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自然观和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异同

西方古代自然观和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异同1 中西自然观历史渊源的差异1.1东方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学说毫无疑问，东西方的自然观无疑是奠基在以上的两个观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即所谓“靠天吃饭”。

农业、土地与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

即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统一。

“天”是指外在于人类的客观世界, 即大自然界。

“人”则是指人类或人类社会。

所谓“天人之际”则以此为本意。

对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中西方有不同的取向。

如果说, 西方强调对立的一面, 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 那么, 中国哲学则强调天与人统一的一面, 强调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协调。

这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是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干预，追求对自然本性的顺从。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人、地、天都统一于“道”，而“道”又是自然的, 人应当顺应自然, 不可有意作为。

老子反对人为, 所以菲薄智识技巧。

老子自然观的中心是“抱朴”, 返朴归真是他的理想境界。

庄子则将天人对举, 并赞叹自然之伟大, 悲悯人类之渺小。

《庄子·外篇》云:“有天道, 有人道。

无为而尊者, 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 人道也。

”天道为尊, 人道有累, 庄子主张“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即不以人力改变自然, 这与欧洲近代自然观是迥然而异的。

庄子认为,真正有修养的圣人是不参与大自然的造化过程的, 而是安然地随顺自然, 任变而终, 这就是人与天为一, 如果硬要有所作为, 终究会有不良的结果。

道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消极无为的, 在天人关系上, 只见于天而无见于人, 尊天抑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庄子明确提出天与人应统一起来,主张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 这表明其消极无为的思想又不乏合理的因素。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比道家积极得多。

道家的天人合一说完全取消了人的能动性, 顺自然无所为。

儒家的天人合一说虽然也以天为本, 却不否定人的独立存在, 而是主张积极有为,“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 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来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 以求天人之间的协调、和谐与一致。

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认为人与天相通, 人的善性是天赋的, 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便能认识天, 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他要求通过主体内心和本性的探索, 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一境界。

北宋张载提出气一元论的主张,宋程明道认为人与世界本是一体,“天人本无二, 不必言合”,宋明理学中理学一派的代表朱熹说:“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王阳明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其发窍之最精处, 是人心一点灵明。

”都是从人伦道德意义上阐发天人合一思想, 把它作为一种人生哲学, 追求一种道德的内在超越, 实现天道、天理与人性的和谐统一。

但是, 从这种人伦道德意义的天人学说中, 我们仍可以窥见其倡导人与自然相待相成、统一和谐的合理观点。

当然, 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 尚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而达致的。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自然始终抱有一种神秘感, 很少提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而大多是建立在对人的自我内心主体的探索上。

通过弘扬主体内心的一种至刚至上的阳刚之气,圣人便认为可以实现与天地合而为一。

所谓主客二分学说，是指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分对立的学说，在西方思想界，主客二分学说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

笛卡尔开创了“主客二分”式的哲学主导原则，缔造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体系。

在笛卡尔看来, 有两种实体: 一种是灵魂或心灵、精神、自我(这些概念在他那里是同义词) , 其本质是能思维而无广延；另一种是物质实体，包括人的躯体，其本质是有广延而不能思维。

这两种实体不仅本质不同，而且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这样，笛卡尔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西方哲学的二元论思想从此发端。

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被一分为二时，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必然产生一个问题, 即主体怎么能够走进客体, 认识客体？精神怎么能够把握或认识那本质上是非精神的自然?弗兰西斯·培根极力鼓吹发展自然科学。

他提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 而且几乎是一样的”，鼓动人们发展科学技术, 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

在康德的哲学中, 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视为一种立法关系:“人为自然立法”,“自然的最高立法必须存在于我们心中, 即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中, 我们不必借助经验从自然中去寻找自然的普遍规律, 而是相反, 我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普遍规律从存在于我们感性和理智中的经验可能条件里去寻找自然”。

他认为人对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是自主的、能动的，尽管唯物主义论者认为意识是无法决定物质的。

黑格尔则以无比乐观的笔调写道：“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并且是从自然界本身获得这些手段, 利用自然界来对付自然界本身。

”。

费尔巴哈将神学溶化在人学之中，在他看来，人类可以征服一切东西，能够得到人所需要的任何财富。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所向往的，现在可以得到；现在得不到的，将来总可以得到。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主客体二分。

认为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领域, 由此引发出主体如何认识客体, 人类如何征服异在于自己的自然的问题。

第二, 宣扬人类理性至上论或自然科学万能论。

认为人类依靠科学和理性, 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有无限的能力, 自然只不过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虽然具体的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人类的力量却是无限的, 人在改变自然的进程中, 今天克服不了的困难将来必能克服。

1.2 造成中西方自然观差异的原因1.2.1 地理环境影响自然观中国的中部地区是由长江、黄河两条河流灌溉的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农业耕种。

定居中国的人类逐渐形成了农耕民族。

只要尊崇季节气候的变化，按时播种、收割，他们就可以丰衣足食。

周边的环境却不利于异质人口的大量繁殖，因而无法抗衡中原的“人口霸权”，即使遇到皇朝的更迭或异族入侵，也不用担忧被周边的异质人口和异质文化同化。

中国人对这样的自然环境相当满足，于是养成了他们崇拜自然，臣服于自然的观念。

在中国，偶有天灾时，人们首先想到是向神灵祈求，而不是与天灾抗争。

这里的神灵是人们心目中自然界的代表。

由于中国总的来说是风调雨顺，一场灾害通常很快就会过去，这时候，人们会以为是自己的祈求的到了回报，这就更助长了这种自然观的形成。

出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人才会在各方面处处模仿自然。

欧洲的自然环境要恶劣得多。

首先，欧洲少平原，多山地。

其次，欧洲气候寒冷，直到两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期开始转暖，欧洲大陆一直被冰雪覆盖着。

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是农耕，连畜牧都十分困难。

因此，定居欧洲的人类以狩猎民主为主。

在他们心目中，自然界很容易被具体到了每一只羊、鹿、狼或豹的身上。

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吃和被吃的关系。

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界战斗，并取得胜利。

任何向自然界的祈求都不会得到回报。

第三，欧洲的气候大部分为温带海洋气候、地中海气候和温带大陆气候，而温带海洋气候局限于英国和北欧，这两个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能作为欧洲文化思想的发源地。

而欧洲哲学思想的代表希腊的地中海气候和德国的温带大陆气候使得这些地区夏季热量充沛，但极为干旱，冬天则细雨绵绵，缺乏热量。

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

第四是欧洲尽管平原为大多数，但其多山地，不管是巴尔干半岛的崇山峻岭还是阿尔卑斯山，把欧洲分为一片一片的小平原，这些导致各个城邦可以借助周边高山自卫，但由于腹地和人口所限，没有一个可以迅速崛起。

拿破仑的失败以及意大利的统一的艰难无疑说明的欧洲大一统的巨大难度。

这样不同的客观自然界也就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自然观。

在欧洲人的自然观里存在着一些矛盾的观念。

一方面，有对自然界的惧怕。

这种观念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教徒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是人类永远无法改变的，甚至无法认知。

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在欧洲人心地植下了人与自然势不两立的观念，养成了欧洲人好斗、好胜的欲望。

既然自然界强大恐怖，又与人类对立，那么，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都是无尚光荣的。

1.2.2 含蓄与张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理环境造成了人们的思想的不同，但是更多的也造成了人们性格的不同，而很多时候，思想是由性格和表达方式慢慢沉淀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的性格或许更加能说明一种文明的特点。

BBC有一部纪录片《How art made the world》讲述了古希腊的雕塑艺术的发展，作为欧洲文明的鼻祖，古希腊人认为众神有着完美的身体，故他们在雕刻塑像时总是追求逼真地再现完美的人体。

中国人则追求一种默会性，著名的国画家齐白石介绍什么是好的绘画时说：“似与不似之间，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意思是一幅好的画作必须介于像与不像之间，太像了和太不像了都不行。

与古希腊相比，中国少了一种对自然事物的精细描述方式。

同理，在对自然规律的可言说性质上，古代中国不清晰，追求模糊，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最好的例子，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倾向于突出其神秘性，少了客观性。

而古希腊在这方面则较清晰，追求自然规律的可言说，有一种确定性。

像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这类的哲学家都希望以简短的语言描述那些宽泛的规律。

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注定了其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中涅磐又重生的命运，长久下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世界是个大轮回的自然观，觉得道是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并且它“非常道”，故无需去发现去研究。

北方游牧民族的间歇性入侵也使得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一种进三步退两步的状态，创新无法得到继承相当于没有创新，像指南车这种技术的失传就能证明这一点。

几千年来中原就像墨汁对宣纸的渗透一样，渐进地开拓周边的新边疆，扩散人口。

中原已有的传统、秩序、技术和经验，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可以完整地移植到边际领土。

老经验、老知识只需在边际上变通，便可在新的环境里适用。

这条道路几千年来驾轻就熟，传统和权威得到反复的加强，很少有制度创新，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人讲究尊卑贵贱，说话含蓄，很少争论，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向古人讨教问题的原因，在大多数人思想中只要在孔子的话里找出一句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那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欧洲的社会形式是城邦民主，公民有权通过公开的辩论追求真、善、美，很少束缚和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