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

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

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

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

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

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

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

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

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

魏晋玄学既标榜信奉老庄哲学，但也把孔子奉为圣人。

何晏是早期重要的玄学家，他采取了一种调和折中的手段，认为老子的观点与孔子一致，所以都是圣人。

王弼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从“有”“无”的观点入手，认为孔子不谈“无”是与老子的“无”相互补充，同样是高明的圣人。

这些玄学家看到了孔子圣人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便采取了迂回篡饰的手法，把老庄学说中的精髓灌输到经学中去。

魏晋玄学我们称之为“新道家”，新道家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孔子，他们需要借助孔子来为老庄哲学的经典性正名。

而且，统治者需要儒学中的“忠孝”和等级制度来维系政体的稳定。

那么，玄学中必然保留了儒学的某些成分。

这就决定了，玄学是一种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并调和了某些儒学内容的新哲学，它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

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

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
一致的。

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以“得意忘言”为方法。

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说白了就是三国演义那段时间，我们看着三国鼎立一会你打我，一会我打你的。

要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可想而之，人们及当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时刻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所以谈学说易成为在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暂时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回避如此残酷的现实。

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

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

了解了魏晋玄学的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它对文人及其作品所起的作用了。

这里，我们先论述一下哲学与文学的关系。

哲学听起来很深奥，而文学就亲近很多。

实际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作者的哲思。

只有有哲学立场的文学作品，才有灵魂。

就在魏晋当朝，受玄学影响的文人有很多，陶渊明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无论是他的人生选择，还是他的人格以及作品风格，都透着玄学的光芒。

他爱酒，爱自由，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几次做官，几次归隐。

他写《桃花源记》，为我们勾画理想的归宿。

处处都展现出高扬个性，追求自由意志的理想。

魏晋竹林七贤中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阮籍、嵇康、刘伶，也都是深受玄学影响的文人，不得不提。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

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

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

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

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比起阮籍，嵇康更为狷介。

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

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

嵇康还曾公开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

他也通晓音律，尤其喜爱弹琴。

最后，为救友人，遭奸人所害，临刑之前还抚上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

虽然，因为政治原因，他只活了40岁，但在中国养生学史上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总结成一句即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见玄学对他思想影响的深刻。

刘伶好酒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他在政治上强调无为而治，最后以无能被罢免。

他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

这些行为在今天，也许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在当时的文人中，确是大家所推
崇和效仿的榜样，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

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

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除了对魏晋当朝，玄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一样不可忽视。

宋代苏轼，应该是一个典型。

苏轼的旷达、飘逸显然受到了玄学的影响。

遇到那么多挫折，他都能在心中去化解，吟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唐代李白，虽是积极入世的代表，但当其仕途受挫时，他亦拿起了玄学来安慰自己，疾呼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即使到今天，当我们遇到窘境，我们也会拿起玄学作甲胄来保护和安慰自己：“名利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万事看淡一点，心里就舒服了”等等。

可见，这种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继承性和影响力。

魏晋玄学的兴盛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的，而这个战乱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更多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在具体的言行上去模仿应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我们应该抓住的是魏晋玄学最闪光的部分，即张扬个性、追求自由意志，这是对人性的尊崇。

从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来看，是使文学作品有张力、有风格、有灵魂的重要因素。

从塑造人格来看，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骨气、有风度的人，做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