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符号学与原型思考_对当代中国建筑符号创作的反思_文一峰

建筑符号学与原型思考

—对当代中国建筑符号创作的反思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州，510006)

收稿日期：2011-12-06

建筑符号学一直是自现代主义之后以来的热门话题。对于现代主义确立的抽象美学的反拨，后现代主义那种拼贴式、符号化的图像隐喻式建筑在1960～1970年代成为时尚，但这种招牌式、甚至广告化、以传统的姿态向现代人打招呼的方式很快就被大多数专业学者批评为肤浅的、表面的。尽管有这种来自专业领域的批评，而民众对建筑作为一种符号的表达兴味不减；而且，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是有很长历史实践和美学理论渊源的。慎重看来，问题不在于建筑的符号隐喻性，而在于这种隐喻所采用的方式和其要表达的内容。1 当代建筑符号学的实践

在中国建筑学界对建筑符号学的争议和困惑，更是在上海世博会建筑中达到实践和相关讨论的沸点。“中而新建筑”究竟该如何做始终是困扰中国当代建筑师的问题。在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在以“开放、交流”为主旨的2010年世博会上推出的中国馆，却异常鲜明地采取了符号化传统象征的形式与色彩。对这类现象，有来自专业领域这样的反思和批评：无论是中国馆竞赛参选方案的思路，还是普通参观民众对中国馆及其他国家建筑馆用“看起来像什么”的描述方式，以及中文新闻媒体反复采用“某国家馆形态寓意了该国某特征”之类的报道语汇，不得不承认，这一建筑隐喻(metaphor)的观念—即建筑的价值，在于将自身作为一种符号，再现(represent)其他客体(他者)所蕴含的意义，而不是让建筑通过建筑本体逻辑(ontology logic of architecture)、本体语言传达自身的意义与力量—在中国民众内心深处，在中国体制管理者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未变。[1]

批评暴露出了问题的要害，要创造“有中国风格”的建筑，仅仅停留在“样式”或者是中国式都市奇观(spectacle)的层面，最起码在专业人士看来是不够的。对于这一问题，王颖作为在香港的华人建筑学者—圈内人士的“他者”

，有着内外兼顾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庐山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限。王颖在《“式样”与“中国风格”的创造》一文中总结道：“‘式样’在近代历史中的变迁与中国人近代对建筑的理解变化直接相关，它既不同于古代的‘式’、‘样’，也不同于当代的‘风格’，更不同于西方的‘style’，而是结合了传统‘式样’外观内涵与近代中国建筑师们从留学的西方带回来的‘风格和民族性’等密切相联的内涵丰富的独特概念。”[2]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作者从古代文献、近代报刊文章以及近现代中国建筑师的专业实践和理论中梳理出一条脉络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无论是借鉴官式建筑的‘民族形式’、借鉴民居的现代形式，还是借鉴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符号，都可以从中看到‘式样’观念的作用。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从2010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口号化压倒学术性、符号化取代物质性、图案化替代结构逻FORUM 论坛

文一峰

ABSTRACT/ Based on archetype theory , thispaper

makes analysis and value expatiation on various complex problems , as “chinese character”, “modernity” and “commemorative character”,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architectural semiotics in Expo 2010.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rinsic will be more urgent than tha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or “modernity” for architectural semiotics and form.

K E Y W O R D S / N e w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w i t h C h i n e s e

Character, architectural semiotics, archetype

摘要/基于原型理论，并结合世博会建筑对建筑符号学所涉及的“中国性”、“现代性”和“纪念性”等各种复杂问题进行了剖析和价值阐释，指出对于建筑的符号和形式，比“中国性”、“现代性”更急迫的事情是表达人的“内在性”。

关键词/中而新建筑 建筑符号学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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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等特征，从中分明可见‘式样’的思维方式仍然遗留了强烈的影响。”[2]对于世博会建筑“式样”而言，用专业评论人的话来说，其实质是要在一个“国家(地区)营销”的嘉年华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因此世博建筑的象征性和表演性远重于其相对较单一的功能性。尽管世博建筑引起专业领域的种种议论和不满足，民众却在对于建筑符号接近直白的阅读中(当然离不开媒体宣传介绍)体验到了“观看焰火”和“逛庙会”式的快乐。这种“表面上”的成功并没有影响到专业领域的价值观。由于建筑符号手法在世博会一些建筑中“不甚理想”的实践，“建筑符号”在专业学者的眼里多少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事情真正的缘由何在？

符号在当代建筑实践领域的必要性似乎是和所谓建筑的“中国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性(Chineseness)”是最近出现在建筑舆论界和理论界的新提法，但与“中国属性”、“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等与建筑的“中国性”相关的问题已经纠结了建筑师和国人一个世纪，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回答。如果说“中国性”是一种表达，那么表达什么内容和用怎样的语言和方式表达也就成为问题。世博会恰逢其时地为探究“中国性”的实质提供了一个语境。[3]中国馆的设计者承认当时的设计策略受到《大国崛起》的影响，针对世博会这一“大事件”，为了迎合当时的国人心态和社会氛围，想“表达一种喜悦振奋的心情”。[4]在表达方式方面，中国馆设计整合了一系列“中国元素”：其整体形象源于中国礼器“鼎”；纵横交错层层悬挑的构架取象于中国传统屋架和斗拱；屋顶结构使用了“九宫格”图案；色彩采用散发喜庆气氛的“中国红”等，中国馆浑身披挂的“中国元素”实现了“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的目的。[3]但这一切的一切更多不是引来专业领域心悦诚服的接受，而是来自各学术视角的怀疑和批评。

无疑，与现代建筑的经典大师和经典作品相比，中国馆作为这样特殊的标志性建筑没有很深地感动专业人士的心灵；甚至有的学者祭出了“媚俗”这一概念的法宝来打压满身披挂的“中国性”，也同时把需要表达这种不满情绪又不至于陷入失语状态的自身解救了出来。所谓“媚俗”，按照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5]一书中的说法：艺术是原创的，而媚俗艺术则通过模仿和剽窃原创艺术，并将自身限制在惯性的思维过程里。媚俗排除了所有难以理解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没有任何疑问，只有答案的通俗易懂的世界观。[3]“媚俗”(kitsch) 并非什么中国的土特产品，“媚俗”被马泰・卡林内斯库指认为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媚俗”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有它独特的广泛性。在中国，“媚俗”按照专业人士的指责，为表面上意味着传统和文化，其实是“不择手段地讨好多数人，为取悦对象而亵渎灵魂，……所有形式的媚俗艺术都意味着重复、陈腐、老套、大众喜闻乐见、和谐、具象”。[3]

对于中国建筑“样式”思维所引发的媚俗现象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警觉。那种在建筑创作中提取传统符号、图像，放弃对内容和意义的追问，直截了当地提供不需劳神费事就能“理解”和欣赏的外观的做法，被李晓东称之为“中国式媚俗”。在李晓东看来，现代建筑创作中无论是“大屋顶”，还是“欧陆风”都是媚俗的表现。“符号化的传统建筑元素被不厌其烦地复制在各类建筑上。这种刻意地追求形式上的认同感使得中国建筑师迷失在‘民族形式与现代化’的标签式的口号中，竟鲜有人质疑21世纪的中国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与2000年前的形式发生关系。”李晓东进一步认为，之所以产生中国式媚俗的原因是因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在其旧价值体系瓦解的过程中，群体和个人必须重新定义自身价值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而非文化认同感)。当经历了近百年磨难的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时，她完全失去了对现有自身文化的信心。……这种简单的缺乏对现有自身文化反思和自省的直接接受或复制其他传统价值体系正是中国式媚俗的起因。”[6]相比较这样一个有关“中国性”和“现代性”的沉重话题，杨宇振在《更更：时空压缩与中国城乡空间极限生产》一文中提出了更具体生动的、更贴近生活现状的解释：“‘更’字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包括经历、变化、愈加等。标题中的‘更更’表达了一种状态，一种比原来日趋加大了强度的状态，一种经历着快速变化的状态。……是更好还是更坏？答案是，既是更好同时也是更坏，但更明确的是一定是更快，快得来不及认知‘什么是好’……而人，必须在这种无可逃避的“更更”的状态中，经历新鲜、叛逆、困惑、迷茫，最后垂垂老去。”[7]古人把人生比作一段旅程，而现代人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时速”的人生竞赛，径直向终点跑去，一切都成了浮光掠影，对沿途的风景来不及驻足与细细品味。在这种状态我们枉谈对历史的回眸，任何严肃的理论思考和对意义的沉思都有矫情之嫌，一切都成为了过眼烟云，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这个“影像(image)时代”的特征。

“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进入影像时代，这缘于我们已进入了“媒体社会”。无论建筑专业领域意愿如何，都不得不转入这场建筑与媒体的互动。卜兵在《中国城市的图像速生》中的一段话点出了媒体社会的典型特征：“媒体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每天所面对和处理的事物更多来自于电子设备的界面，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更多地受到微博、脸谱(facebook)这类网络社交工具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像的意义有时会超越真实的空间体验”。[8]用匡晓明的话来说“在任何媒体社会的类像生产中，现实是不可避免地隐藏于超真实之下。”[9]建筑空间的意义塑造不得不借助文本的先天优势和媒体的传播力量，对于这一主题，茹雷作了形象地发挥，他说：“‘托斯卡纳’不能给‘王家庄’带来更灿烂的阳光，‘桃花源’也不会比‘二道沟’更闲逸空灵，但文字的转变的确可以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