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思潮与阮元书学的形成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国朝汉学派是明清两代经学思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之一。
其中，戴震与阮元被誉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主要集中在经学解释和理论研究上。
戴震强调经典文化的重要性，认为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只有深入研究经典，才能真正理解和学习古代智慧的真谛。
阮元则注重经学的实际应用和启发，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人应当从天地间的万物中寻求智慧和启示。
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通过对经典文化的深入研究，开创了汉学派的思想体系，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思想启示和观点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不同的学者对其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并衍生出不同的学派和学说。
尽管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在当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借鉴。
总的来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通过对经典文化的研究和哲学思考，他们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戴阮二家的哲学观点也带来了诸多争议和讨论，为学术界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按照如下方式编写：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1. 引言在引言部分，首先会对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的哲学思想进行简要介绍，概括汉学派在国朝的背景和特点。
接着，会说明本文的结构和目的，以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本文的内容安排和阅读的方向。
阮元简介_阮元的资料介绍、故事传奇
阮元
阮元
(1764～1849) 清代汉学家。
字伯元，号芸台。
江苏仪征人。
乾隆进士。
乾隆、嘉庆、道光间，历任浙江、河南、江西巡抚及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
道光十八年(1838)以体仁阁大学士致仕。
二十九年卒。
谥文达。
其学平实精详，所涉甚广，尤长于治经及文字训诂。
身历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敦崇经史之学，主持编刻图书，颇多提倡之力。
乾隆末，参与编纂《石渠宝笈》，校勘《石经》。
嘉庆间，先后在浙江建诂经精舍，在广东建学海堂，聘请名儒，培养人才。
主持撰成《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十三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以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山东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
又创编清史《儒林传》、《文苑传》及《畴人传》，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
并购进四库未收古书一百数十部，每得一书，则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提要》一篇。
道光初，集清代前期诸家经说，汇为《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凡一千四百余卷。
一时知名学者著述，多赖以刊行。
自著为《揅经室集》。
阮元_文笔论_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
［收稿日期］2009-10-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０５ＡＺＷ００１，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资助：２００８Ｂ０７６［作者简介］宋巧燕（1968-），女，江苏盱眙人，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文学和清代教育史研究。
清代考据学兴盛发达，长期独占学坛，成了清代学术领域的显学。
阮元（1764-1849）是清王朝的大官僚，又是著名的大学者，被誉为乾嘉考据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
阮元力图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于是继承和发展了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论，力图为骈文在文学领域争得正统地位，以抗衡宋学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
阮元“文笔论”的主体思想内容是：他认为古文家所尊崇的古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只能称作“笔”；合乎标准的“文”，必须用韵比偶、沈思翰藻，是和散文相对的骈文，是和桐城派古文家所倡导的古文相对的骈文。
阮元倡导的“文笔论”，为乾嘉考据学在文学领域争取合法正统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清代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书院中加强了流播，产生了一定的遗响。
一、阮元“文笔论”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阮元于嘉庆五年（1800）创建诂经精舍，嘉庆二十五年（1820）创建学海堂，以考据学、词章之学的教学与研究为宗旨，通过书院教育扩大了乾嘉考据学的影响。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成了阮元宣扬和实施其“文笔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据点，加快了“文笔论”的流播，扩大了“文笔论”的影响，也决定了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
阮元《揅经室集》中有《学海堂文笔策问》一文，是阮元之子阮福就学海堂关于“文、笔”的策问题目进行拟答，阮福在文末说：“家大人开学海堂于广州，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相同。
以文笔策问课士，教福先拟对。
”（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５）此文笔策问的题目是：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
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５）可见在对学海堂的学生进行考核时，阮元对学生如何理解“文笔”的概念是丝毫不含糊的。
阮元人物简介介绍与典故
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
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四步读书法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
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
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
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
这四步是：句读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
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
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
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
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
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
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
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
《经籍籑诂》阮元
《经籍籑诂》阮元《经籍籑诂》阮元刘宗汉在古代文献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今天已经不用的词汇，或今天看来已非本来意义的词汇。
如“鬯”本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香酒，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了。
又如“组”在古代本来指称一种丝织的带子，但现代却指称某种结合起来的单位，如“攻关小组”、“文学组”等。
这种情况给我们阅读古代文献造成很大的障碍。
早在清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阮元根据社会的需要主持编纂了《经籍籑诂》，这部书搜集了大量的词汇古义，今天仍然是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必用的工具书。
在先秦两汉书籍的汉唐注疏中，及在《说文解字》、《尔雅》等小学书中，保存大量的对古代词汇的训解文字，其中以汉代人的故训价值较高。
清代雍正、乾隆以后，汉学逐渐兴起。
江苏吴县的惠栋，三世传经，笃守汉人旧训而不敢有丝毫怀疑，谓“吴派”。
梁启超说“吴派”经学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清代学术概论》）。
安徽休宁戴震以训诂明义理，不专守汉人家法，谓“皖派”。
吴派学者当然要深入钻研汉人的故训，就是皖派学者也非常重视对汉人故训的掌握。
戴震自己就说过：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
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
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卷九）可见皖派学者对汉唐旧注及《说文》等书的重视，尤其是“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然后为定”这几句话，更是后来阮元编辑《经籍籑诂》的张本。
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有程瑶田的《通艺录》及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两种。
汪喜孙说：“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经义述闻》二种。
《通艺录》既精且博，千门万户。
……《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
章 之学、 性道之学、 掌故之学等。 求。 ７ ’ … ｐ ２ 这一沧 薛寿曾总结说：“ 素称沃壤。国朝以 吾乡 来， 翠华六幸，
断将阮元治学广博与精深的特点恰当地概括出 来， 江淮繁富为天下冠。 确属 士有负宏才硕儒者， 不远干 里百里， 精论。当然，阮 元的诸多学问中最精通的当属 “ ……贯 往来于期间．巨商大族， ． 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 兼有师 淹群书，长于考证。 卷 ｔ 正是凶为其治学显示Ｈ的 儒之 爱 才，提 倡 风 雅，以故 文 人 荟 萃 甲 于 他 ” ． ｛ ” ＿ 礁 舫 ’ ５巷 番话ｊ 广博与精深特 点，“ 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的阮元才能 郡。＿（ 泶 》薛氏这 一 下好可用于解释阮元
《南北书派论》
《南北书派论》《南北书派论》 - 文章背景《南北书派论》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由于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中、后期书坛渐成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格局，从而影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书法观念和创作。
在这个转折时期，清代学者阮元以其显赫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对清代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称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
《南北书派论》 - 文章内容书法元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
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
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
而蔡邕、韦诞、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
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
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
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
今近年魏、齐、周、隋旧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迹一等，更可摩变而得之。
窃谓隶字至汉末，如元所藏汉《华岳庙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启真书门径。
《急就章》草，实开行草先路。
旧称王导初师钟、卫，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
晋、宋之间，世重献之之书，右军反不见贵，齐、梁以后始为大行。
梁亡之后，秘阁二王之书初入北朝，颜之推始得而秘之。
“一代文宗”阮元：南北书派与北碑南帖，看他如何革新清代书坛
“一代文宗”阮元：南北书派与北碑南帖，看他如何革新清代书坛金石拓片金石学的发展与兴盛为书法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碑学与帖学的对峙在清代一朝情况越加明显。
而清代碑学的发展则是经历了三个阶段：乾隆中期的前百余年，习碑者多以汉碑隶书为主；乾隆中期到道光年间，汉隶与篆书得到了同期的发展，取汉碑朴拙高古之气，篆书参以钟鼎金文；道光到宣统年间，习碑者取法的对象进一步得到扩展，这一时期主要取法北碑。
可以说北碑的兴起是在嘉庆道光以后所发生的。
但是晚清魏碑的兴盛绝非不是偶然的发生的，碑学脉络的延续，为清代书法家的创作与理论发展上起到了铺垫作用。
阮元像在碑学发展过程中，碑学理论开先河者当为阮元莫属。
阮元在书法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关于南北书法流派的梳理及评析。
阮元是乾隆五十四年的进士，先后担任过山东、浙江学政，户部、兵部、工部侍郎，浙江、湖南、江西巡抚，两广，两湖，云贵总督等等，可谓是封疆大吏，官运亨通。
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在他任官之余，收藏金石碑帖，重视经史考订之学，是当时的朴学大师。
清代碑学派理论的广为流传离不开阮元所做出来的努力。
拓片嘉庆年间，阮元写了两篇文章名为《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鲜明地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张，在理论上明确宣扬了北碑的书法价值，再上阮元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一时之间这两篇文章可谓是为尊碑开了先路，所阐发的观点可谓是震聋发聩，居功至伟。
后世的包世臣与康有为在阮元的理论基础上为碑学添砖加瓦，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中提出“万毫齐力”“气满”诸说，为碑学的观念普及推波助澜，而康有为所做的《广艺舟双楫》更是碑学理论集大成者，同时也把尊碑抑帖的主张推倒了极端。
董其昌书法“南北书派论”的产生有着固有的时代背景。
清代以前书法尚未有明确的“南北分宗”一说。
大家可能想到最为贴近的是明代董其昌在绘画领域提出“南北宗”的论调，但是董其昌是“崇南抑北”，而阮元的“南北书派”则是带有明显的崇北抑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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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3－1848)生逢汉学思潮日盛的清代中叶，深受汉学浸染，并成为汉学的旗帜，其书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汉学治学的色彩。
今人了解汉学与阮元书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阮元书学的思想，了解书法的取法和风格变化在当时书论中的论述和体现方式。
一从学术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清代汉学无疑是宋明学术由“虚”到“实”的内部演进。
宋代理学吸取佛、道思想的合理因素，提出“一道德，同风俗”的口号，强调了“天理”的终极意义，维护了儒家的尊严，其由“格物”而“致知”的要求也形成士人治学的踏实之风。
明代统治者使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同时，也使理学逐渐丧失富有批判和探索意义的成分，变为空洞的义理阐发而忽视了知识的支持，而王阳明对“致良知”的强调更造成了思想标准的混乱和学风的空疏放荡。
因而，在明末清初，客观上需要经典文本的研读来支持现有的思想体系，更需要确凿、踏实和博学的学风来纠正空谈心性的弊病，这一需求得到了当时士人的响应。
正因为此，汉学的兴起一直在凸显着与宋明学术的不同：比如，汉学惟汉是尚，这不仅在于汉人严谨的治学精神，还因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而“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
”又如，汉学不再热衷于天理、心性的空虚讨论，而是主张通过字义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和事物发展源流的考辨，将义理的探求和思想的依据回溯到传统的儒家经典。
再如，汉学还将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文字资料作为考订经史、阐发义理的资料来源和依据，以达到寻根求源、追真求实的目的。
必须指出的是，伴随着程朱理学被重新整合为统治思想和主流社会话语，汉学学者必须通过以理学思想为内容和标准的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仕途，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得不“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但是，由于汉学所考据的重心依然是“性”、“理”等核心的观念，考据的依据也是“四书”、“五经”等经典文本，汉学依然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并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学术话语。
另外，在过于高蹈的理学话语缺乏具体实践性和实施操作性的前提下，汉学的诸多主张得到朝廷的支持，对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戴震之后，阮元等学者试图以古《礼》治“礼”，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为法则，试图缓解“天理”和“人欲”分裂而造成的紧张，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二清代中叶的书法创作呈现正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为楷书、篆隶等正体文字书法的兴盛；还表现为文字构形与朝廷规定标准字书的一致，绝少异体、别体；更表现为点画用笔的踏实沉稳、起收动作的完整、单字体势的完美和端庄，字与字之间缺少意态的呼应，章法排布的大小匀称甚至界格方严等。
在取法方面的主要体现是风流、洒脱、超逸的二王行草书逐渐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庄重、典雅、端稳、规范的楷书和汉代隶书逐渐占据书法取法的中心位置。
如何将这些由于具体的书写要求、技术规定以及书写者的书写观念、书写习惯和社会审美风尚等综合作用而造成的取法和风格变化体现在书法理论著作中，如何根据这些变化组构新的书法谱系，是清代中叶的书论家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课题。
今天看来，阮元深受汉学思潮浸染，不仅表现在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颜鲁公(争座位帖)跋》、《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摹刻(天发神谶碑)跋》、《复程竹盫编修跋》、《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铁镬字跋》、《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等九篇书法论著集中收在以“经”命名的《揅经室集》中，他对以汉隶等正体文字的书法创作为最高典范的书学思想的论述过程甚至学术术语的选择上也处处体现出汉学思潮侵入的影子。
首先，阮元以汉学对经学发展流变的认识为参照来探索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他认为，“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垢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在阮元的书论中，多次出现“古”、“古意”、“隶古遗意”、“遗法”的字眼，具体地说，这些概念表现为与汉学学术目标同时代的汉代隶书。
他将隶书作为分派的源头，以“北沿于隶”、“南远于隶”为分派标准，将汉代以后直至隋唐的书法分为南、北两个书派。
其中，北派是带有隶书遗意的正体文字，典范包括汉代隶书、北朝楷书、唐代楷书和北宋蔡襄、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人的楷书，南派则是丧失隶书遗意的行书文字。
《诂经精舍文集》为阮元主编，文章为阮元亲自选取，其中收录阮元门生
汪家禧、邵保初等十三人以《六朝经术流派论》为题的十三篇文章，大致反映了阮元的某些思想：文章将汉魏之后的经学分为南、北两派，两派之间尽管短长互见，但北派较多的保留汉法，南派则更多具有老、庄色彩，汉儒经学的传统荡然无存。
阮元在经学上无疑倾向于较多保留汉儒传统的北派，再联系诂经精舍曾奉祀被划为河洛北派之郑玄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南北书派”、“北碑南帖”的论断并非偶然的巧合。
今天看来，南北书派、北碑南帖的思想受到南朝禁碑、魏晋名家墨迹世间流传极少和“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等客观历史原因的限制，但推究阮元本意，则是受到汉学思潮的影响而以是否保持汉隶遗意为标准的分派结果。
对于汉代以后的书法，即使同属碑刻的北朝碑志，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实用和艺术上的缺憾，汉代隶书从而被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