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西方精英民主理论探析
西方精英民主理论探析精英民主理论是应对经典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实践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其是与柏拉图以来的贤人治国理念一脉相承，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精英理论的发展。
以韦伯、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家，从西方民主现实出发，以实证主义为视角，在精英政治基础上提出精英民主理论，形成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流派。
标签：韦伯；熊彼特；精英民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经典民主理论越来越难以充分地解释西方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经典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实践之间的矛盾不断彰显。
一、精英民主理论产生的背景经典民主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启蒙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所持有的民主观，其溯源于古希腊，基本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许多深受其影响的学者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使在公认的西方民主社会，也很难找到符合经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模式。
对西方学者来说，面临着一个悖论：假如接受经典民主理论，把它当作民主的标准，那么就得承认，西方社会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可能都不会有民主制度存在；假如断定西方现存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么就得承认经典民主理论不能为民主制度提供标准。
面对经典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现实的这种矛盾，韦伯、熊彼特等人以实证为取向，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理论建构的现实依据，对经典民主理论提出责难。
开始寻求一种符合西方民主现实的新的民主理论，于是，精英民主论便应运而生。
精英民主理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其理论渊源，是与柏拉图以来的贤人治国理论一脉相承的，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精英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后者是构成精英民主理论的直接理论渊源，其代表人物有加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罗伯特·米歇尔斯等。
帕累托和莫斯卡被视为精英理论的鼻祖。
帕累托首先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使用“精英”这一术语，认为精英是由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
但帕累托更关注的是政治精英，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可分为统治的精英和被统治者。
熊彼特和达尔民主观承合关系初探——从精英民主理论的角度出发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J ournal of J iamus i Education Ins titute2010年第6期总第102期No.6.2010Sum 102熊彼特和达尔民主观承合关系初探——从精英民主理论的角度出发高 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熊彼特和达尔是精英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针对不同的政治现实提出了不同的民主理论和民主观念。
本文从精英民主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民主观进行比较分析，重点寻取不同之中的相承相合之处。
关键词：人民大众；政治精英；民主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95（2010）06-0002-01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高 尚（），女，辽宁营口人，从事行政管理方向的研究。
精英民主理论是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重要一支。
熊彼特和达尔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依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民主理论，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民主的概念。
一、熊彼特的竞争领导权理论严格遵循源自古希腊的古典民主理论，民主应该是“人民的亲自统治”。
但民主的现实却是统治的权力为少数具有高素质和管理才能的政治家所掌握，广大民众普遍处于无权的地位。
熊彼特认识到上述政治社会中的现实，也认识到现实政治社会中政治精英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在“人民统治”思想充斥的时刻这种必然和必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考虑到多数的人民大众在作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无意识和无能力，民主政治必须实现统治权力的转移，即把人民的权力交给精英来行使，而这些精英同时必须是人民只能通过选举的方式决定。
这是熊彼特思想的最关键特征。
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达尔在新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环境中发展出了新的多元民主理论。
首先，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利益的分化催生出众多独立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当时社会反映民意、维护民权、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
这些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成为达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要素。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人民主权的维护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人民主权的维护2009-07-09何深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这一制度的建制原则。
当然，在大国众民的中国，多数国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而是通过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愿的人大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间接行使主人翁的权力，这就是代议制民主。
代议制民主有其独特的优势：由于管理决策国家公共事务的现场只有限量的人大代表参与，因此，可以做到：第一，议事过程相对集中高效，有利于充分讨论、统一意见；第二，有利于及时跟踪处置各种事务，实现决策的及时快捷；第三，有利于降低议事成本，减轻公众税赋。
此外，在人大代表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还可以使管理决策质量达到较高水平。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优势，才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选择了代议制民主形式。
然而，代议制民主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就是代议中委托人权利的流失，这也正是代议制民主的常态性风险。
从原理上讲，当一个人的意愿由另一个人代为表达和行使时，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和偏差，必须进行制度性补救和修正。
不幸的是，在众多委托人的意愿交由一个人代理、且无法完全杜绝代理者失职的现实条件下，委托人权利流失的风险几乎在所难免。
这一弱点和风险是代议制民主的硬伤，在没有其他更好替代形式的当下，将这种风险化为最小是各国政体试图解决的共同难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和制宪原则。
代议过程中委托人权利的流失，意味着人民的权利受到损害，这不但有违我们的建制初衷，也是对国家制度的一种否定。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实现人民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以优越的制度设计确保人民的利益，应该成为人大制度创新的使命和追求。
从总体思路上讲，抑制代议过程的权利流失，必须从代议权交接的源头抓起。
代议过程始于政治权利的委托代理过程，在中国，委托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代理人是当选的人大代表。
未?人民正式授权，任何代表均无公权可行。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读后感
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感首先介绍一下作者—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2.8－1950.1.8），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虽然熊彼特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但他并没有像奥利学派20世纪掌门人米塞斯一样和社会主义学者展开方法论大战。
他的好友当中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重要人物，本人也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社会化委员会”工作过，在思想上也倾向于社会主义。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发展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他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
他认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包括新财富的创造、新生产方法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新资源的开发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
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而经济发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实现新组合。
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转入衰退，从而创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周期。
经济进步会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
他的学说随科学技术进步在当前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
著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
本书是约瑟夫.熊彼特的代表作，也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
该书融合了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上的重要思想，该书内容总体上涵盖了大量的实证和实践研究以及各种书本上的“教条理论”。
全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世界上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阐述历史的演变过程，前面四个部分则是展现作者自身观点和见解的关键部位。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
首先对于马克思，作者貌似有很多话要讲。
作者将该部分分为了四个小章节，分别是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及其实现条件述评
【 中图分类 号］ Ｄ７ ３ ／ ７ ７
【 文献 标识码 】 Ａ
【 文章 编号】 １ ６ ７ ２ —２ ７ ２ ８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５—０ ０ ６ ８— ０ ４
作 出 政 治 决 定 而 实 行 的 制 度 安 排 。在 这 种 安 排 中， 某 些 人 通 过 争 取 人 民的 选 票 取 得 作 决 定 的 权
定义 ， 可 以看 出有 四个 方 面 的含义 。 （ 一） 民主 是政 治 精 英对 领 导 权 的竞 争 。熊彼 特 和早 期 的精 英 主义 理论 家一 样认 为精 英 的统治 是不 可避免 的。在现 代政 治生 活 中“ 实际 上人 民既 不提 出问题 也 不决 定 问题 ，决定 他 们 命 运 的 问题 是 由别 人 为他 们 提 出和决 定 的 ” 【 ｌ ＿ ∞ 孵 。 人 民不 是 掌 握政 权 的统 治 者 。 在人 口众 多 的社 会 。 人 民 去统 治 没有 技 术 上 的可行 性 。熊彼 特认 为选 民不 能 把握 复 杂 的政 治 问题 。当选 民形 成 群 体 时 ， “ 一种 降 低 他们 智 力水平 的机 制就 会发 生作 用 ” 【 １ ］ 。 因此 ， 熊
有 明显 的精 英 主义 性质
（ 二） 民主是 一种 去 价 值 判 断 的政 治 方 法 。 熊 彼 特 认 为 ，民主是 为 了达 到 立 法 与行 政 的 目的 而 采 取 的政 治 方法 。不 管 这种 方法 在 什 么 样 的历 史 条 件 下产 生 ， 在 什 么样 的社 会 环境 下运 作 ， 以及 作 出什 么样 的决策 ，熊 彼 特都 将 民主 视 为 一 种政 治 方法 。熊 彼特 对 民主 持工 具 主义 观念 ． 他认 为 民主 是去 价 值 判 断 的 ， 民 主与 资 本 主义 、 社 会 主义 没 有
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张培刚(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这本书综合地表现了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反动观点；暴露了他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社会主义、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反动面貌。
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今捷境内)特利希镇(Trieseh)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
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是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Friedrieh von Wieser)的及门弟子。
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修正主义分子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等人。
随后两年，熊彼特游学伦敦，向另一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登门求教。
他还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等人。
1909—1918年，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G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仑比亚大学短期讲学，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
1918年，他以党外“经济专家”身份，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顾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考茨基、希法亭之流。
1910年2月，由于奥托·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年10月，因亲英、法并反对工业国有化等等，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不合而去职。
1921年他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反思
迄今为止，对西方民主政治历史的考察很多是从单一层面进行的，或是制度或是思想，以及其他的角度。
但是，我们知道，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制度和思想是不可分的。
政治制度直接影响政治实践，而政治思想往往指向政治制度的构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思想是关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的总和”，[①]政治思想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和实施这一中介影响政治实践，政治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最终是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实现的。
西方民主的发展首先体现在民主制度的发展，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说：“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
[②]特别是近代以来，尤其如此。
而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后面又矗立着一个民主政治思想的王国。
“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理论之存在。
”[③]民主政治的实践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融通互动中得到不断推进。
本文试从影响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和思想两层面进行宏观的纵向考察和反思，希望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一种制度史的宏观考察(一) 直接民主制：民主的原教旨西方近现代民主制起源于古代希腊，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则是古希腊的典范。
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
雅典民主制的突出特点是直接民主，即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
伯里克利对于雅典的民主政体的性质和特征作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
”[④]雅典政体中，民主集中体现于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等两个方面。
全体公民大会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机关，同时具有人事、行政、执法、军事、财政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决定权。
这种公民大会具有至高无上、不受监督地位的直接民主形式，是雅典民主与其他民主形态的根本区别，并在后世鲜有实施。
民众法庭是雅典民主的另一突出特征。
民众法庭由来自各阶层的6000公民组成，与公民大会日常出席人数相近，而且常年举行，构成全民审判的奇观，竟成了雅典城的象征。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即创新理论）进行了分析，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信息技术正引领我们进入创新的伟大时代，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创新成功取决于“技术”与“体制”的配合。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原籍奥地利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是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大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自成体系，他推崇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摈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的理论模式，创立了动态均衡论，建立了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将历史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在对传统理论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画出静态运行和动态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生活图景，解释了利润、资本、信贷、利息等重要的发展现象，完成了对经济周期的考察。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
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这个概念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
而所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认为的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规模扩大或简单量变，而是经济生活内部孕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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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作者：邓翔予傅正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第04期摘要：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深受古典混合政体理论、现代精英理论和韦伯领袖民主理论的影响，同时立足西方政治实践，将民主重新解读为领导者的“竞争性选举”，从而实现精英政治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
从理论层面，熊彼特分别对之前的民主和精英理论做出了批判和修正，并提出了四个民主成功的条件;从政治实践层面，解决了传统精英理论无法解决的代表性问题。
因而它得到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同。
但必须指出，精英民主的实质是一套固定的制度安排，它抹杀了民主实践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坚持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性选举的超越。
关键词：熊彼特;精英民主;民主理论;民主政治建设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4-0019-07作者简介：邓翔予（1995-），女，陕西宝鸡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傅正（1986-），男，浙江衢州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古往今来，许多政治思想家对民主问题都有深入的探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流派。
雅典的直接民主是西方最早的民主实践，其特点是自由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管理，“民主”一词也正是从那时起产生。
熊彼特全面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并继承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同时受到韦伯官僚制的影响，最终提出他著名的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理论渊源1883年，熊彼特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家境殷实。
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将他送到奥匈帝国最好的维也纳大学进行学习。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奥匈帝国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每况愈下，尤其是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基于对奥匈帝国的无比忠诚，以及这个国家带给熊彼特贵族的殊荣，虽然他很清楚工业文明的脚步势不可挡，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势在必行，但同时又不能放弃维护传统的政治秩序、巩固帝国政治体制，这种情形下其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逐步产生了。
（一）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大国纷纷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斯便把1870年视为这个转变的起始年份，并把其后二十年时间视为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
如他所说：“虽然为了便利起见，把1870年当作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领土的大量增加，以及大规模分割的办法使我们分到广阔的非洲土地，大致都是从1884年开始的。
”[1]15-16如果我们不仅仅把1870年单纯地视为一个年份、一个时间点，而把其视作为一个时间段，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个时间段包含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件。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废除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选举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为一个月。
更重要的是，1871年，德国统一，这彻底打破了欧洲的传统平衡格局。
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既是帝国主义事业产生的理由，又经由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断强化。
这正如霍布森所说：“参加这种事业的并不仅仅是英国。
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1]16为了满足新时期的竞争需要，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传统鸿沟，全方位扩张政府职能，以便尽可能地汲取社会资源，增进国家实力。
这一现象造成了看似悖谬的两方面结果。
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需要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高度职业化、技术化的官僚团队，需要由他们制定并实施整体性的社会工程方案。
另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同样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但经过文化启蒙的群众却往往会提出进一步参与政治的诉求。
一边是专家治国，一边是民主运动，如何协调现代化造成的这对矛盾？无疑，它构成了熊彼特变革民主理论的基本问题意识。
（二）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公允地说，精英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有深厚的西方政治学传统根基。
熊彼特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集前人之所长，加以创造性发挥，才成为了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典政治哲学时期的“精英理论”。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贤人治国”“哲学王”思想，此处的“贤人”“哲学王”就如同今天所指的“精英”。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真正的航海家”是具有专业知识并精通和实践这一技能的“少数人”，作为大众的“水手”在处理事务时往往不能冷静地做出政治判断，由此他提出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体制。
亚里士多德也反对纯民主政体，他所向往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与“大多数者”之间的冲突。
此后的马基雅維利认为，“人的共性”是自私自利、懒惰、充满怀疑，并且如果不受到必要的限制，就不能做任何事情，要靠“混合政府”来治理国家[2]。
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历史上能够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一直保持高超智力和强大体魄的政府当属贵族制。
多数意志是存在明显弊端的，民众并不能完全享有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
只有那些个性鲜明，拥有完美智慧的少数天才人物才享有对自由完全占有的权利。
”[3]虽然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定义“精英民主”，但精英的身影已遍布国家决策领域，并且在某种意向上注重精英与民主的结合，精英民主观正是从中逐渐诞生的。
二是现代精英理论。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股新的精英民主思潮在西方掀起。
不同于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传统精英主张，这种现代精英理论不再强调高贵的血统和身份，而强调实用的干才与技能。
不同于18世纪的精英主张，它对于政治才干的要求不再基于直觉和天赋，而是周密地理智计算和坚决地服从安排。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卡、米歇尔斯和帕累托。
莫斯卡所谓的精英就是“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权威流向分为任命与选举两个渠道，而选举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让选民使他们当选”。
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任何政党中都存在着一种非民主的倾向，最终掌权的只是少数寡头，民众文化水平不足、认识欠缺、无组织、政治上盲从，而天赋异禀的政治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者[4]。
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就是新旧精英不断循环的过程，精英内部可以流动，精英与大众之间也可以流动，但总之，“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5]。
与古典王制理论或混合政体理论相比，现代精英理论充分反映了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社会”要求。
正是后者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是韦伯的“领袖民主”理论。
韦伯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把民主与官僚制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他将统治体系分为三种：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传统权威性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和习惯的基础上，它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的沿袭、向来如此。
比如部落统治、村落的老人统治、古代世袭君主制等。
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非凡的个性与超凡的感召力上，这类权威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危机和剧变时期，并通过领袖的个人崇拜得到强化。
但往往领袖权威不是建立在正式的規则和程序上，个人权力无所限制[6]。
韦伯最为提倡法理型，在这种统治下有一系列清晰明确的规则和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官僚制，它实行的是有限政府的统治。
“官僚民主制”就是他提出的一种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精英统治模式。
民主并不是人人参与政权的直接民主，而是民众在一定规则之下投票选举出组织领袖，并监督制约其行政行为;被选举出的政治家则是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拥戴，募集资金等，而且要对个别出色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
韦伯的理论已经关注到了民主的程序与实操上，而不是仅停留在理想价值层面，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熊彼特。
二、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价值熊彼特虽然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政治思想学领域尤其是在“民主问题”方面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奠定了他在此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当时社会现实下，熊彼特对民主给出自己独特的定义是：“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
”[7]359他认为，民主方法就是一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依照政治决策而展开，是某些特殊群体精英为争取民众选票，从而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是不现实的。
熊彼特的民主界定是对古典民主理论思想的修正，这也是他与早期精英理论家的区别。
（一）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与修正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口号逐渐在社会广泛流行，西方古典民主理论也常常将“多数人统治”“人民统治”等与民主对等起来。
但20世纪西方民主的境地却与之逐渐不符，政治权力往往由少数精英掌握，而不是占大多数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接受经典民主理论，把它当作衡量民主与否的标准，那么就得承认，西方社会现在没有，甚至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民主制度存在;如果断定西方现存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么就得宣布经典民主理论不能提供区分是否是民主制度的标准。
”[8]因此熊彼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修正——关于古典民主理论共同福利的假设，熊彼特认为，世上不存在全体公民都同意的共同福利，也不存在使用合理手段使其同意的共同福利[7]372。
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追求的不同的利益与目的，终极价值不同，共同福利的指向当然也不同，也就不存在独一无二的共同福利。
即使有一种明确的共同福利被人民所接受，比如说就像功利主义中的最大经济满足，虽然有明确的共同福利，同时也被大众接受，但并不是说这共同的问题就会得到共同的答案。
他认为对同等问题的分歧点是源于该事件的根本性质，民众的意见分歧也是由于所处层次、观察视角不同，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难以消除。
就好比人们对于健康长寿的期望是一样的，但对于食肉还是食纯素的观念依旧不能统一。
关于人民意志与个人意志关系问题，熊彼特认为，个人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不能很好的进行理智思考与判断，具有情感偏见，尤其是当这种个人意志在被操纵后形成独立、有效的表达，就更不可能真正的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并不一定是人民的意志。
虽然政府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依据选票职业政治家可以被支持或被罢免，但正是这种看似民主的原则，实则只是一套制度性程序，是意味着政府会把权力赋予获得较多选票的政治家，由此产生的政治决策反映的仅仅是个人意志的综合，也绝非人民意志。
关于政治环境中的人性问题，熊彼特认为，民众的思想容易被引导和蛊惑，通常选民软弱无能，无法理智地判断并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