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人权保障水平之提升

摘要：刑事司法中，与国家司法机关相比，显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失衡的诉讼结构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触犯了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并未完全丧失，应保障其基本的权利不受侵害，这也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针对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个事关利益平衡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一个多元价值群体共存的领域，任何价值目标的实现都是一种相对满足，绝对满足是不存在的。这不仅缘于价值目标的设立本身就带有人的主观相对性，而且特定条件的限制也造成了价值目标实现的相对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显然代表了某部分群体的利益，用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定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是需要相当慎重的。本文拟通过研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制

人生感悟之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特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逮捕必要性审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凸显出增强人权司法保障的立法宗旨，并设置了相应的保障机制，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关键词：人权司法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最早宣示人权及人权原则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间人类两次遭遇世界大战的浩劫。时至今日，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流行的词汇”。[1]人权是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这不仅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绘制了蓝图。其中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权的司法保障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案件当事人（包括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必须要推进司法改革，更好更加积极地发挥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导司法改革的一个根本标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刑事诉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摘要: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人权理论与观念更新和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努力。我国正在积极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努力使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符合该公约的各项要求。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合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现有的法定诉讼权利不足以对抗司法机关潜在的侵权行为。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让人们再一次

感受到通过立法修改来遏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这一弊病的迫切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部门都在进行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使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 “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1］。法律是保障人权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人权规范几乎渗透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并且成为各部门法应当体现的基本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范畴之一,其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刑事诉讼中公民与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 ,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2］。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也是评价刑事诉讼制度和

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意义

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 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国历史上，人权第一次明确地载入宪法。这不仅仅是宪法学界、人权理论界的一件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国人权实践、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意义。人权载入宪法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尊重人权，表明国家的政治态度和基本立场；保障人权，反映政府的庄严承诺和政府职能观念的转变。就刑法理念而言，传统刑罚功能认识中强调惩罚的功能，即刑法的功能主要是惩治犯罪，但随着对人权理念的深化，我们渐渐认识到刑法应当具有保障功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双重功能，忽视二者之一都是对刑法功能认识的片面。刑事法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对刑法惩罚与保障的二元功能形成了共识。这次宪法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更进一步地从宪法权威确认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首先，人权载入宪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人权而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实现，以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保障为前提和基础。这次宪法的修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重视人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并与共产主义宗旨相一致。其次，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结。它不仅仅反映了人权观念的变化，而且是人权实践发展的证明。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权事业不断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对特殊人群的保护（如残疾人的权利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老年人权利保障等）得以全面展开。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必然反映到宪法与法律中来。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因此，将人权载入宪法是水到渠成，是对这些年来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的一个总结。再次，宪法关于人权原则的规定是人权保障制度走向法治化的里程碑。人权原则入宪为人权法治化提供了宪政基础，宪法是国家制定基本法律、普通法律、其他法律规范的基本法依据，人权原则入宪对其他法律法规更充分地规定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从人权原则入宪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2)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澳门大学法学院【摘要】在日益繁华的当今社会，经济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刑事诉讼文明、刑事诉讼民主更是不可或缺的话题，社会对人权利益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实现诉讼民主文明的基点,也是刑事诉讼本应具有的品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对人权保障缺少必要的注重,这种忽视必将带来缺乏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我们要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现代权利文化,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本文将简单的讨论中国内陆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和刑法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以及不足点，以供相互弥补与促进。【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和追溯人权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及其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充分享受及保障自己权益的权利。实质上即是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法律、道德等正确的形式满足其所应有和实有的社会地位、需要和利益。人权保障经历了如下三大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人权”一词，其在《论世界帝国》中指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经过几代人的

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为核心的人权理论1。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2。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3。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4。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一）关于自认制度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在这1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 2王家福.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赵世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1991.(5).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姓名：张鑫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专业：法学指导老师：黎鹏昊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内容摘要 (4) 正文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一、刑法的价值取向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一）立法保障。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二）制度保障。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

新刑诉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d13675438.html, 新刑诉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作者：张米兰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7期摘要 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总则明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财产、诉讼等权利的保障，是刑事司法制度对宪法及人权保障条约的重要呼应。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录音录像等制度为遏制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本文旨在讨论新诉讼法中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关键词人权保障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刑讯逼供一直长期存在，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甚至对刑讯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员科以刑责，但仍屡禁不止。刑讯逼供的长期存在，不仅有沉默权制度缺失等制度层面的原因，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例如“有罪推定”的传统断案意识。新刑诉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录音录像制度等规定，为遏制刑讯逼供、保障被告人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不得强迫被告自供或认罪。”这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对自证其罪”原则，之后据此确立了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著名的“米兰达权利”（Miranda rights）。该权利的确定源自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其与同期的几例案件一起确立了影响美国司法制度深远的沉默权制度，而今年恰好是“米兰达权利”诞生的第五十周年。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确立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对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刑讯逼供具有明显的作用。遗憾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沉默权制度，但是新刑诉法已经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则。新刑诉法第50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该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表述，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禁绝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为实现与国际公约对接，即上文所提到的公约。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刑事诉讼法是诉讼制度完善的一大突破，它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同时也是现代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所公认的原则之一，保障了被追诉者主体地位的程序规则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并为今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人权的司法保障

人权的司法保障引言随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以及各个国际人权机构的设立，国际社会已经把保障人权确立为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如何保障人权也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的挑战。保障人权的实现要靠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人权的法律保障是人权实现的最直接手段。[1]从人权和法律的关系而言，体现人权保障法律价值的法律是良法、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法律；从人权与司法的关系而言，司法权的行使是手段，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才是目的。传统体制下，我国司法权力的行使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义务、轻权利的现象，司法机关的职责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故而应当需要提高人权保障意识、重视人权保障。[2] “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总则，成为本次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这是中国保障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基础的大背景下，随着公民维权意识、法律意识的提高，对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权力的行使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作为人权保障的执行者、司法公正的监督者，公检法机关理应通过转变执法理念、完善办案机制，实现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目的，以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人权的内涵（一）人权的涵义人权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是指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的基本特征。人权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具体的，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是逐步完善的。虽然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内容和分类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各种理论之间不仅有冲突也有重叠之处，但是对于人权的最基本的内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以及公正权。[3]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保护人权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所追求的目的，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良法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摘要】刑法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后盾，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的功能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二者之间如何定位、孰轻孰重，究竟应当优先考虑通过惩罚犯罪来达到社会正义还是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探究呈现出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所达到的平衡才是我国刑法价值追求的所在，我们所应当关注研究的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两者关系是如何配合的。【关键词】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社会正义、正当程序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限制和剥夺，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是最为严厉的刑罚。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即入罪功能），而人权保障则是体现了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即出罪功能）。二者对刑法价值功能的体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是悖论。有学者认为刑法既具有法益保护功能，同时也具有人权保障功能，二者并重。学生认为考虑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并无太多价值，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鉴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目前应当更注重其人权保障功能。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刑法的惩罚功能，即制裁功能，是指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权益施加法定范围内的限制或剥夺，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考虑，因此刑法更看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提供各种保护，使社会各种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一点看，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的保护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联。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限制国家刑罚权，使一般民众和罪犯免受刑罚权的任意发动而引起的灾难的机能。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 因此刑法在设置国家刑罚权的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就出现一种悖论：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正如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经指出，“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法律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在任何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都应当尽可能协调统一，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任何一方都没有优于对方的理论根据。但要指出这里的并重不是二者完全等价，是要针对具体情况有侧重点的并重。如果片面强调惩罚犯罪而漠视人权保障，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侦查机关就会将重心放在寻求案件“真相”，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几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冤案，如“佘祥林案”、“孙志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性的指引。人权是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权利。这两者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不可割裂的关系。人权只有纳入到宪法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本文从宪法人权保障功能的理论出发，对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权保障进行了分析。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一、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功能分析 1、宪法与人权的关系确认保障人权是宪法的首要使命和基本价值。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点，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从人的命运出发，关心人的生存，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成了宪法的首要使命。1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宪法的形成和完善，人权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因此，人权与宪法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2 2、宪法明确人权的要求宪法是人类安排自己幸福生活的根本方案，人类希望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来保障自己作为人并且幸福的权利。3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最抽象的要求，只有将这种抽象的要求承载在宪法这一形式下予以界定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4而这张写有人民权利的指，必须满足人们对生存、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要求，才能被称为根本大法，才最有至高的地位和效力。 3、宪法确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规则体系

当今世界各国宪法，不论其属性和形式结构如何，其基本内容可都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5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例，“……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亦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二、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的保障 1、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宪法史就是人权的保障史，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7我国现行宪法就历代宪法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1）我国现行宪法从权利本位出发，使人们对人权的关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体例设计上来看，第一章为《总纲》，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为《国家机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前，从形式上对公民权利给予更高的尊重和保护，认可了公民权利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最坚实的后盾。（2）2004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从根本上对“人权”这一概念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人权”入宪，不但明确了人权的概念，更进一步扩大了权利主体的范围，是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最显着的突破。 2、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存在的不足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司法人权保障

司法人权保障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司法人权保障，刑事被害人救济也逐渐被大家广泛提及。刑事被害人的救济虽然在法律中有所体现，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大体上可以从被告人赔偿，国家进行相应的补偿以及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构建。通过分析当前法律中的不足与缺陷，探讨如何改变现在不足的局面，并且进一步提出在我国怎么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大致构想。一、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概念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对刑事被害人因为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的人身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进行相应的救济以及补偿的各项制度的总和。具体来说，是指以法律、政策或者道德为基础，以实现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的权益、减轻刑事被害人因为被告人的不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或解决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难、弥补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为主要目的，由国家、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个体实施的保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各种方式。它主要包括刑事被害人赔偿、刑事被害人补偿、刑事被害人救助、刑事被害人援助等方式。同时，由于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情况，无法达到发达国家对形式被害人救济的水平，无法全方面的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本文

旨在探讨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相对完善，希望建立全面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二、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缺陷尽管现在很多省市都实施了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但是由于法律发展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被害人救济制度还是有所缺陷。 (一)立法的不足 1.缺乏专门立法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济法律。尽管近些年来司法机关一直在强调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人们开始审视关于刑事被害人救济的相关议题。司法机关也在逐渐制定相关法律，促进被害人救济工作的落实。但是由于没有一部专门性法律，所以现行的法律都是按照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制定相应的法律，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极其僵化，只能按照法律条件去生搬硬套，这是不合理的。并且在施行过程中，各地依照自己的法律，最后形成了一种分散的状态，无法促成科学规范，体系化的制度。 2.救济对象不够明确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太原市警官职业学院（培训民警） 2014年12月15日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摘要：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关键词：人权；刑事诉讼；保障；分析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1，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法人被告人、法人被害人以及证人。 2．从人权保障的客体来说，应指参加刑事诉讼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

试论宪法修订案中首次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关键词：宪法修正案特殊群体人权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但是本人却认为：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 “补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 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一)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一) 内容摘要：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发现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如此缺失与不足，而其中引出的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问题更是突现而出，亟待完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关键词：紧急状态；人权保障；紧急权力；宪法程序；司法救济 2003年春夏的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非典”或SARS）公共危机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如此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急时刻，如何同时保障宪法上的人权，跃然而入至法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一下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法与立法建议。一、引子：“非典”防治工作中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定点集中治疗和建立隔离区、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其中存在的对人权保障的严重不足却尚未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及防治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该说《传染病防治法》已经赋予了政府相应的行政紧急权力，但该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具体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虽然属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却与其之间联系不明，以致使人感觉无法可依，又应急出台了与实施办法在内容上具有交叉关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于制定的仓促，该条例更是着眼于管理角度，具有明显的“管理法”色彩。这三项法律、法规之间还未建立起比较协调一致的法律关系。1]因此众所周知的依法行政的首要前提即难以成立。如此就使人权在随意性行政自由裁量面前难以得到周全的保障。2] 2.政府保障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这次防治工作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瞒报、缓报、谎报非典疫情，直到WHO的外力介入方使严格的疫情通报制度得以确立。由此可见一些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作为人权的知情权的漠视。而在采取的一系列抗非典的具体行政措施中，由于其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3]与财产权利，更是问题颇多。 3.我国宪法程序的缺失使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出众多的人治因素。无可质疑，“十六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抗非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诸多正确决策。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可操作性弱，致使政府在应急决策与立法时无章（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尤其是后者）可循，其产出的结果也就难以尽善尽美了4]。而政府也就难以依据正当而明确的宪法程序，做出限制一小部分人权的行为了，即使这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无奈之举。 4.国家紧急权力失范。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仅仅靠分散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造成防治工作中需要动用国家紧急权力进行行政紧急处理时，经常遇到无法可依（尤其是无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例如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5]从而难免出现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但问题总有其另一面：此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也促使政府与理论界反思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不足。在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例如公民知情权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下面本文即进一步展开至一般意义上的紧急状态，对其下的人权的保障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二、紧急状态界说及其下人权保障的特点（一）紧急状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废止劳教制度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

废止劳教制度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记者15日就劳教问题采访的相关法学专家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宪介绍，我国法律对触犯刑法的行为有犯罪数额、情节等方面的规定，例如盗窃，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额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对没有达到这些“尺度”的罪行轻微、但不够刑事处分的行为人，往往被划归到劳教范围处理，这是目前我国劳教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是公安、民政和教育等部门组成的劳教管理委员会作出劳教决定，对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及对劳教期限的适用，缺乏严格的程序约束。实践中，对于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没有司法程序作为保障，不利于人权保护。”从事劳动教养制度研究多年的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原所长王公义说。我国刑法主刑种类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管制的期限是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就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而言，劳动教养比管制、拘役处罚可能更严厉。专家表示，由于废止劳教制度还涉及最高立法机关，需要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劳教制度才能最终正式废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冀祥德说，劳教制度废止前后还需要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措施进行制度衔接，比如司法机关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解决轻微刑事违法犯罪处罚问题;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治安管

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治安处罚;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快推进社区矫正制度，才能保障劳教制度废止后相关工作平稳过渡。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日前要求各级法院要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有效延伸审判职能，帮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2003年开始试点， 2009年全面试行。目前全国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51万多人，累计解除89万多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2万多人，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的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