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曾国藩中国式领导力的四大精髓

宫玉振：曾国藩中国式领导力的四大精髓历经二十年晚清史、军事史和管理学的钻研，宫玉振老师在专著《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将曾国藩总结出来的为人处世之道提炼为“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十二个字。

本文整理了宫教授关于曾国藩领导力的部分演讲内容，重点从一个核心，四大精髓来阐明中国式领导力哲学。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语录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

1核心——拙诚曾国藩的领导力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

“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

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

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

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

”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

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

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

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

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2精髓——“重”、“耐”、“浑”、“明”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曾国藩语录•“重”：居重才能驭轻穿越历史的时空，晚清名臣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形象？“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这是亲历者对曾国藩的画像。

一名湘军的大帅，一位领导者，为何要这般厚重？稳重？宫老师在曾国藩的众多领导力特质中，首先抛出的这一“重”字，道出了一个组织对领导者最基本、最关键的要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重，就是领导者不要浮躁冒失；重，就是领导者不要“视事太易”；重，就是领导者要一言九鼎。

今天，在西方文化追求平等、个性、反对权威的价值观影响下，领导者还要坚持“稳重、厚重”吗？对此，宫老师认为，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过于强调重，难免会走向保守；但是快速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浮躁的时代，机会主义的时代。

当整个组织都处于浮躁状态的时候，领导者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决定组织命运的长远和根本的因素。

“居重才能驭轻”，弃绝浮躁，坚守自己的道德、事业追求。

因此，“重”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重”的内涵，依然值得我们体会。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

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

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曾国藩语录•“耐”：做官第一要义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作为汉人知识分子已经位极人臣。

然而，在他多年带领湘军征战的过程中，与上司、同僚、下属又有过多少冲突、不解？“耐劳忍气”四个字，正是对他“打脱牙、和血吞”的最好诠释。

同样是处理与湖北总督官文的关系，为何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他们采取了怎样不同的处事方式？宫老师认为，就是一个“耐”字。

胡林翼耐住了，把对立的关系变成了合作的关系，并为湘军争取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而曾国荃却没有耐住，最后把合作的关系变成对立、冲突、你死我活的关系，最终伤害了自己。

曾国藩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宫老师评点说：情绪化的反应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领导者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就是耐的功夫不断提升的过程。

“耐”这个字，是值得用一生去修炼的一个基本功夫。

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既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察见渊中鱼者不祥。

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

——曾国藩语录•“浑”：藏锋的智慧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曾说，“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

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

”所谓“浑”，藏着曾国藩对人间世事的一份通透。

宫玉振老师把曾国藩的领导力称之为“中国式领导力”，因为他领导智慧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如，中国人爱玉，“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曾国藩致陈源兖）”；如中国人的书法，藏锋的笔法却更有力道。

遥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曾质疑道德上不甚完美的陈平。

于是，陈平问，““你是想用圣贤，还是想用能帮你打天下的人？”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和事。

浑就是大度，就是格局，就是包容。

曾国藩说：“格局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领导者要有海纳百川的大度。

有天下的格局，才能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业。

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如何去把握人心、人性。

管理的核心就是人性。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

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语录•“明”：做大事，先要借大势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想做大事，见识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要想做大事，一定要借大势，借大势才能成大事。

你要想借个势，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势从哪来、到哪去，靠什么呢？——识！识时务者为俊杰。

了解大势趋向以后，顺势而为，借势而上，发挥你的才能，把事做成。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

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同治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正是在写日记的过程中，他时时在反省自己每天的思想和作为。

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

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的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准确，这就是精明。

我们给领导者的“好评”，往往用的词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军人物，给你的组织能够提供的最大价值究竟是什么？看清大势，看清大局，把资源果断投进去。

因为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领导者一定要高明。

但是光有高明还不行，我们这个世界上眼高手低的人太多，还要精明，精准计算。

高明是一种战略的眼光，精明是在战术和执行层面精确，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领导者如何才能“明”？宫老师给出的方法论是：通过复盘，不断总结、学习。

因为复盘，曾国藩每次打完仗，都要点一炷香，静坐，反思；因为复盘，毛泽东在黄克诚眼里做到了“不贰过”；因为复盘，柳传志在每次大的市场行动后，都与团队一起审视得失成败。

“领导者要跟别人学，跟理论学，但最重要的还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团队成员统一打法，统一价值观”，宫老师再次借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艺术，指出了“明”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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