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语言文化因素与汉语修辞的关系

浅说语言文化因素与汉语修辞的关系任何一种语言的修辞方式都取决于其语音系统、词汇形态、语法结构的特性，而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反映在修辞中。

同样，汉语和汉语修辞手段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汉语修辞中也体现着汉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

本文从汉语独特的字形结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出发，考察了汉语修辞的特点，探究了仿拟造词、谐音双关、词类活用等修辞方式所折射出的汉民族文化特征。

标签：汉语文化修辞语言表达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除了上下文和言语背景以外，民族文化也是作用于修辞的一个重要语境，汉语言文化与汉语修辞之间互相依赖、互为因果。

一、汉语言因素对修辞手段的决定作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语言修辞方式的形成也建立在语言的特点之上。

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都影响着修辞方式。

（一）汉字起源于图画，是表意文字，至今仍保留着象形的痕迹。

利用表意这一特点进行修辞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1.单字表意（1）一种销魂夺魄、浓浓密密、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绘成为：“做一个吕字”。

（周立波《山乡巨变》）“吕”字形容接吻时双方两嘴相接的样子，非常形象贴切。

认识汉字的人，熟悉其结构，就会在头脑中形成形象，体会其中的韵味。

这种用单字构造表意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工”字楼、“之”字路等，分别用“八”“工”“之”表意，体现出汉字由笔画构成的特点。

2.化形拆字的辞格也是由“汉字由偏旁构成”这一特点决定的。

（2）张俊民道：“胡子老倌，这事在你做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

”（《儒林外史》）“言身寸”合在一起拼成“谢”字，“十八子”合起来拼成“李”字，这种曲折的会意方法别具一格，为汉字所独有。

3.为了表达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连用三个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字，通过“形旁”表意，往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看到“形旁”会使人们对其所表现的意义产生形象上的联想。

（3）松柏森森气更豪，东风长在朔风逃。

（郭沫若《东风吟》）一句诗中有众多的“木”字，构成一种肃飒、冷峻的气象，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二）从语音、词汇的特点看修辞方法汉语中的词由语素构成，语素有一定意义，是最小的构词单位，有相当的灵活性。

语素超出常规的搭配，使词汇运用富有变化，达到特定的修辞效果。

（4）周天风云浪翻飞，恩光冲天电波随，来自五渊悲痛语，同汇四海波涛泪。

志壮气烈西安急，名清高贵红岩威。

千年俊杰化英灵，古今中外汉青碑。

这是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时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每句诗开头第一个字在本句中都有固定意义，但合在一起成为“周恩来同志名千古”，这种“镶字”的辞格，既天衣无缝，又平中出奇，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悼念，这种效果主要是靠汉字的特点达到的。

（5）不懂得路就问路，不认得事物就请教。

谦而不虚，采用老实的办法，狂而不妄，采取认真的态度。

（徐迟《向着二十一世纪》）“谦虚、狂妄”本身是双音节词，不能分开使用，但构成双音节的语素有其独立的意义。

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灵活多样地拆开，中间嵌入他词，这种巧妙的析词法，富有变化又颇有情趣，实际上也是靠汉语词汇的特点达到的修辞效果。

（三）转品、顶真、回环、叠字等修辞方法是由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的特点决定的。

“转品”是在说话或写作时有意转化词性，或词性不变而转化用法，或转化用词场合的一种辞格。

如“我这连长大小也是民主出来的”，“民主”本为名词临时用作动词，词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意义却更加丰富。

用前文的末尾作下文的开头，首尾相连两次以上，使邻接的语句上传下接，首尾蝉连，这种修辞手段叫“顶真”。

如“村子靠着山，山脚下有个大龙潭，龙潭的水流到村前成了小溪，溪水碧清碧清”。

文中“山、潭、溪”几个词连续使用，作不同的句子成分，但形式上没有改变，看来别致，读来上口。

“回环”是指用上句的末尾作下句的开头，用下句的末尾作上句的开头，两个句子或词组，后者是前者的倒文。

苏州网师园有一副对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

这副对联融对偶、回环、叠字多种辞格为一体，勾画出一副迷蒙、飘渺、变幻不定的四季风景图，渲染了苏州网师园花开花落、燕来燕归、雨雪更替的天然景致，其表达效果为表意文字所独有。

（四）词类活用得益于汉语是非形态变化语言，其灵活和生动的表现力成为修辞中的亮点。

词类活用现象自古有之，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到鲁迅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表明了强大的历史传承。

在各种词类的活用中，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现象日渐繁盛。

如：（6）窗子半启者，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怪诗意地默默赏看雨景。

（张秀亚《风雨中》）（7）除了拍戏外，尤勇最喜欢的就是去梦舟俱乐部打球，篮球、网球、保龄球都很专业。

（《大众电视》1997年4月）例（7）中的“很专业“是说打球人水平很高，具有专业水准。

“专业”一词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性，表达了作者微妙、丰富的主观感受。

类似的名词活用还有“很文学”“很青春”“特学问”等，都已成为普遍用法。

词类活用主要是因为汉语的非形态性，词类和功能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词类活用后，超常搭配和变异句式更简洁更方便，产生了特殊的表达效果。

如“科员了一辈子”可以说成“当科员当了一辈子”，二者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但前者省略了某些成分，只保留了关键词语，句式更凝练，视觉效果更突出，给读者以更多的语义联想和想象空间，修辞效果新奇。

当然，当代汉语词类活用的兴盛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文学风格日趋多样化，电影、电视、歌曲等艺术的繁荣也吸引着人们在使用词语时不断再造和创新。

二、汉语修辞手段中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影响着语言的各个方面，社会文化因素在修辞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无论是调音、选词、择句、用格，都烙印着民族文化的痕迹。

（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继承下来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特征可以从修辞中看出其沉淀与印记。

1.汉语在浩瀚的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警句、掌故，记录了作家、哲人的名言妙语。

恰当地撷取其中的瑰宝加以引用，便能使文章增色，讲话生辉。

引用的方法有明引、暗引两种形式。

（8）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朱自清《荷塘月色》）文中古曲的引用表明了出处，这是明引的方法。

（9）写作过程常常引导着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

这一段话暗引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诗句，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

2.仿拟也是体现文化积淀的修辞方式。

（10）宴会务求豪华，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

“心知盘中餐，粒粒皆国库”。

有古典文学功底的人都知道这是仿古诗而成的句子，嘲弄、批判了对国家财产挥霍和浪费现象。

仿拟是对古典文化加以创造使用，从而达到一种诙谐生动的效果的修辞方式。

3.礼貌用语中的谦辞、敬辞很多是从古代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多出现在书面语中。

知识分子口语中也不乏其踪迹。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这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敬辞。

这样的敬辞现代汉语中还有很多，如“陛下、大驾、在下”等，仍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价值。

（二）社会文化的时代性即历史背景也常反映在新词语和修辞之中。

如“文攻、武卫”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了解文革的人就不难理解。

“一国两制”“房改”等词跟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金融风暴”“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则说明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新词语层出不穷，“粉丝”“小资”“波波头”“宅女”“拉风”“换客”“啃老”等词语像流星一样地爆发和消逝，更新换代的频繁和迅速令人咋舌，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

时代性还反映在修辞格中。

谐音双关是最常见的修辞方式，因其诙谐幽默的效果，广受众人喜爱。

“气管炎”取“妻管严”之意，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词语，颇具时代色彩。

当一个人说：“老李得了气管炎，是个床头柜（床头跪）”时，就使人联想到老李对妻子言听计从，“每月工资上交”，“活动如实汇报”等行为，风趣地讽刺和挖苦老李惧内，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

进入21世纪，大量的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被称为“海龟”，也是利用了“海归”的谐音。

虽然电视广告中的谐音用法“志在必得”（痔在必得）、“随心所欲”（随心所浴）等一度泛滥，引起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呼吁，但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中国人对谐音修辞的偏爱。

仿拟造词也集中体现了语言的时代变迁。

王希杰在《修辞学导论》中指出：“在各种修辞格中，仿拟是使用最广泛最方便的、最容易被接受、最受欢迎的创造新词语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新词语大量使用了仿拟手法，如“电脑盲、法律盲、股票盲”，“大款、小款”，“交际花、交际草”等。

而网络的普及和推广，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更使词汇中仿拟造词的现象达到了顶峰。

如：黑客、闪客，菜鸟、大鸟，上线、下线、在线、掉线，发帖、跟帖、回帖、转贴等，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体现了当今时代新旧事物更迭的迅速。

（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文化心理在修辞中也有较多的体现。

《庄子·渔父》说：“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亲，不仁也。

”套语的大量使用源于古代礼节，如“慢走、留步、见笑、赏脸”等词语直到今天仍被大量使用。

讳辞的使用与人们普遍厌烦不吉祥的心理有关。

在汉语中“胖”可以说成“富态”，“死”往往用“长眠”“百年之后”来谐称，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

建立在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之上的语言在运用上表现出巨大差异，这在中外文化对比中特别明显。

如《阿Q正传》中，阿Q被人打了，便说“儿子打老子”，称他人为“子”，是占便宜，但在英文中，称他人为儿子却有喜爱之意。

“狗”在汉语中是带有鄙视色彩的贬义词，但在英文中，“狗”常常以人的好伴侣的形象出现，不含低贱之意。

可见，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民族中含义迥然不同。

“生”在很多民族中都是好事，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但在汉语中，妇女怀孕、生孩子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要用委婉语。

究其原因，也跟传统习俗、民族文化有关。

女性怀孕固然是爱情的结晶，但也是两性结合的产物，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性”是隐私，不能随便谈论，跟“性”有关的事物也要用委婉、隐晦的说法。

因此“怀孕”不好直接说明，而要用“有喜”“有了”“身子不方便”等说法，“生孩子”就用“坐月子”“抱上娃娃了”来代替。

委婉修辞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如汉代学者刘向所说：“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说苑·善说》）。

总之，汉语文化因素和修辞手段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汉语文化因素影响修辞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汉语修辞方法的独特性也印证了汉语言文化因素的显著特点，它们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汉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