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出土文献与文字研究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挖掘过程中，从古代遗址中发现的各种古代文书、碑刻、牌匾、器物等物品。
这些出土文献是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对于揭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作为古代文字的实物，可以提供珍贵的语言材料。
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还原古代文字的使用情况、发展演变和语言习惯等。
在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最早的中国文字形态和用法，对于研究古代汉字的起源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文献也可以提供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专业术语和词汇，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特点和文化背景。
出土文献通过记载了古代历史事件、人物和事物等信息，为研究古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和木简中，记载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史料，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而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兵马俑坑图录》等文献，则展示了秦始皇时期的巨大军事力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研究秦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出土文献还能够提供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实物和文物，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重要的物质证据。
在商代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艺术的精湛造诣，还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而在秦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金银器、玉器和宝石等，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阶层和地位差异，还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奢华和繁荣程度。
出土文献还能够提供古代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的线索。
通过对不同时期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和演变。
在秦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黄帝内经素问》等医学文献，反映了秦汉时期医学的发展和成就，为研究古代医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文献与古汉语语法研究(2)
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
太田辰夫提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 两个概念，同时资料就是资料的外形与内 容是同一时代产生的，例如甲骨、金石， 后时资料既资料的外形产生的时代晚于内 容，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汉语史研究 中该以同时资料为主，以后时资料为辅。
张家山汉简 奏谳书
异时狱□曰：为君、夫人治食不谨，罪死。今宰人 大夫说进炙君，炙中有发长三寸；夫人养婢媚进食 夫人，饭中有蔡长半寸，君及夫人皆怒，劾，史猷 治，曰：说无罪，媚当赐衣。君曰：问史猷治狱非 是。史猷曰：臣谨案说所以切肉刀新磨甚利，其置 庖〔俎〕。夫以利刀切牛肉庖俎上，筋 尽斩，炙 膞(zhuan3)大不过寸，而发长三寸独不斩，不类切 肉者罪。臣又诊炙肉具，桑炭甚美，铁炉甚 。夫 以桑炭之 铗 □而肉颇焦，发长三寸独不焦，又 不类炙者之罪。臣又诊夫人食室，徐 甚谨，张帷 幕甚具，食室中无蔡，而□无道入。臣又诊视媚卧， 莞席敝而经绝，其莞碎，媚衣衰有敝而絮出，碎莞 席丽其絮，长半寸者六枚。
出土文献与古汉语语法研究
1.导言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 世纪初斯坦因发现汉简，以后不断有新的战国秦 汉简牍帛书出土。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 80年代以后，简帛文献出土量非常大，经过学者 们考释，多数已经可以通读。在此基础上，学者 们开始利用这些材料研究语法问题。
清华简 皇门
异文例示:同义替换
男女群乐者,周觞五献,过之者诛。(今本《晏子春 秋〃内篇谏上第三》) 故男不群乐以【□】事，女不群乐□……觞五献 ，过者死。(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
异文例示:词语增减
诵诗三百,受之政。(定州汉简《论语· 子路》)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今本《论语》)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 高下之相盈也 ,意声之相和也 ,先后之相隋 ,恒也。( 帛书《老子》甲本)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较 ,高下相倾,音声相 和,前后相随。 (《老子》王弼注本)
最新-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精品
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872［文献标识码］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
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
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
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
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
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
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
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
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
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
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
古代文字与古代文献的研究与解读
古代文字与古代文献的研究与解读古代文字和文献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研究与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文化。
本文将以古代文字与文献的研究为主线，探讨其历史背景、研究方法以及在解读古代文献中的应用。
一、古代文字的历史背景古代文字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
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由于交流和记录需要，人们创造了各种文字。
在古代，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字也存在差异。
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以及古中国的甲骨文等等。
这些古代文字对研究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古代文字的研究方法由于古代文字多为已经失传的文字，研究学者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方法来解读。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字，以找出共同点和差异性。
此外，考古学也在古代文字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
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物，如陶器、玺印等，来寻找与文字相关的线索。
三、古代文献的研究与解读古代文献是古代社会中的重要记录，包括历史记录、文学作品、宗教经典等。
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与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古代文献的解读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运用文字研究的方法，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进行分析。
同时，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是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手段，如历史、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
四、古代文字与文献的应用古代文字与文献的研究与解读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范畴，它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古代文字和文献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对于维护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解读，也可以提供有关古代社会、历史事件等方面的线索，为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参考。
在总结中，古代文字与文献的研究与解读是一门复杂而又重要的学科。
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生活和文化。
而解读古代文献则是了解古代思想和社会制度的有力工具。
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吴振武谈这个题目之前，先要说说什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出土文献”。
“古文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主要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汉字，时间范围大体就是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的汉字，因无字书记载，每个字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字，是需要古文字学家作出考释的。
而秦统一以后，汉字进入了易识的隶书阶段，加之东汉许慎写了一部收有一万多字的著名字书《说文解字》，所以秦以后，绝大多数汉字无需特别考释便可认得了。
因此，虽然秦汉时代也还在“古”的范围内，但其文字原则上已不在“古文字”范畴内了。
不过因为出土的先秦、秦汉文字资料往往互有联系，古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时也很自然地包括了秦汉文字。
学术界所说的“出土文献”，一般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也称金文）、简牍、帛书、石刻（或写）资料等。
那些单件字数较少的资料，如陶文、货币、玺印、封泥等，有时也被包括在内。
这当然是比较宽泛的概念。
严格一点的话，似特指简帛类文献。
《墨子》屡言“书于竹帛”，这里所说的竹帛，就相当于今天的纸张。
已出土的简帛类文献大致有传抄经典、个人著述、公牍文书、卜祷记录、葬品清单等等。
如就狭义的古文字研究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出土先秦文字资料中不认识的字辨认出来，进而把那些资料中读不懂的话变成能读懂的话。
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到诸如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中去。
要完成这样一个“前提性”任务，学者都用了哪些方法呢？总结起来，约有四种。
一是据后世字形反推。
跟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不同，汉字是唯一的“活”文字。
从古到今，汉字虽有字体、结构等变化，但一脉相传，从未消亡。
而其他古文字，如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则绝无“后代”，早已成死文字。
故释读古汉字的优越条件就是可以从后往前推。
《说文解字》已给出的小篆、古文等字形，便是反推的起点。
此外，宋人留下的那些专门收集传抄古文的书籍，如《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也是学者辨认古文字的利器。
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
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
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
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摘要: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
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
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行者’,曲也。
”“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关键词:出土文献;实证材料;实事求是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之巨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笔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①然而在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学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何正确地将出土文献与现存历史文献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分析鉴别而对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本文拟从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入手,就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行”是汉乐府歌诗题目中常用的一个词语。
查沈约《宋书·乐志》,平调曲中有《短歌行》、《燕歌行》,清调曲中有《秋胡行》、《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大曲中有《东门行》、《折杨柳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煌煌京洛行》、《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步出夏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棹歌行》、《雁门太守行》。
出土文献研究与使用方式
出土文献研究与使用方式
出土文献研究通常涉及古代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文献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以下是一些关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常见使用方式：
1.文献整理与分类：对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分类，建立起系统的
档案。
这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文献的来源、时代背景等。
2.历史研究：出土文献可用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史。
通过分析文献中的文字、图案等信息，还原过
去的生活和社会制度。
3.语言学研究：出土文献中的文字有助于语言学家研究古代文字、
语言演变等问题。
4.考古学配合：出土文献与考古学相辅相成，通过文物与遗址的
结合，可以更全面地还原古代文化和生活。
5.学科交叉研究：出土文献的研究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例如
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等。
6.数字化处理与保存：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出土文献进行数字化
处理，以确保文献的保存和传承。
7.学术出版：通过研究出土文献的成果，可以发表学术论文、专
著，为学术界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使用出土文献时，研究者需要注重保护文献的完整性和可持续利用，同时要遵循研究伦理和文物保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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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出土文献与文字研究
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
本文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使用、古文字的释读等方面，阐述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的作用。
标签：出土文献文字研究
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上讲，凡是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诸如：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石刻等等都可以称作“出土文献”。
狭义上讲，出土文献即出土的书籍，主要指上个世纪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
本文所做讨论采用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
至于文字研究，这里专指汉字研究，包括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使用以及古文字的释读等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汉字研究的集大成者，奠定了汉字研究的基础，对后代文字研究影响深远。
不过，《说文》收录文字以篆书为主，古文和籀文并不是很多，这对汉字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大量的出土文献。
一、出土文献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从目前来看，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关键在于出土先秦文字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面。
每一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都能极大推动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文字系统，单字总数接近5千，这些文字仅是占卜纪实的文字，全部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5千。
甲骨文结构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六书”的构造法则。
个别字形极为简省，高度抽象。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了。
从文字萌芽到成为成熟的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汉字的起源时间会早出殷商时代很多。
甲骨文的形体图画性较强，尤其与人或动物相关名词的文字，描绘得既形象又逼真。
分析和研究甲骨文字形，既可找到与周代文字以及篆书的联系和演变规律，又可以向前推测更早时期文字可能的形态。
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的文字图画性更强。
汉字起源于图画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对汉字起源与发展研究有价值的出土文献还有陶文。
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出土的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半坡陶文、姜寨陶文、良渚陶文、城子崖陶文和二里头陶文等。
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距今约六七千年。
符号一般刻在彩陶钵口外面的边缘上。
一般一个器物上只有一个符号。
目前学界对这些符号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
山东莒县发现的属于大汶口晚期文化的陶尊，距今约四五千年，在陶尊表面刻划有符号。
多位文字学家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并对其进行了释读。
裘锡圭研究后认为“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1]总之，陶文的发现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其一，要对汉字起源有更清楚的了解，还要期待更多数量陶文的发现。
其二，要研究陶文的外形特征，进而判断其性质，释读其内容。
其
三，根据陶文信息，推断汉字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以及起源的较准确时间，进而揭示汉字起源以及演变过程。
二、出土文献与用字研究
用字研究概括地说就是对汉字具体使用情况的研究。
汉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存在着或存在过的符号。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书写材料、工具以及不同的功用都是造成汉字差异的因素。
不同时代的文字如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有明显的区别。
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如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使用文字并不完全一致。
书写材料方面有甲骨、钟鼎、简帛、玺印、货币、陶文等，由于材料不同、书写功用不同，造成文字形态也不尽相同。
要深入研究汉字就要对汉字使用情况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系统的汉字使用情况研究需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尤其先前时期的用字研究，更需要依赖大量的出土文献。
拿《说文》中的“古文”和“籀文”来说，《说文·序》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2]许慎认为，古文早于籀文，孔子、左丘明书写时代虽然晚，但他们是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
对这种观点，吴大瀓、王国维等人早就提出了质疑。
现在看来更不是问题，与大量的出土的文字资料比较，《说文》所收古文与甲骨文、西周金文差距甚远，与六国文字却很相似，属于东方六国文字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说文》所收籀文，人们认为是西周晚年的文字，近代王国维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通用的文字，唐兰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使用的文字。
到目前学界对籀文的认识还不统一，各家的说法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针对这一问题，裘锡圭说：“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里尚未发现。
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有限，不能因为现有的较早的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它们在当时还不存在。
”[3]裘先生的态度是严谨的，同时也说明文献资料对汉字研究的重要作用。
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
古文字释读是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有密切关系。
首先，出土文献中的文字资料本身就是释读的对象，整理出土古文献资料离不开文字的释读。
其次，用文字学理论以及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相对比进行释读是非常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出土文字又自成体系，具有字形结构的规律性，通过比较研究，掌握其规律，据以释读疑难古字，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最后，目前出土文献资料已经不算少了，可是对于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文献资料来说，仍是沧海一粟。
从释读的技术手段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
目前还有很多出土文字未被释读，这有待于发掘更多的出土文字资料，有待于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出土文献对古文字分析也有重要意义。
《说文解字》是一本说解字形，探究本义的文字学专著。
由于许慎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见过更多的古文字（小篆以前的文字）材料，他的一些说解难免出现一些错误。
后代的学者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就发现了不少问题。
《说文》：“行，人之步趋也。
从彳，从亍。
”[4]罗振玉认
为“（字形）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
”甲骨文“行”的字形如通向四方的道路，本义应为“道路”，”步趋”是引申义，“从彳，从亍”的结构分析也是不对的。
《诗经·豳风·七月》里“女执懿筐，遵彼微行。
”即是用其本义。
《说文》：“乘，覆也，从入、桀。
”[5]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像人在木上，本义应为“登、升”。
《汉书·陈汤传》里“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
”即用本义。
《说文》：“勿，州里所建旗。
象其柄，有三游。
杂帛，幅半异。
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
”[6]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勿”的字形，其实“勿”是一个从“刀”的字，裘锡圭认为本义应该是“分割、切断”，也就是“刎”，是非常有道理的。
当然也不仅仅是许慎，由于缺乏资料，古代其他文字学家的差错也不乏其例。
（本文为榆林市科技局项目“陕北出土古文字考释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cxy-10-3]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J].中国语文，1978，（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314.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44.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4.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96.
（寇延年陕西榆林榆林学院文学院7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