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

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内容提要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诟病，而如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动身，就可以洞解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真理。

他以为，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表现，思想只有转化为情感才能沟通人、联合人，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中国古典文化音乐心灵融合虽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成绩举世公认，可是他对艺术的概念却屡遭诸多学者诟病——托尔斯泰把艺术概念为：“一个人成心识地利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转达给他人，而他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情感。

”①苏联文艺学家奥夫相尼科夫指出：“托尔斯泰的概念也有明显的不足的地方，在他的概念里，艺术被限制在了人们的情感领域。

”不过奥夫相尼科夫又替托尔斯泰辩护说：“若是以为这位‘思想的艺术家’会把艺术的作用归结为仅仅转达情感，那就太天真了”。

②普列汉诺夫则直截了本地指出托尔斯泰对艺术的概念“不对”，说是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情感，也表现人们的思想，“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思想③。

刘宁等著的《俄苏文学批评史》也指出，托尔斯泰“在必然程度上把艺术中的情和理割裂和对立起来，以为艺术只表现人们的情感，而不表现他们的思想”④。

我以为，这些非议都忽略了在托尔斯泰那里，情感和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把情感和思想分离开来；它们更没有注意到，在托尔斯泰看来，思想和情感不仅是一体的，而且他把情感视为比思想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东西。

思想只有转化为情感才能沟通人、联合人，而这里才正是发挥艺术独特功能的地方。

实际上，若是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动身，咱们就可以更深地理解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真义而不会一味指责了。

一、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表现中国人以为：情，正是人的心理、思想品性的最本真、最深切的表现。

喜怒哀乐，情也；而其未发之时，谓当中，也就是性。

《中庸》说它是“天下之大本也”。

正如朱熹说的，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道之体也”。

因此，情和性是表和里的一致关系。

中国人一直将性情相并：“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

”⑤或谓“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时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⑥。

正由于中国人深刻熟悉到，情感与人性、与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情感活动不仅是理性活动的基础，而且在生命运动中有着壮大的作用，因此把陶情和冶性、修身牢牢联系在一路。

通过陶冶情感，使之发而中节，从而循性达命，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正是中国人追求的与天地万物和谐一体的人生终极境界。

托尔斯泰之注重情感，不仅出于他对一生创作实践的体悟，也和他自19世纪80年代始，愈来愈踊跃地接触和认同中国古典文化有紧密关系。

在昔时一系列理论著述如《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艺术论》、《谈艺术》中，他都把情感和生命牢牢联系在一路，以为它是人的心性的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

既然托尔斯泰把对生命意义的求索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也就必然地把情感——这一生命的最真切的表现，作为关注的对象。

他从事艺术，也正是以为只有艺术才是推动人的情感活动的至高手腕。

托尔斯泰对西方的思辩理性一贯有怀疑。

1867年6月28日，他给俄国著名诗人费特的一封信中，他就赞赏费特把智慧分为“心的智慧”和“脑的智慧”，而他固然地站在“心的智慧”的立场上⑦。

对于心与脑，情和智，情感活动和理性思维，他在日记里是如此分析的：“无法强迫脑去辨明心不想同意的东西”，“人想往的是他的心所希望的东西。

只有在他的心希望取得真理的时候，他才去思索真理”⑧；“我愈发坚信，在生活中，在所有人际关系中，一切都基于情感的遭际和波动。

而推论和思索不仅不能左右情感和情形，而且还要去仿照情感。

乃至客观条件也不能左右情感，而是情感在左右客观条件，即从千百个客观事实中进行选择”⑨；他又说，“生活使我愈来愈明确地相信，脑的理智的论据不能改变生活。

它只有在生活受到触动之时才能改变生活。

情感、愿望，利益和对幸福的想望在唤起思想的活动”⑩。

这种对心、对情感的注重和对脑、对理智的怀疑和贬抑态度在托尔斯泰1904年4月29日的日记里取得了清楚的总结。

托尔斯泰把人的知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我对我自己的熟悉”——“我了解我自己，由于我是我。

这是最高级的知识。

或更确切地说，是最深刻的知识”。

而“下一种知识，是通过感觉（我听到，看到，摸到）所取得的知识。

这是外表的知识……可是了解它已经不像了解自己那样了……第三种知识更浅些，那即是通过理性取得的知识，即从自己的感觉推论出的知识或他人用语言转达的知识——论断、预言、结论、学问”。

然后，托尔斯泰对这三种知识加以举例：“第一（种知识），我忧伤，疼痛，孤单，高兴。

这是没有问题的。

（即情感——引者）第二（种知识），我闻到紫罗兰的香味，看见光和影，等等。

这里面可能有错误。

（即感觉——引者）第三（种知识），我明白地球是圆的而且在旋转，明白有日本和马达加斯加，等等。

这些都是可疑的。

（即理性知识——引者）”“我想，生命在于将第二、第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在于人自己感受一切。

”(11)咱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对知识的重要性和靠得住性的评价，是以其取得的方式：情感、感觉、理性的程度依次为序的。

情感方式至上，而理性方式最为浅薄可疑。

这第一在于托尔斯泰对情感有着不同于现代熟悉论而认同于中国古典知论的理解。

依照中国知论，这第一类的喜怒哀乐（忧伤，疼痛，孤单，高兴）之情才算得上是最根本的知：它是天生的，人性中固有的真知，是所谓德性之良心，最真切靠得住的知识。

而不仅这种“德性之良心，非由闻见耳”（王阳明《传习录·中》），而且那些“闻见小知”还往往对“德性大知”起着蒙蔽、误导的作用，即张载所说的，“人病其以线人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而“止于闻见之狭”，所以要学“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走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大心》）的路子。

(12)托尔斯泰“将第二、第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视为生命意义之所在，一样也就是以为，一切外在得来的知识只有和人的情感所包含的德性真知相融一，化为“性中所有之物”，这才是最真实靠得住的知识。

因为只有通过真情实感才能去熟悉自己的心性，从而循性达命，熟悉自己心中的上帝，达到和上帝的同一。

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中国人既熟悉到人的情感是其心性最本真的表现，它比思想、理性更本质、更真实、更有力，而文艺的功能则正在直接诉诸人的情感，所以就力图通过文艺陶冶性情、沟通情感，来达到修己安人、天人合一的社会人生目标。

于是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就成为进行生命追求、实现终极实在的一种手腕。

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讲“兴于诗，成于乐”（《泰伯》），都表现了对情感、对直接作用于情感的文艺（专门是音乐）的推重。

能够说，重视文艺对情感的不可替代的能动作用，成为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陆机的《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强调了情感在文学中的功能。

《文心雕龙》五十篇，涉及情的，竟有三十余篇。

重情之风延及后世，《金瓶梅》“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说，“其中大旨谈情”。

即在今世，中国作家也是把表现情感作为文艺的主要功能。

老舍就说过：“小说，咱们要记住了，是情感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述。

”(13)而中国古典文艺学中，和“情”相连用的概念可谓俯拾即是：情志、情思、情致、情调、情理、情境、情景、情义、缘情、移情……对情感的论述更不可胜数。

托尔斯泰在188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谈到有人说“科学能够指出道德法则”时，则提出文艺优于科学、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指出道德原则”，而且能够“抓住人的心”：的确，不可能向人们证明什么，就是说，不可能驳倒人们的谬见，每一个走上邪路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谬见。

当你想驳倒这些谬见的时候，你就要把一切归纳为一个典型的谬见，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谬见……他就以为你没有驳倒他。

他以为你说的是另一回事。

的确，怎么可能盯居处有的人呢！因此，永久不要反驳、争辩。

那么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指出：只有效艺术手腕才能影响那些步入邪路的人，做到你想通过争辩去做的事。

通过艺术你能抓住步入邪路者的全身心，把他引上应走的道路。

通过逻辑推论论述一个思想的新结论是能够的，可是不要争辩、驳斥，而要引导。

(14)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托尔斯泰都反复谈到艺术的这一作用。

比如，在谈到“《克莱采奏鸣曲》的跋没有必要写”时，托尔斯泰说：“原因在于，不能依托议论使那些和我观点不同的人信服。

应该第一推动他们的情感……这不是议论办取得的，而是和情感有关的事。

”(15)在这里，托尔斯泰对比了科学的方式、逻辑推论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

明确地道出了自己为何要诉诸文学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艺术的功能不是去以理服人，而是将理化为情而以情动人。

它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引导人的心性。

所以说是“推动他们的情感”——传情而动人材是艺术的不可替代的功用，也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之所在。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这一思想，大略是普列汉诺夫和奥夫相尼科夫所未虑及的。

这一观点托尔斯泰不仅躬行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而且也是他文学批评的尺度。

比如，他对契诃夫和果戈理的褒誉和批评，就是要论证艺术的感染力在于转达情感，而非论说思想。

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是托尔斯泰最喜欢的小说。

不过，他们对那个夫唱妇随的“宝贝儿”的态度并非一致。

托尔斯泰指出，契诃夫在理性上，本意“显然是想嘲笑凭着他（指契诃夫——引者）的推理（而不是他的情感——引者），以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但是“因为是无心中（即不靠理智，而靠情感——引者）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契诃夫对这一问题的本然情感（即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嘲笑，所以托尔斯泰说契诃夫竟像《圣经》中“巴兰的诅咒”一样，一开口却成了赞许(16)。

结果小说“如此超卓”地描述了“宝贝儿”的可爱。

而对果戈理，托尔斯泰说，“当他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情感时”，他就表现了“扣人心弦、常常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思想”，可一旦他想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教诲说话时，“就出现了很恶劣很讨厌的胡说八道”(17)。

可见，托尔斯泰不是反对艺术的思想性，而恰正是要求一种真挚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应该是“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情感”，是真情的流露，而非做作、违心之谈。

三、醉心音乐是他的艺术情感说的佐证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鲜明地诠释着他的艺术情感说。

托尔斯泰一生都醉心于音乐勾魂摄魄的征服力。

他自认“很容易受音乐感染”(18)，听着音乐，他会动情地说，“活活着上真好！”“他的脸上会现出特别的神态，脸色发白，目光凝望着远方，常常不能自已，眼里噙着泪水”(19)。

托尔斯泰借自己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主人公之口喊出：“音乐是一种恐怖的力量！”因为“它能一下子把我带进写音乐的人那时所处的心境中，我和他心心相印，并和他一路从一种心境转到另一种心境”——这不正是对托尔斯泰艺术概念的最好举证吗！于是主人公慨然叹道：“在中国，音乐是由国家管辖的，本来就应该如此嘛！”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文艺观从一开始就把文艺，专门是音乐的社会功能极强地突出出来，主张“礼非乐不履”的治国安邦之道，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礼教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