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共富农政策的文本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中共富农政策的文本解读作者：刘玲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09期摘要：传统农村社会存在的人地持续性冲突不仅反映的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而且是一部分富农与贫农的关系。

因而，在农村制定阶级划分标准并准确进行阶级划分是中共进行土地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

在各阶级中，富农因其经济地位及土地经营模式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颇受关注。

准确解读20世纪30年代中共围绕富农的文本政策，既可以理解中共的政策实施及失误，同时也可以解读出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线条。

此间，张闻天的文本值得关注。

关键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农政策；文本解读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081-04彭真曾指出，土地问题不仅是地主与农民的问题，而且是一部分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问题。

因而，农村的阶级划分及划分标准构成了中共进行土地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

在传统经济学中，一般依据农民拥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把他们依次区别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及雇农。

而在中共土地改革史上关于阶级划分一般认为先后有三个较为正式的文件，①第一个文件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事实上，此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对阶级划分有个说法，“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

”到1933年，随着《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颁发，中共对农村各阶级的特点大致形成了一个统一认识。

而在各阶级中，富农因其经济地位及土地经营模式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颇受关注，中共对其的政策起伏也较为明显。

党内理论家张闻天对富农的思考有一个特殊脉络，就是基于对中农特殊身份与基本心理的把握，即在中国农村中中农身兼劳动者与小商品生产者的双重身份，有上升为富农的强烈愿望。

这样一来富农的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阶级的问题，而是与中农缠结在了一起。

一、中共的土地政策文本及实施依据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的说法，“富农一般占有土地。

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

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

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

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

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

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

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

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 [1]回望中共对中农、富农的政策，依据文本来看，富、中农的利益在中共“六大”前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中受到了伤害，而在“六大”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得到了维护。

但实际情形有出入，首先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富农问题上作出了反对富农的决策：“中国的富农的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农民资产阶级和半地主的富农已经成了中国反动势力在镇压农民运动方面的同盟者……“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发展农村无产阶级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2]。

其次，就国内革命实践来看，由于各地暴动时所提的“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力很深 [3]，加之六大决议里认为“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

对于富农，则说“富农在农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常更快的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

这是因为中国富农一种特殊的性质。

他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形式，他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业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凡富农现在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那么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受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

当富农摇动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成革命的积极的仇敌”。

但同时也提出“决不能因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所让步”[3] 。

同年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也提出：“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3] 到1930年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合会议决议还专门讨论了富农问题，把富农分为半地主性、资本主义性和初期的（也称为“中农”）三类，指出要争取广大贫苦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必须坚决地建立党的反富农策略。

同年，王明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中对共产国际的六月指示进行了诠释，主张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富农，王明的认识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他说，我党如果对反对富农的策略有了动摇，“必不可免的要妨碍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失去我们在农村的基础，以至于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他进一步分析：“中国富农因特殊条件关系，兼有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无产阶级的政党，决不能作出…联合富农‟、…不反对不兼并半地主半封建的富农‟的结论来。

同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因此去辨别某一或某些富农的压迫剥削成分中，哪些是半封建的，哪些是非封建的，而是要在我们的政纲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纯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一般农民的反封建的斗争更紧密连接起来。

”因此，“只有在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时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促进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觉悟性与组织力，以造成、加速和推进革命转变的条件。

中国的富农事实上还兼有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剥削，所以中国现在更应当而且必须如此。

”[4]随后，1931年3月中央制定的《土地法草案》正式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对富农的打击变得更极端。

决议案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情绪化地再次宣布“我们应当实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及教堂庙宇祠堂等的一切土地，这样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地主阶级。

在分配土地时，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富农可以分得一分[份]较坏的土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富农是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分[份]土地”[5] 。

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也明确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

”“中国富农性质是兼地主或高利贷者，对于他们的土地也应该没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

”[6] 这样一来，在富农问题上极“左”成为主导性的倾向。

尤其是1933年查田运动决议中指出：“富农是与封建剥削密切的联系着，并且大半是半封建的阶层，是敌视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力量。

”[7] 运动全面铺开后，短短3个月的时间，中央苏区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

中农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严重侵害。

连苏区中共省委在1932年时也总结说，“如以中农及较富裕的中农视为富农，如向富农打土豪筹款而侵犯到中农等等。

”“因为经济以打土豪为唯一的出路，所以有侵犯中农甚至贫农的错误，有钱多的就是富农的解释从此发生……”[8] 之后，中央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也批评了一些错误做法，“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城市区北郊一个乡就有7家，踏径、下肖两区一部分材料中有14家，北郊有1家还是红军家属，中市曾有中农要求改成分……”[7] 更为震惊的是，一些贫农、雇农也被错划为地富受到了打击。

到1934年7月，竟出现了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现象 [9]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4年2月后，又发起富农捐款、对地富及其家属拘捕羁押，没收财产运动。

要“予以最严厉的打击，我们要坚决反对阶级妥协，发动广大群众向富农募捐，迅速达到并且超过三十万的规定数字，同时我们要准备以群众的力量来对付富农的抗税，强制他们拿出钱来。

”[10] 随后规定：“地主应该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余粮，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

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当增加。

”[11]在中农问题上，1933年开始的查田运动出现了侵害中农的严重偏向。

如在瑞金踏迳区，“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

”[12]又如，“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13]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如1931年4月，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到鄂豫皖苏区贯彻四中全会精神，5月取消了原鄂豫皖特委，成立了以张为书记的中央鄂豫皖分局，7月该分局制定了《反富农问题的通告》和《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

7月，中央代表曾洪易到赣东北，提出了“中立中农，打击富农”的口号，强行将已分配给地主的土地收回，给富农分坏田。

川陕苏维埃建立后，于1932年12月、1933年2月先后公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这两个文件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其政策核心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二、张闻天对阶层的分析及相关文本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与统一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要求对社会各阶层属性作出科学分析以明确敌友。

即“明确的分别清楚在农村中间的各个阶层，知道谁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弟兄，谁是我们的依靠，谁是我们的同盟者与谁是我们的敌人。

”[14] 近代以来，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组合，这一动态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伴随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扩展，区内阶级斗争充斥，其形式繁杂多样。

1933年张闻天在批评苏区工商业工作中存在过“左”错误，阐述处理劳资关系的政策原则时对乡村社会阶级作了分析。

张闻天首先指出，“在乡村中，阶级斗争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形式，在这里有农业工人、手艺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以及地主残余。

”对于雇农，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曾定义为，“所谓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