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新媒体事件_与传媒公共性

XINWEN AIHAOZHE2010·5（上半月）新闻与传播研究传媒公共性，简单说就是“公共性这一基础理论命题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哈贝马斯理论中把媒体的公共性和平等、自由、开放、民主等基本原则联系起来，认为个人批判性意见的自由表达才是实现公共性的必要条件。

传媒公共性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落实于新闻媒体的话语表达及其实践活动中。

具体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

大众传媒在公共性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直接参与公共事件的人数相对于大众来说太有限了，绝大多数人要获得迅速准确的信息，更多的是依赖大众传媒的传播，因为传媒的传播突破了公共事件的时空限度，使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去空间化”，从而获得新的可称为“媒介化的公共性”。

但是，传媒公共性并非传媒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

麦克卢汉有两个著名观点———“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同样，如今以手机、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独立和互动的形式及纵横交错的网络功能和迅速及时的反馈传播能力，突破了传统传播模式下的某些藩篱，使得人们可以轻松自如地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参与信息的传播与互动，传媒作为公众话语平台成为可能，传媒公共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和彰显。

新媒体事件的界定关于“新媒体事件”，目前学术界鲜有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界定。

在理解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这里姑且给“新媒体事件”作出这样的界定：由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引发，或因新媒体的重点参与和传播，使之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新闻事件。

相对于传统的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参与程度高、社会轰动效应强等方面的特点。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新媒体对社会事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开始凸显，应该是从2003年SARS时期开始，后来又不断有一些影响很大的新闻事件：孙志刚收容致死案、虐猫事件、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及网吧整治事件、清华学生硫酸泼熊事件、南丹矿难、“艳照门”、“汶川地震”、“周老虎”、“四川蛆柑”、“厦门PX事件”、“躲猫猫”、“杭州飙车案”等。

新媒体事件多是富有争议性、冲突性和敏感性的新闻事件，都会触及政策制度缺失和公共管理缺位的问题，并且新媒体因其特有的功能，使“新媒体事件”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最广泛大众的参与和传媒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新媒体事件”可谓多种社会关系的复杂运作以及传播理论实际运用结果的集中反映，因此透过“新媒体事件”更能反映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传媒公共性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新媒体事件中的传媒公共性新媒体事件中传媒公共性进一步的实现表现在以下方面：异常丰富的信息来源。

新闻事件的发生多源自各种“爆料”。

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特性和便利，造就了其在信息互动交流方面的强势。

网络、手机短信、播客、博客、BBS论坛等，使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受众都成为一个信息源，或者说成为一个“自媒体”，人们的信息触角四通八达，只要有敏感信息出现，就会迅速得到反馈和传播。

网络博客、论坛成了信息发布的“集散地”，很多新媒体事件最初的爆料以及随后的造势均来源于此。

随着信息发布空间日趋广泛，传媒也获得了丰富活跃的信息源，成为信息传递交会的重要场所和公共平台。

以2008年7月的“河南信阳豪华别墅门”事件为例。

网友“米兰血液”首先在天涯社区发帖爆料并被广泛转载，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随后大河网等众多新闻媒体开始对整个事件给予跟踪报道。

从网友发帖到成为热帖，进而媒体跟进到政府部门介入作出回应；从网友质疑“查处秀”到又现厅级别墅群，网友的“网帖爆料”和跟帖，不断为媒体的报道提供即时信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作用下，促使该事件不断戏剧性地演化，最终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

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获取新闻主要是靠传媒的新闻报道和发布。

虽然新闻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人们及时真实地提供外部世界变动的新闻和信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大众传媒受制于权力中心的社会，话语权被赋予了传媒和政府，受众的声音是微弱和被动的，而在这种互动缺失的情形下，传媒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如前文所述，技术力量使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成为公共空间的可能。

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提供的匿名性使人们获得了广泛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展了公共话语的范围，也培育了民意生长的新空间。

在新媒体事件的报道过程中，“问题的呈现”无论是源于网络的爆料，还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只要是具有强烈社会价值和道义感的议题，一旦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他们就会使用博客、BBS话语空间等高度自由的工具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这种“观点的自由市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并对传媒的“议程设置”产生很大影响，使传媒的报“新媒体事件”与传媒公共性□赵桂华摘要：在新闻传播领域，对传媒公共性研究的意义日益突出，这不仅源于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属性，更是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凸显了大众传播的巨大威力，新闻事件经过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参与和传播，其对现实公共社会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本文尝试从新媒体事件中传媒公共性的体现、新媒体事件对发挥传媒公共性的作用以及新媒体时代传媒如何进一步发挥公共性等方面，对传媒公共性进行解读。

关键词：公共性新媒体事件传媒公共性14XINWENAIHAOZHE2010·5（上半月）新闻与传播研究道兼顾各方，公众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从而促进了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

有了大众的参与和影响，主流媒体的报道将会变得更加客观、更加理性。

在“华南虎事件”中，网友首先对虎照的真伪提出了疑问，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回应，引发对事实真相的揭露；“杭州飙车案”中，面对官方给出的现场鉴定结果，民众一片质疑之声，迫使相关部门不得不以更为透明、公正的方式解决问题等。

新媒体事件打破了官方的话语垄断权。

在大多数新媒体事件中，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不仅为受众提供了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更为政府科学、透明的决策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传媒意见的导向作用。

新媒体事件中，公众虽然被赋予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意见毕竟是分散的，公众的话语权要想真正发挥影响力，仍需要传媒的传播和导向作用。

不管是“重庆钉子户”、“躲猫猫”，还是“三鹿奶粉事件”、“真假罗彩霞”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身经历，更多的是通过媒体报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公共事件是经过媒体化的呈现而最终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

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传媒都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被视为是公共意见的表达，在形成主流舆论方面具有巨大能量。

无论传媒意见正确与否，通过这样的“议程设置”和“把关”，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新闻事件的认知。

依照诺依曼的理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这意味着舆论过于分散，不利于社会的整合，舆论的极度混乱甚至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崩溃。

因此，新媒体事件中，传媒权威的公共意见对正确引导和整合舆论依然至关重要。

反映议题的深入演进。

新传媒事件报道中，传媒的议程设置使反映的议题呈现了三层递进的模式，即：公众议题→媒介议题→政策议题。

在这种递进模式下，公众反映信息经媒体选择把关成为新闻报道引起受众关注，又通过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的互动传播，使得受众得以广泛参与，而不断扩大影响并使之上升为透明、公开的“公共事件”，挖掘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最终引起政策层面的关注和社会的反思，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传媒成为促进公正、公平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的进步。

以“躲猫猫”事件为例，传统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信息的报道起初并没有产生强烈的现实反响，但当网易新闻、凤凰网等网站、各大论坛以及传统媒体开设专题转载该事件报道并进行各种相关网络调查后，“躲猫猫”一词迅速风靡网络，成为引起受众广泛关注的媒介议题，对事件真相的质疑随之成为主流呼声，使事件快速升温，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政府部门不得不重新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最终揭出制度与管理的缺陷，出台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又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最后促成了一部执行了达20年之久的收容制度被废止，并催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等。

新媒体时代传媒公共性的进一步实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传媒公共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但是，透过新传媒事件反映出的诸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

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传媒公共性的进一步实现，还应在实践中注意以下方面：信息的真实与及时发布。

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使得信息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网络媒体往往过分追求信息发布速度而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不仅影响了新媒体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更加剧了一些危机事件的负面效应。

“厦门PX 事件”的发生，最初就是源于一条不实手机短信的传播，厦门当地的“小鱼论坛”成为PX 项目讨论发帖较为集中的区域，流言四起，大众传媒却没有及时跟进报道事实的真相。

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失语和反应滞后、当地政府未能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公众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具有直接性、互动性和广泛影响力的手机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将PX 有害的流言传达给公众，最终导致市民的“散步”行为。

“哈尔滨警察打人事件”起初因信息不通畅，网上炒成了“六名警察围殴致死一大学生”，引起群情激愤。

随着案件录像在媒体上的公布，事件真相逐渐呈现，网民舆情才回到理性讨论案件实情的轨道。

新媒体时代，传媒更应以及时获取、传播真实信息为第一要务，准确、客观、公正的报道，才能使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担当起正确引导舆论的重担。

协调好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传媒在肩负社会责任的同时，由于生存发展的需要，还要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

现代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把媒体带进了“注意力经济”时代，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许多传媒热衷于商业运作，以经济利益来衡量社会事件的报道价值，以新闻的“可消费性”满足市场需要，尤以网络等新媒体最为明显。

这就会导致媒体社会责任的错位并与其承担的公共社会责任渐行渐远。

在新物权法颁布以后，“史上最牛钉子户”获得了各大门户网络的特别关注，随着事态的发展，网络媒体没有将报道重点放在政府部门如何协调和处理问题上，而是将“钉子户”的一举一动作为新闻爆料，在网站的显要位置刻意渲染，引导着事态向“看热闹”的方向发展，使这一具有强烈公共价值的新媒体事件娱乐化。

又如“杨丽娟事件”中，疯狂追星的杨丽娟又何尝不是媒体商业炒作的牺牲品？！应该说，当代社会民意难以脱离媒体而独立存在，因此传媒在进行商业运作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公器”的责任，利用技术优势和舆论优势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社会事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互动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