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西方翻译历史
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谭载喜 翻译理论的健全和发展,有赖于人们对译学研究的重视,有赖于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大流通、各国译论交流日趋频繁的世纪之交,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西翻译传统是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的二大翻译体系,二者互为独立却产生出了彼此相同或相似的许多翻译思想,但同时又因所属社会文化体系不同而无不打上彼此不同的烙印。
笔者认为,通过对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翻译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对翻译和翻译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个更加本质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这一理念,笔者曾就比较译学、中西比较译论等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谭载喜1998a; 1998b)。
为了把比较译学、特别是中西翻译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笔者现按同一基本思路,按比较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西翻译传统作进一步的、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比较与探讨。
本文作为首篇,拟先从总体对中西翻译传统作一概括性比较。
一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①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3-4),距今已二千余年。
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Morgan1959:271),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
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然而,尽管我国的笔译传统可以说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
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
因为,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的先河之后,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给罗马读者,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文学热。
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
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中国翻译简史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
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
中国真正称得上是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
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
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
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
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
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
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
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
当时的佛经《�@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
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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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in the west
西方翻译史的开端——公元前三世纪
• 广义上讲 ——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 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 的《圣经· 旧约》，即《七十子希腊 文本》 • 严格意义上讲 —— 公元前三世纪中 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 希腊史诗《奥德赛》
西方翻译的六次高潮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 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 领导下，一直 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者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 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 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 象，同时还肩负外译汉的任务；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 提高。
二、隋-唐-宋时代
•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 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 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 了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 表的大批著名译者，他于贞观二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 十七年后归国。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 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 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西方翻译的六次高潮
• 第三阶段 —— 中世纪中期（即11至12世纪之间） • 早在9-10C，大批叙利亚学者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 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
• 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 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心。 • 中世纪中期，11-12C间，西班牙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 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 触。 • 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
• 严复在《大演论· 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的 翻译标准。
中西翻译的历史
中国译论简介
•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
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支谦的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 本、三不易”、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 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 颜宗的“八备说”(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 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鸠摩罗什的 “意译”主张
•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 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 实完善。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 “五四”新文学翻译，
• 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 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 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 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 “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 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 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 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 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 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 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 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5.新中国成立至今
西方译论简介
同其他的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 不依赖理论而存在，然而，翻译的实 践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 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 业的发展。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 的西塞罗
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 的翻译。西塞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 待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 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 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 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 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 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 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向前发展
西方翻译史
西方翻译活动史•中西译学界对西方翻译历史阶段的不同划分•西方的翻译活动到底有多长的历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有哪些主要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主要译了哪些作品，提出了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有多少翻译流派，•今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翻译在历史长河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这两千多年的翻译史的分期，因人们的视角不同，所持的划分标准亦不同，观点颇不一致，所以，并无统一的结论。
•廖七一援引历史学者的三分法，着重翻译理论思想的演变，采用轻历史划分、重翻译思想界定、薄古厚今的原则，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大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18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20世纪初至今。
•潘文国则强调学科概念，以是否具有学科意识为依据，同样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古代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到1959年，称作传统的翻译学阶段。
第二阶段，从1959年雅可布逊（RomanJackbson)发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开始到1972年，称作现代的翻译学阶段。
第三阶段，从1972年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开始至今，是当代的翻译学阶段。
•姜秋霞与杨平从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来看翻译的理论发展史，把翻译理论研究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经验期或前理论期、语言学理论期、多元理论期。
(1)前理论期自公元前3世纪（西方约公元前3世纪；我国约公元3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末。
翻译理论大多是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性总结，缺乏理论的系统性。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及其启示_外语翻译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及其启示_外语翻译外语翻译[论文摘要]本文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入手,从其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差异性比较的意义、中国的对策和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扬等五个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研究,明晰中西翻译理论的各自侧重和不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优点,有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
一般认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
而且自此之后,产生了四大翻译高潮时期,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期间,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次高潮。
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翻译论理和流派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中西译论差异的原因探究中西翻译的历史同样悠久,并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
本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相对滞后的原因做出分析:第一、历史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与此同时,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时间里,翻译事业乃至各项事业发展的大环境是封闭的,是停滞不前的,这与同时期突飞猛进的西方翻译是远不能相比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综合,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分析。
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
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大多都是成理论体系的,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在当今重视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自然显得相对滞后。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中西翻译理论地比较翻译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借以相互交流、沟通地工具, 是人类社会所拥有地共同活动, 因而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纵观中西方两千余年来地翻译历史, 我们有趣地发现, 虽然两地相隔遥远、民族迥然有异, 语言文化也分属于截然不同地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地发展轨迹却有着诸多惊人地相似之处.其最显著地特点是: 虽然实践并不以理论地存在为先决条件, 但其发展却离不开理论地促进和提升, 其最初形态从一开始就已具有了一定地指导原则, 尽管译者当时对这些原则未必会有明晰地意识.一、中西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地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较大地模糊性, 严复地“信达雅”说、傅雷地“神似”说、钱钟书地“化境”说、许渊冲地“三美”说等皆是如此.拿“信达雅”来说, 译者翻译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叫“达”, 叫“雅”严复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地界定.译界由此引起地近百年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以“雅”为例, 有人说它是“古雅”、“高雅”之意；有人说它指“风格”、“文风”；有人说“雅”指“修辞效果”有人说“雅”是指“美学价值”.另外,“神似”、“化境”两个语词本身就具有飘忽不定地模糊特征.“三美”也不例外: 由于艺术中地“美”是一种主观体验, 人们审美心理地差异使得“意美”等标准难以明确界定.相比之下, 西译论则有较大地明晰性.我们知道,西译论地核心概念“等值”原是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地专业术语, 这个概念地引入本身就标志着西译论地明晰姿态.为了明确翻译研究中地“等值”概念,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系统语法中地层次、等级和范畴等概念作了详尽地论述; 而奈达在自己地理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 地区别；克里斯托又将形式等值归纳为六个层次:) 语音等值；)音位等值；) 形态等值；) 词汇等值；) 句法等值； ) 语义等值.西译论讲究分门别类地精确特点由此可见一斑.二、中西翻译理论地相似性对中西翻译理论地历史发展加以剖析,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 两者竟具有共同地演进模式, 也即: 两者都是从最初地对于翻译过程中所出现问题地附带式即兴议论, 发展到有意识地点评, 进而再上升到系统性地论述; 形式则从序言跋语到零章散节再到专题专论.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是从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到严复、鲁迅、傅雷、钱钟书, 再到董秋斯、刘宓庆; 而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则是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 到路德、伊拉斯、德顿、歌德、巴托、泰特勒, 再到奈达、卡特福德、哈提姆、韦努提等等 ,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无一不遵循上述发展模式.有意思地是千余年来, 中西翻译思想家、理论家所考虑所关注地问题, 彼此居然不无相同焦点始终都主要集中在翻译原则、翻译目地、翻译范畴、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地各种关系上, 譬如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地关系等等.从古到今, 中国译论也罢、西方译论也罢,都竭尽全力想回答这样地问题: 翻译是什么?为什么翻译? 为谁而翻译? 翻译什么? 怎么翻译? 翻译究竟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 重神似还是重形似? 翻译地好坏究竟又由谁来评判? 评判地标准又是什么?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抑或是伪科学? 等等.诸如此类地问题, 不仅西方人熟悉, 中国人也同样耳熟能详.中西译论传统中思维方式地这种相似性足以证明: 认知相向或认知相似是中西翻译思想所具有地一个共同特征.论及相向或相似, 中西翻译地基本方法也历来存在着这种相向性或曰相似性一个非常有意思地例子就是: 千余年来, 中西译论一向都区分直译和意译, 或曰死译和活译尽管双方地表达方式有别.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地开山之祖支谦在评论竺将炎地佛经翻译时就指出: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胡语, 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 佛言依其意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古时西方翻译理论地代表人物西塞罗在谈及他地翻译实践时,则举古希腊演讲作品地翻译为例,说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员地身份去解决译过程中所出现地问题.西方地西塞罗与东方地支谦,两者都在各自地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和意译地概念,虽然表达方式互为不同,思想却是息息相通地.支谦地所谓质直,实际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地直译,他地所谓文饰,则是指讲究文采修辞地意译、活译西塞罗所谓演说家式地翻译,实际是指意译和活译,他地所谓解释员式地翻译,就是指逐词翻译也即直译.两位先哲对于直译和意译地区分,都在各自地翻译传统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譬如, 继西塞罗之后,古罗马时期地著名诗人贺拉斯,以及后来地圣经翻译大师哲罗姆都明确地使用了以词译词和以义译义地术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地思想.必须一提地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各民族语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地发展, 西方译学园地中奇葩辈出,其翻译理论传统中地新概念及与之相对应地新术语层出不穷.反观中国地译学界, 虽然由于社会文化和哲学思维地差异, 早期地翻译理论研究未能提出很多西方式地概念和术语,然而人们关于翻译问题地讨论,却也同样始终围绕着意译和直译而展开得蓬蓬勃勃、热热闹闹.譬如道安地五失本三不易玄奘地五种不翻、严复地译事三难等等,无不通过对翻译中所遇困难地剖析,揭示出翻译地普遍规律,进而确立起翻译所必须遵循地原则和方法.先哲们所谓地普遍规律、原则与方法,意思是指: 在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 由于语言各异,必然传实不易, 意义也就必然有所流失.而这种种易和流失,皆由直译原文信息而引起.为了克服不易、弥补流失, 译者就必须恪守信也即忠实地原则,同时采取传神、达意或者不翻、案本而传地方法,也即意译活译或者音译死译直译地方法,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地各种信息.把中国译论传统中地这些详尽剖析与精辟见解和西方译论传统中地相关论点加以两相对照,人们立刻就能品味到其中地异曲同工之妙.信或忠实成为了中西译论两千多年发展史中地核心议题, 由此凝结成了双方传统中地另一个共同特征.在中国,信地概念最早见于支谦地法句经序,即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在西方,这个论点地提出,最早则可追溯到贺拉斯地名篇诗艺.贺拉斯在论及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可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而且两位先哲地忠实或信,实际上都是指字面上地忠实、字面上地信,而不像现代人一提忠实和信,产生地第一联想却是意义上地忠实或意义上地信.这是因为, 贺拉斯认为忠实地译者必定是逐字翻译地译者,支谦为信地译文也必定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地译文.三、中西译论地相异性中西译论地彼此相异, 首先表现在立论地实用性与理论性这对命题上.中国翻译理论传统地侧重点,历来在于立论地实用性.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思想或理论地提出, 人们首先关心地是这个思想或理论能否用来指导翻译地实际操作对翻译实践有没有可供使用、可供参考地价值基于这样地指导思想, 翻译理论地注意力便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地研究上.例如, 支谦所谓“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 说地就是直译地方法道安地所谓“五失本”、“三不易” , 说地也是具体翻译操作中译者遇到地困难和可能采取地克服困难地方法玄类地所谓“五不翻”以及玄奖译经地十一种分工即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观、监护大使,则更是谈论具体地翻译方法和操作规程.就连一代译论宗师严复, 他地著名三字原则“信、达、雅”原本也只是他用来描述翻译困难、并非作为翻译准则而提出来地, 他所关心地同样是翻译地实践, 而不是翻译地理论问题.可以说, 自古以来, 中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最为关切地, 大都是翻译有何困难、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等实用性、针对性很强地问题.尽管在中国整个翻译发展史上, 翻译理论地发展无疑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置, 但同样无可否认地是,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一千多年地翻译演进中, 对于翻译理论问题地专题、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翻译理论上地真知灼见,大都散见于依附译著而存在地序文跋语中.即使是被人称为“我国最早地内部出版地翻译研究单篇专著”、写于乾隆五年地魏象乾地《播清说》陈福康, 实际上也仅为“外间极少流传”地内部“培训新地翻译人员所用地讲义” , 因此其特点仍在于它地实用性, 而不在于它地理论性.由于中国地翻译理论传统注重翻译研究地实用性, 而不注重翻译研究地理论性, 因此对于超出更不用说脱离翻译实际问题来谈论抽象理论建设地倾向, 即使是在现代语言学、现代译学研究蓬勃发展地今天, 也并非得到人们地广泛认同.例如, “建立翻译学”这个主张最初于五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再度引起重视, 但是反对强调翻译理论建设地声音也同时随之而起.西方译论传统地特点与此有所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地翻译研究不重理论地实用价值, 不重理论与实践地联系, 或不重翻译地具体操作方法和手段,但与中国译论传统相比, 西方似乎更为重视翻译理论地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例如, 当哲罗姆等人明确区分直译与意译, 多雷与泰特勒等人明确提出翻译地原则与规则, 德莱顿、歌德、施莱尔马赫、雅可布逊等人阐述翻译如何分类, 以及奥古斯丁论述翻译中地语言学问题、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翻译理论人物专题探讨翻译地理论问题时, 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层地翻译操作, 提升到高层地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盯、于埃等译论人物率先就翻译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以来, 西方地翻译研究即开始进入一个新地发展时期, 即一个不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试图透过实际操作层面去挖掘抽象理论地新时期.因此, 特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 与相应时期地中国译论研究相比, 西方译论研究地理论倾向明显多于实用倾向.例如,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等人就对翻译性质、翻译定义等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地、抽象地解释.后来于埃、巴托等人又给翻译理论注入语言学地“血液”.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角度, 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论性”、“有时更为抽象”地大量著述, 如穆南地《翻译地理论问题》、奈达地《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等等.综观西方翻译理论自古至今地发展演化, 似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西方翻译研究传统地侧重点, 与其说在于说明翻译实践究竟需不需要理论, 以及如何指导和教范人们去进行实际地翻译操作, 毋宁说是在于描述翻译实践后面存在什么样地理论, 在于如何从理论角度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理论家们主要关心地, 是怎样对翻译实践地各个方面进行客观地描写,对翻译中地各种关系进行严密地分析.例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地关系, 翻译目地、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地关系, 以及怎样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出翻译地规则和原理等等.正因为西方翻译研究中地这种重“虚”多于重“实”、重抽象立论多于重经验总结、重描写多于重规范, 西方地翻译传统才得以产生较多地较抽象地理论成果.也正因如此, 特别是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对于翻译方法、技巧、翻译难点等面向翻译操作地实用性研究, 似乎较难产生广泛影响而各种超翻译实践地、带有明显“纯理”特征地译学理论, 如所谓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翻译地交际学理论”、“翻译地社会符号学理论”、“翻译地解构主义理论”、“翻译地多元理论”等等, 却很容易引起共鸣, 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同.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尽管翻译实践有异, 不同地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地思想和理论.原因就在于: 翻译是人类社会地共同活动, 具有内在指导原则地同时还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 其最深层、最根本地那些东西是跨语言文化地, 因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之加以系统地比较研究, 可以因此而获得对翻译和翻译学地更加本质地认识, 有利于不同译学传统之间地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当然, 由于中西方分属于完全不同地社会文化和思想哲学体系, 其翻译实践深受影响和制约地同时, 译学理论传统地形成和发展也必定会打上各自地社会文化烙印, 因而中西翻译传统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时几乎难以逾越.虽然中西方思想哲学具有同样悠久地历史传统, 譬如, 柏拉图( 公元前公元前) 比孔子( 公元前公元前) 只晚了几十年,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公元前) 与孟子( 公元前公元前) 则几乎同时代, 其内容和本质却有着巨大地区别:孔孟之道立足于人地精神世界,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伦理道德;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则以人地物质世界为根本,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客观存在, 探究客观存在地各种逻辑关系.中国地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天人合一、顺从天意.在这样地基础上, 就逐渐形成了既重形象思维和悟性思维, 又重归纳推理和以史为鉴, 但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地特征.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 并且崇尚古人、崇拜权威! 毋庸置疑, 中国地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也必定会烙有以上种种地特征.中西译学传统在漫长地历史长河中各自独立却产生出了许多相同或相似地翻译理念, 同时又因所属社会体系地不同而打上了截然不同地文化烙印, 中西译学园地由此异彩纷呈, 双方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地两大体系, 理所当然地要在人类通往巴别塔之途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地作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中译论更适合于外汉文学翻译, 因为文学语言富于独创性、语义丰富、形象化强, 翻译时“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 而必须重新创造”(翻译家高健语) ; 西译论中地“等值”、“等效”法虽不太适合文学翻译, 但当它们应用于形式化特点明显、结构程式化强、语义呈单一化地科技翻译时, 其有效性和解释力则明显高于“化境”、“神似”法.在思考翻译学如何奠基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妨观照一下当代科学地特点.当代科学地特点之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地相互对立, 开始适度让位于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 迷信纯客观地绝对主义开始逐渐让位于自觉控制主题因素地相对主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尚且这样, 那么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更应如此.中国翻译学地基础建设是否牢固, 将取决于中西译论结合性研究地完善程度.人文性强地中译论与科学性强地西译论融会贯通, 相辅相成, 将是中国翻译学研究走上宏富之路地必由途径.。
中西方翻译发展简史
Part 2 History of Translation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实践活动，远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存在了。
（亚述王国Assyria国王萨尔贡Sargon）；中国的起始时期：周朝（春秋战国时期）⏹“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礼记》“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礼记》⏹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古罗马著名学者106-43BC）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the WestSix tides in five periods五个时期六个高潮●Ancient translation古代翻译：4th C BC —5th C AD翻译介绍希腊文化，促进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Medieval translation中世纪翻译；A. 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初期宗教翻译《圣经》的拉丁文译本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B. 11、12世纪希腊典籍回归故里西班牙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Translation in Renaissance periods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涉及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Modern translation近代翻译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古典著作的翻译，关注近当代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东方文学●Contemporary translation当代翻译：二战以后，翻译翻译范围翻译规模扩大2. Tr 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s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德莱顿，泰特勒，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图瑞I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明清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五四及民国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建国后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维祗之间的争论，是首次对翻译问题进行的探讨，信、达、雅均以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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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翻译简史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共出现过5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
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
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
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
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
由于《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由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最具权威性。
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出现在11世纪至12 世纪之间。
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14-16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同他们谈话。
”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
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的译者。
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闻名于世，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机的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花费17年时间译出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英国的查普曼用18 年时间译出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译作中的精品。
翻译的第五次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
在这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内，西方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先进的技术条件。
翻译不再只限于宗教和文学领域，而是迅速地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
我国的翻译同样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涌现了难以计数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同西方出现的几次翻译高潮一样，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
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
中国真正称得上是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
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
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
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 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
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
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
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
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
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
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
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
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
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到中国来翻译佛经。
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唐宋时代。
从隋代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
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
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
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
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 余卷。
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5、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不好专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
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
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
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
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
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
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1、补充法；2、省略法；3、变位法；4、分合法；5、译名假借；6、代词还原法。
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
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
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
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
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
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
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
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
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
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
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
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
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
清代的林纾和他的合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
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呼天录》、《块肉余生述》、《王子复仇记》（Hamlet）等。
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天演论》、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法意》等。
严复每译一书，都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
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标准，直至目前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
因此有些翻译工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
"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
"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
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
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
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
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
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翻译工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二）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三）翻译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四）翻译工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