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管理世界》(月刊)2011年第4期摘要：本文阐述了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提出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借鉴美、英、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新经验，在新形势下积极进行政策调整，重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完善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加强跨境金融机构监管，增强政府处理金融危机的能力，积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以保证中国的金融安全。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合作政策选择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尤其美、英、欧盟金融业遭到重创，暴露出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金融监管缺失与低效。

于是英国、欧盟和美国纷纷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并通过G20集团金融峰会，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以保证全球金融稳定与全球经济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2009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彰显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是（《银行家》，2009，第139~260页）：1.全球银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增大。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GDP增长从2007年的3.7%放缓至2008年的2.7%，使全球银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世界银行，2008，第5~11页）。

全球1000家大银行利润总额，由2007年的7808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1150亿美元，下降了85.3%；一级资本回报率（ROC）由2007年的20%下降到2008年的2.69%，锐减了17.31个百分点，总资产回报率（ROA）由2007年的0.87%下降到2008年的0.12%，下降了0.75个百分点，均达到历史新低。

其中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巨额亏损使全球银行业利润大幅减少，金融风险增大。

2008年，全球金融业亏损额为10407亿美元，而美国金融业亏损就占了全球金融业亏损的一半以上，为5826亿美元。

2009年，虽然各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政府救市使全球1000家大银行税前利润较2008年增加到4010亿美元，一级资本回报率（ROC）提高到8.2%，总资产回报率（ROA）提高到0.42%，但均未达到2007年水平。

同时，从全球千家大银行亏损最多的前几家银行的主要排位看：2008年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亏损593亿美元排在第一位，2009年苏格兰皇家银行仍亏损43.66亿美元排在第八位；2008年美国的花旗集团亏损531亿美元排在第二位，2009年花旗集团仍亏损84.45亿美元排在第三位；2008年瑞士的瑞士信贷集团亏损140亿美元排在第六位，2009年瑞士信贷集团仍亏损24.92亿美元排在第十七位。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利润巨亏，导致全球银行业利润大幅度下滑，全球金融风险增大（《银行家》，2010，第123~260页）。

2.全球银行业盈利向亚洲转移，中国银行业独树一帜。

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巨亏的同时，全球银行业盈利向亚洲转移。

2008年中国银行业其税前利润为845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一位。

其中中国有5家银行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税前利润25强，并有3家银行进入全球前5位。

从资本回报率来看，2008年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的中国银行业资本回报率为24.38%，远高于全球千家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21.69个百分点。

2009年中国银行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仍有5家银行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税前利润25强。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税前利润为244.94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一位，中国建设银行税前利润为203.16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二位，中国银行业总税前利润占全球千家大银行总税前利润的25.39%（《银行家》，2010，第123~260页）。

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在不断提高。

3.全球金融监管缺失与低效，跨境金融机构风险增大。

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造成的损失及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暴露出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1）全球宏观审慎性监管薄弱。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全面实施《巴塞尔新协议》。

加拿大、中国香港和日本已于2007年开始推行内部评级高级法，大多数国家也于2008年1月开始推行内部评级高级法，而美国直到2009年中期才开始推行内部评级高级法，可见，美国金融监管滞后其银行业发展（国际清算银行，2008）。

同时，美国等国监管部门没有考虑到大型、关联和高杠杆金融机构破产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影响；美国也没有将监管部门统一，加强美联储金融稳定的职能作用，而是将金融监管职责人为分割，各司其责，没有很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漏洞和真空，宏观审慎性监管薄弱。

另外，美国金融危机正好从实践检验了巴塞尔新协议中关于资本质量与证券化风险监管框架的有效性，但由于其存在顺周期资本监管问题，没有将一些复杂的证券化产品计入风险资本金计量方法中，也没有将资产负债表外产品向表内转移而产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必要的压力测试并进行有效的信息披露，使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及时有效的作出金融风险预警，从而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产生国际金融危机。

（2）微观金融监管缺失与低效。

首先，美国过度创新金融衍生产品。

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的规模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传统金融产品。

由于现代金融衍生产品、投资银行及对冲基金等类似金融机构具有信息的不透明性、不对称性和交易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特点，并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关联，会增大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不稳定性，并通过高杠杆率加速扩大金融风险，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来源。

2003~2007年，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扩张了15倍多，达到50万亿美元（王家强，2008）。

同时，美国金融监管过松与缺失。

过度金融创新使美国金融监管缺失，无论是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框架，还是监管制度、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路妍*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危机后的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新变化与中国银行业发展战略选择”（10YJA790128）资助。

课题主持人：路妍。

--169会计标准和评级体系，都没有跟上全球金融业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使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不协调，金融监管低效，金融风险增加（张华健、张雪春，2008）。

（3）信息不对称导致跨境金融机构风险增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跨国并购的不断深入，全球跨国金融机构得到迅速发展。

2008年，全球千家大银行的资产总额为963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6.8%。

但是由于美国跨境金融机构对投资者提供虚假的信息、承担过量风险、欺诈性行为等，信息资源不能共享，同时又由于流动性风险的存在，增大了跨境金融机构风险，并通过跨国金融机构将美国金融危机迅速传导到全球，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

因此，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势在必行。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改革的新内容与新特点美国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积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取得一定成果。

其中G20集团金融峰会的举行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G20集团领导人分别于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和于2009年9月25日在美国匹兹堡召开三次金融峰会，共同探讨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问题。

尤其G20集团领导人在第三次金融峰会上，在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达成一些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次峰会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凸显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决心与信心，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投票权和代表权，指出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方向，以防止类似金融危机重演（G20 Working Group，2009）。

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欧盟也分别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以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改革的新内容与新特点是：1.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就是宏观审慎性监管的缺失，使一系列金融监管出现真空，尤其是对结构性投资载体等“影子银行”监管不力。

因此，今后应建立一个覆盖金融体系全面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风险控制。

通过G20集团峰会推动全球金融稳定，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布全球范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信息。

同时，改革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金融监管职能，并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多层次的合作，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如：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就强化了美联储职能，设立新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一是将美联储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金融机构，不仅包括银行控股公司，还包括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通过强化美联储的职能，更好地发挥美联储在稳定金融体系方面的作用。

二是组建两个新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和专门对银行进行监管的机构，来弥补美国现有监管体系框架的缺陷，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以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

2.加强资本监管改革，减少顺周期资本监管。

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美、英、欧盟银行业的亏损，凸现了加强资本监管的重要性，应提高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推动银行监管标准实施，以避免顺周期资本监管。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继续修改和完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更加准确的适用于交易账户和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实行补充性杠杆比率。

同时建议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深度评估，以减少其顺周期影响。

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着重强调核心资本的作用，通过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来解决危机中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

在资本数量上，银行应增加足以应对金融风险的高质量资本，特别是提高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并增加逆周期资本监管措施。

在此基础上，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巴塞尔协议III》改革方案，提高了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提高了系统性风险较大业务的资本要求。

该方案规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应由目前的4%提升到6%，包括将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4.5%，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同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提出了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方案：一是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监管框架。

二是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

三是应充分重视贷款损失准备金在逆周期中的作用。

四是建立与银行信贷过度扩张挂钩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

这些措施应与G20集团建议相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国际资本监管新框架的改革，以减少顺周期对资本监管的影响。

3.加强跨境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实现跨境金融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