晋时期，江南的富饶、士族庄园经济发展，使得士人拥有闲暇和物质财富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创造，这就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魏晋风度的三要素，名士、酒和药
魏晋风度的三要素，名士、酒和药魏晋之风度所向往的是浮华，这和历朝历代所不同的是，此时的人们就像是注入了鸡血一样，空有一腔热血，但是无处施展。
而且文人名士的无奈更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并不是不得重用也并非没有入仕的机会，而是不能妄自菲薄的无奈。
其实这也是魏晋风度的病态之处，很多的文人心有不满可是又畏惧强权，只能够利用一些不成熟的手段去反抗朝廷，就好像是小时候的叛逆孩子一样，总是有着出格格不入的小心思。
当然魏晋很难理解，但又非常容易理解。
难的是要说清楚魏晋风度的主要形成原因很难，简单的是魏晋风度始终离不开三个话题，那就是名士、酒和药。
魏晋名士名士浮华魏晋多名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后世所敬仰的竹林七贤便是出自于魏晋时期，在这里名士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年少成名或者是名气很大，但其次是要没有出仕。
如《月令》之中的记载为“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而大家郑玄所给出的注解就是不出入仕途的名人。
至于说为什么在魏晋时期多名士的原因，刘颂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刘颂在说无名士，实际上却是在诉说名士逐渐畸形的病态。
魏晋时期的名士多好浮华之风，不像是东汉末年一样能起到至关重要左右朝局的作用，也不能将才华奉献国家，反而是醉生梦死的现象。
魏晋风度下的名士魏晋时期的名士更多是属于“风流自赏”，来自于自我的认知，而不是其他人给予的评价。
魏晋名士崇尚的是自然，也就是率真坦率的性格。
而且这时候名士更多时候讨论的话题是托杯玄胜，远咏庄老，向往的也是脱离现实的快乐。
这实际是一种逃避心里在作祟，想要成为隐士高人，即使埋没了自己的才华也不愿意出仕。
这也是为什么说魏晋之风度在历朝历代都不受推崇，因为这所表达的是一种消极态度。
刘伶就像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行为放荡乖张，经常是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比如他总是赤身裸体的待在家里，面对其他人的质问他也是振振有词。
他认为自己是以田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这有什么羞耻可言。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初探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初探魏晋士人为什么要这样表现自己？背后隐藏着他们怎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试做分析。
魏晋之前，“天人感应神学”作为权威思想主宰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它产生依赖性。
汉末魏晋正是“天人感应神学”失去效力而新的权威思想尚未确立的时期。
“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汉末，“天人感应神学”崩溃。
在汉武帝时期，为了稳固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董仲舒使“君权神授”观念成为“天人感应神学”的核心内容。
他提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天神意志的表达，皇帝是天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是“天之子”。
强调群体、注重君王，是“天人感应神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人们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个体价值。
至于如何使个体融入群体并且发挥聪明才智为皇帝效劳，他又提出崇教化、立学官、察举征辟、建立文官制度。
西汉后期的杨雄、东汉初年的桓谭等人，早已运用朴素唯物主义对“天人感应神学”加以批判。
到了东汉，王充著《论衡》一书，对“天人感应神学”做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天人感应神学”的核心在于“君权神授”，而王充那么认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总之，王充为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做出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导致其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东汉后期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批判思潮。
二、东汉安帝至献帝间，东汉王朝始终多灾多难。
水旱、瘟疫、山崩、地震、蝗虫灾害此起彼伏。
按照董仲舒的观念，天子一定是有违天意，所以天神数降灾祸以示警告。
东汉皇帝对此深信不疑，他们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天神的谅解：一是策免大臣以塞天咎，二是大赦天下、下诏察举贤良、赈济灾民。
然而，各种灾祸仍然屡现不断，使“天人感应神学”难以自圆其说。
频繁的灾祸更是在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恐惧，他们希望能够摆脱痛苦。
与皇帝和百姓不同，士大夫迈上了更加艰难曲折的求索道路。
面对自然的震怒，他们一方面仍然用谴告之说去劝谏皇帝，和外戚、宦官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内心里对“天人感应神学”充满了疑心，将目光从天道转向人道，试图以人道的威力来抵御自然灾害的攻击，希望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
古典文学研究：究竟什么是“魏晋风度”？
究竟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
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
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
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
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
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
魏晋风度的两面性：为了标榜风流，而失去了自然风度
魏晋风度的两面性：为了标榜风流，而失去了自然风度魏晋名士多风流，可风流在哪？抽象的概念不好说透，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先来了解。
在《晋书·王徽之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夜大雪，王徽之从梦中醒来。
看着洁白一片苍茫之感，遂王徽之干脆不再酣睡，而是置办酒菜赏雪。
这还不够，王徽之酒到兴处，直接来回踱步朗诵《招隐》一诗。
王徽之的思维是跳跃的，这时候又觉得不尽兴，非要将自己的这份喜悦分享给好友戴安道。
王徽之雪夜访戴家可是戴安道远在剡县，但王徽之毅然前往，船行一夜才到达戴家。
不过到了戴家门口，王徽之连门都没进，望了一眼就原路返回。
下人百思不得其解，遂问缘故。
王徽之答道：“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意思是说本就乘兴而来，如今没有了兴致，见与不见有何分别？这就是魏晋风度，一种超脱世俗毫无拘束的生活态度。
玄学清谈魏晋风度起源于清谈风，又被称为是玄学。
玄学的出现前无古人，在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对两晋的政治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代表的人物就是曹操的义子兼好女婿何晏，还有王弼郭象等人。
玄学主要讨论的范围就是《老子》、《庄子》以及《周易》，根据三部经典著作抒发观点。
时常几人或者小团体的讨论，这种行为方式即为清谈。
但抛开这一切外表的迷惑，实际来说玄学即是表达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抨击，反对儒家礼仪对人行为的限制，根本上玄学的出现就是一种改革。
影视剧中的何晏形象玄学崇尚自然之风，其中的核心内容出自于何晏。
何晏有一套理论名为“贵无论”，着重讨论的是有无概念。
和道家思想略有不同的是，黄老道家重点阐述“有为与无为”，玄学单纯意义的讨论有无。
主导思想是认为世界万物以无为本，有的存在也建立在无的基础之上，没有无何来的有？同时无既代表着一切事物本没有规矩，是瞬息万变的。
一切的规律都要视情况变化而变化，不能依靠礼教强行规范。
魏晋风度在政治上的体现东汉时期有着对官员考核的制度，设立考课，考核方向从地方人口、土地、赋税、捕捉罪犯的数量，用这些数据来衡量官员的政绩指标。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社会背景：魏晋时期处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局势之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等问题导致社会秩序的破碎。
文士们感到失望和绝望，转而追求自我修养和心灵的寄托，形成了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氛围。
2. 壮游思潮：魏晋时期壮游思潮盛行，士人们倾向于追求自然山水和闲适田园的生活态度。
他们在魏晋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中选择了追求精神独立和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追求逐渐形成了魏晋士人的共同价值观。
3. 文学繁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文人，如《世说新语》、《晋书》、《资治通鉴》等。
文人们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了魏晋风度的形成。
4. 精神自由：魏晋时期的文人由于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不再受到朝廷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他们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境界，对于社会中的困扰和问题也有了更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总的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与社会背景、壮游思潮、文学繁荣和精神自由等因素相互作用相关。
这种风度在当时成为一种追求自由、独立思考和精神追求的精神象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看法
魏晋风度的看法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三、魏晋风度在文化领域的表现3.1 文学创作中的魏晋风度3.2 绘画艺术中的魏晋风度3.3 音乐舞蹈中的魏晋风度四、魏晋风度对后世的影响4.1 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发展4.2 魏晋风度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继承4.3 魏晋风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五、对魏晋风度的评价和思考5.1 对魏晋风度的正面评价5.2 对魏晋风度的负面评价5.3 对魏晋风度的思考与总结六、参考文献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魏晋风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观念。
本文将深入探讨魏晋风度的看法，并对其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一个时期，政治格局相对稳定。
魏晋时期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灭亡、五胡乱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政治环境的变迁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动荡的局势和民族交融的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种社会背景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文人雅士的兴起、儒学与道教的融合等都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它包含了士人的风度翩翩、气度非凡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思想信仰。
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包括豁达开朗、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等。
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对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有着高度的认识。
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士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_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
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范毓周魏晋风度亦称魏晋风流，是魏晋之际自竹林七贤开始形成的名士风范。
究其要素，不过是服药、饮酒、清谈和雅量，但其本质却是追求理想化的人生，因而影响了其后千余年的士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向往不已的人格典范。
后世了解魏晋风度，大多是从《三国志》、《晋书》、《南史》以及《世说新语》等记载中获得印象。
然而，究其根源却是汉晋间复杂的社会递嬗给士人带来的影响。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特征和理想追求，对社会的关注、对朝政的敏感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心态，同时也形成士人在不同时期因政治问题带动社会风气的传统。
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与外戚长期反复斗争，导致政治极端昏暗，社会空前腐败，到了桓、灵时期，宦官得志，肆无忌惮。
中原士人许劭、许靖兄弟，以“月旦评”的方式品评人物，遂开“清议之风”。
士族官僚以太学为中心，以品评人物的方式激浊扬清，臧否是非。
由于“清议”谴责腐败，揭露罪恶，赞扬敢于干犯专权宦官的士人，因而引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两次收捕“党人”的“党锢之祸”。
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方才解除党锢之禁，诛徙之家，放归故郡。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汉末士风大变，一改以前那种尊礼重经的常态，一方面转为注重清议，崇尚坚持正义、不畏强御的精神；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凶险，也使部分士人感到无奈，厌倦政治，逃避斗争，转而作私家讲学，归隐之风日盛。
这些不愿和腐败政治同流合污的士人，成为社会尊崇的楷模，并以“名士”的面貌登上时代的舞台。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兴起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
自中平元年黄巾起义至太和三年三国鼎立， 45年间，征战未停，生灵涂炭。
士人流离转徙于割据势力之间，饱受痛苦磨难，尤其在汉魏转捩之际，社会发生剧变，士人更是感触颇多。
建安年间，曹操秉政，由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雅好文学，号称“三曹”。
围绕曹氏父子周围的士人孔融、陈琳、王粲、徐、阮、应、刘已“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