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唐代士族
唐代士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建立
唐代士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建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
唐代的文化伟大在于它开创了诗歌、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繁荣的时期，建筑、制度、哲学、科技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进步和成就。
同时，唐代社会也呈现出了一种非常鲜明的群体身份认同现象。
本文将介绍唐代士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建立。
一、唐代的士族文化唐代是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时代，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而言，文化都是他们平衡自己生活、追求自我价值、树立声望和身份的重要方式。
唐代的士族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学术文化唐代尊儒重道，有一套完整的士人文化体系。
唐代的士人在文化上的代表是儒家学者，他们传承经典，宣扬礼仪、道德等基本文化价值。
2、诗词文化唐诗盛行于唐代，成为了唐代文化的重要代表。
唐代的士人成为了成就唐代诗词文化的主要力量，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著名的唐代诗人。
3、书画文化唐代的书画文化和诗词文化同样十分重要。
唐代士人的书画作品，虽然比不上后世书画名家的成就，但仍然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
唐代士人在书画中更注重意境，讲究笔墨风韵和兴雅情调。
二、士族身份认同的建立唐代的士族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群体，而是一个逐渐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身份认同特征的群体。
唐代士族在身份认同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依附官府唐朝政权借助士人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招募士人成为朝廷官吏，这给士族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在唐代，朝廷官员的频繁更替导致大量空缺，因此唐代以“博学、守约、得道”的标准依据来选拔朝廷官吏，而这些标准都是士人的特质，因此成为了士族身份认同的代表。
2、儒学考试唐代儒学考试是士人逐渐建立起身份认同的另一个关键。
唐代的儒学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明经、进士和进士诸科，这些考试成为了士人扬名立万和正式加入士族的标志。
3、家族身份唐代士人的家族身份非常重要，也是士族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之一。
唐代士人通常集中在城市或乡村的一部分，他们会在这些地方组建自己的家族，并在家族里相互尊重和扶持。
唐代士族文化
唐代士族文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更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在唐朝时期，文化、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唐朝的士族文化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本文将从士族的角度来深入探讨唐代士族文化的特征。
一、士族的演变在唐代，士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
士族是中国古代专门从事文化、教育、权力等方面的社会群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文化知识，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
唐代的士族来源最初来自于古代的八贵族、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家族。
在唐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到了士族群体中。
因此，唐代士族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
在唐代，对于士族的权利和地位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
唐朝盛行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而科举制度的出现为士族提供了一个通往官场的渠道。
在唐代中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也导致了士族文化的特殊化，士族文化在科举制度的带动下，愈加繁荣。
二、士族文化的特征士族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自己的特征。
从字体、音乐、礼仪等方面可以看出唐代士族文化的特征。
首先是士族的书法。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唐代士族的书法更是备受称赞。
唐代书法钟情于自由、丰富的笔墨，以及独特的书写方法。
唐代士族书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当时流行的策、朱仿、陈碧等书法都是士族历代传承的经典之作。
其次是唐代士族的音乐。
唐代士族酷爱音乐，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的发扬光大。
唐代士族的音乐是集中体现了神秘和恬淡的自然主义风格。
士族民间音乐具有广阔的中外文化交流背景，如大风歌、豫章散、陶渊明独唱、天神乐等都是唐代士族音乐的代表作。
最后是唐代士族的礼仪。
古代士族的礼仪体系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标准息息相关。
唐代士族的礼仪强调规范化和正式化，包括服饰、餐饮、礼仪等方面。
通过礼仪来体现对于祖先的尊重，并且以此为基础整合了一个势力和文化的集团，从而更好地产生利益关系和结盟。
三、士族文化对于历史的影响唐代士族的文化影响不仅仅是在唐朝时期，而是持续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名门望族——五姓七望
名门望族——五姓七望唐朝时期唐太宗和武则天都共同做了一件事，就是修改《士族氏》，通过这种方式打压传统的门阀士族，提高自身的地位，但是好像效果并不好，名门望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威望，到了唐文宗时期，唐朝已经建国两百多年了，但是唐文宗想把公主，嫁给山东士族，居然还招到拒绝，引起唐文宗的一顿感慨。
而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足见其名望。
唐朝时期形成了四大区域士族，分别是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左士族，代北士族。
这些区域士族在细分就是家族性的了。
都是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打压对象。
山东士族包含：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琅琊王氏与琅琊颜氏、兰陵萧氏、河东裴氏。
当时的山东，指的不是现在的山东省，当时的山东指的是华山，殽山以东的区域。
关中士族主要是：京兆韦氏、河东薛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
江左士族主要是：吴郡顾氏，陆氏，张氏，虞氏，吴兴姚氏。
代北士族主要是：元氏，长孙氏，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陆氏，河南源氏，河南窦氏。
数量实在太多了，重点介绍下山东士族。
当时的士族们，不仅在政府有强大的特权，长期世代为官，还拥有庞大的经济基础，以及更重要的儒家文化，正是传统的文化，家风，让这些士族们拥有着崇高的威望。
陇西李氏，是中国古代以陇西郡为郡望的一个李氏家族。
秦汉时期设置陇西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
陇西李氏在秦代与汉代是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
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秦国名将李信等著名将军。
陇西李氏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实陇西李氏中第一个称帝的不是李渊，第一个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太祖李暠。
赵郡李氏：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之弟。
李牧是战国时名将，为赵国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赵国柏。
赵郡李氏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仅次于陇西李氏的大族。
在唐朝出了17位宰相，因为和开国皇帝一个姓，所以在隋唐时期地位上升的很快。
历史牛李党争中的宰相李德裕，就出身赵郡李氏。
唐代士族政治文化论
唐代士族政治文化论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鼎盛时期，也是一个带有浓郁文化底蕴的时代。
在唐朝，将领、士族等政治群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唐代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族是唐朝中的一个重要阶层。
他们往往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并且往往有着
优秀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
他们在唐朝政治体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唐朝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唐朝的官制中，很多官
员都是由士族出身的人担任的。
他们在政治理论、官僚制度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贡献。
他们提倡忠诚、廉正、善守职守的精神，对维护官僚制度、政治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唐代的士族也是非常注重文化素养的人。
在唐母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士族们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他们的文化素养也为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例如，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杜甫、李白等都是出身于士族家庭的文学家，他们的诗词作品影响了整个唐代的文化氛围。
在唐代的文化中，士族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士族往往被视为社会的文化精英，
在文人墨客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诗词会、书法比赛等领域，士族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
在唐朝的文化周期间，士族们也在文化领域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士族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执行力与才华。
他们的
思想、信仰、文化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士族文化中，感受到这一时代的璀璨与绚丽。
唐代的士族与社会地位
唐代的士族与社会地位唐代的士族是整个唐朝社会中最为优越和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
他们在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如何得到的呢？接下来，本文将会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唐代士族的社会地位。
士族的来源与特征士族作为唐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其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沿袭自汉代的世家，即世袭的贵族，他们通常能够追溯自秦汉之时的功臣，他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宅院中，在城市中拥有众多的产业，并且精通经商和写作；另一类是田舍小康，即在唐朝初期，由于开元中兴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一批有能力的乡村豪强，他们成为唐代的新兴士族。
总的来说，唐代的士族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分布较为广泛，既有世家大族，也有地主乡绅和官僚豪强；二是具备领导才能，许多士族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成为了唐朝的高级官员；三是以文化为主，这一点在唐朝可谓是十分突出，士族多以写作、书法、诗词等文化领域为主要活动，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士族的地位与社会财富士族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因是其拥有极大的财富，这部分财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官职所带来的收入，唐代的官员都是颇为高薪的，担任高官者可使士族的财富得到保证；另一种是地产和商业收益，士族们多有地产和商业等方面的投资，能够保证一定的财力来源。
同时，士族的社会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其拥有的财富所决定。
在唐代，财富往往也代表了一个人的地位和社会地位，士族的财富自然也给了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
当然，在唐代，士族的真正地位还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家世、政治影响力、科举考试的成绩以及其他社会成就等。
士族的政治影响力唐代的士族对于朝廷的政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由于唐代是民族融合的时期，因此朝廷精英往往需要士族来担任高级官员，这些官员通常是士族子弟。
这样的官员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士族不仅是一个社会阶层，还成为了一个影响重要政治决策的关键势力。
此外，士族的地位和财富也给了他们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通常是广大百姓眼中的权威人士，在决策重要事件时也常常会被当成重要的参考对象。
唐朝士族的文化生活
唐朝士族的文化生活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
在唐朝，士族的文化生活更是引人注目的，他们从诗歌、音乐、书画等方面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为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接下来，我将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唐朝士族的文化生活。
诗歌艺术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而士族们是这个时期诗歌艺术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唐诗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士族的思想追求，还反映了社会的各种变化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社会的多样性和繁荣。
唐代士族的文化水平非常高，他们喜欢以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也常以诗歌的形式来留传友情、情感、历史、传统和文化等。
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思想感悟和语言表达能力，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诗篇。
在唐代，有很多著名的士族诗人，如王之涣、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等，他们的诗歌在唐代即受到广泛的推崇和欣赏。
这些著名的士族诗人，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而且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思想倾向和人情风味等。
书画艺术唐代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个黄金时期，士族们也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艺术成果。
唐代的书画艺术在形式和实用性上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
唐代士族从小就接受书画教育，他们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相当高。
士族们对于书法、绘画和篆刻都很感兴趣，常常邀请一些文人雅士和专业的艺术家来自身地讲授书画知识。
唐代士族在书画艺术方面的贡献非常大，他们的作品赋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特色。
他们创作的书画作品，观感上非常优美大方，形式上则极富个性和创意。
而且，他们在书画、篆刻和印章制作方面，常常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这些作品无论在现代还是当时都备受欢迎。
文化生活唐代士族的文化生活，不仅从艺术形式上得到了体现，而且还从生活点滴中得到了彰显。
士族们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表现，包括了出版领域、服饰领域和饮食领域等方面在出版方面，唐代士族对书籍的需求很高，他们常常阅读各种书籍、诗集和历史著作，还经常聚会讨论文体、书法和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问题。
士族是什么？李世民：连我都一头雾水
士族是什么？李世民：连我都一头雾水中国历史关于“士族”的研究，大概是被陈寅恪带动起来的，他可能是研究古代士族的第一人，由于他的研究成果，魏晋隋唐数百年间存在一个以姓氏门第为“贵族阶层”的时期才为人熟知。
三国两晋时期，吴地便有“顾、陆、朱、张”四大姓，代表人物是顾雍、陆逊等人，到了今天这四姓家族在江南一带依然繁荣。
南北朝对峙时期，北魏宰相崔浩“大整流品”，弘扬姓氏门第的优越性，把自己的出身清河崔氏列为第一等，加上丑化北魏拓跋氏先祖，遭到了道武帝的屠戮。
这说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姓氏门第一说是持反感态度的。
在东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一度最为知名，代表人物是宰相王导和谢安，“王与马，共天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那个时代王、谢曾经辉煌的写照。
到了隋唐时代，“士族”的称呼演变为“氏族”，唐太宗李世民曾命人修撰《氏族志》。
这部书的编写是有原因的。
现代人不明白古代为什么产生士族（氏族），只知道唐朝时期民间四大姓氏最为尊贵，他们分别是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
《会真记》（后世改编为《西厢记》）的女主人公就来自于尊贵的崔氏。
至于他们为什么尊贵？即使身处当时的古人也不明白，其中就包括唐太宗李世民。
他对于民间追捧的氏族现象很困惑，表示一头雾水：我跟这关东崔、卢、李、郑四姓也无冤无仇，这些家族世代不出官员，却自称门第尊贵，只要跟他们通婚，就要多索取彩礼嫁妆，我实在不理解人们为什么看重这个？“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李世民还说道：按道理来说，祖先有过立功、立德、立言的壮举，或者担任过公卿大夫，家族拥有良好的传承，这才能称之为门第尊贵。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士族文化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士族文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不仅在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制度和文化。
其中，科举制度和士族文化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唐朝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唐朝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其基本原则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达到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完善，成为了帝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
唐朝的科举制度分为三级：明经、进士和进士及第。
明经生和进士都需要通过科目考试才能晋升，而且要求不断提高。
而只有进士及第，才能获得官职。
这种严格的选拔制度，无疑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社会的整体水平，这也是唐朝能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唐朝的科举制度也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科举制度使士人走上政治舞台，多元化政治人才的来源，创造了政治的机会平台。
其次，科举制度刺激着人们学习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融合和创新。
二、唐朝的士族文化唐朝时期，由于唐王朝的繁荣和进步，士族文化得以充分展现。
士族文化是指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士人、文人、政治活动、文化创新等方面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唐朝的士族文化在大力发展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文学艺术的繁荣。
这种文化现象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人，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唐诗”、“唐画”等，同样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批文化名人。
他们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整个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另外，唐朝的士族文化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他们在现代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科举制度与士族文化的联系唐朝的科举制度和士族文化是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了一个晋升为官员的机会，促进了文人士兵脱离生活的贫困，进入到政治和其他领域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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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
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
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详细请看/printpage.asp?BoardID=10&ID=208859[转贴]连载：闲话唐代士族——作者：弓月作者：弓月转自沉醉唐风文化论坛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
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名虽著于闾里”，但也“身未免于贫贱”。
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
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
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
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
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
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
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
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
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
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
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
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这里的“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
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
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
“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
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
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
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
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
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
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
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
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
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
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
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
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
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
”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
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
”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
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
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
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
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
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
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
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
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
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
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
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
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
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
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的山东士族。
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
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
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
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
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
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
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
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
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
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
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
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
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绩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
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
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