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涅金

文学大情人中，英国有唐璜，俄国则有奥涅金。「他很早学会虚情假意，把心事藏掩。能叫人信赖，再叫人失望。他写的情书一泻如注，找到挚爱时连自己也不放在心上。」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写活了一个「急于生活、又忙于感受」的贵族青年，和一位可爱的理想少女。当年他拒绝她的爱，再遇才知真情谁属，奈何心上人已嫁予表亲。

多余人形象，来源于俄罗斯的文学。普希金先生的长篇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多余人，大多是

一些想改变社会，却只停留在想象阶段，没有付诸行动，或者说是无力去

改变社会的贵族青年的形象。

如果用阶级目光去分析的话，往往把多余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复杂

而矛盾的心理忽略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塑造了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屠格涅夫先生笔下的罗亭，也是一个著名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多余人”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俄罗斯，但这并不是说“多余人”是俄国所特有的，如中国的“孤独者”，“法国的‘世纪儿’，美国的‘迷惘一代’”等等。“多余人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惰，又是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这些人往往是思想上的先知先觉，同时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但是他们没有直面斗争的勇气，对现实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奥涅金之所以被归为多余人，正是因为他只有思想上的觉悟和反抗，而没有具体行动上的斗争。

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之后，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受到法国大军带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满现实的生活状态，要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并在1825年发动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被镇压之后，社会笼罩了一片恐怖之中。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写成的，这就赋予了作品特殊的社会历史意

义。1.作品主人公奥涅金就出生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之下，他

出身贵族，年轻时常年混迹于上流交际圈，但单调的社交生活使奥涅金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清新的乡村田园也无法使他对生活提起兴趣，认为它毫无意义。奥涅金希望现实能够发生改变，但他又没有决心与之斗争。2.他对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有一种渴望，但当它们来临的时候，他又怀疑其真实性，持一

种冷漠，逃避的态度。他不断地逃避这种困境，不断地在矛盾中挣扎，最后也没有从这种忧郁中拯救过来，成为了一个多余人。

3.奥涅金身上带有贵族阶级固有的缺点，但同时又受到了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了一些反叛的精神。旧的精神主题在他的心中已经摇摇欲坠，新的精神还没有构建起来。奥涅金的思想像脱离肉体的灵魂，在游离，在徘徊。他找不到出路，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也不敢去做，整个人和精神都没有一种皈依感，这一切就使他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贵族

阶级仇使他，因为他身为贵族，竟然对本阶级进行批判，甚至对贵族生活表示不满。新兴阶级也仇视他，因为他是一个贵族，虽然他也对现实不满，但是他无法将这种想法变成坚决地行动。因此，在进步人士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贵族，

在普希金的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奥涅金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在叙述他的生活经历中，将其复杂的性格，矛盾的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奥涅金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来到乡村，但乡村的沉静和孤寂也让他无法适应，他拒绝了塔吉雅娜的爱情，后又违心杀死了朋友连斯基，于是在悔恨之中离家远行。当奥涅金回到时，他发现塔吉雅娜已经成了将军夫人，这时，奥涅金疯狂地向她示爱，但塔吉雅娜最后拒绝了他。

在上面所介绍的奥涅金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发现他的精神也随着他的生活经历发生着各种变化。首先，奥涅金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中春风得意，但接受了新思想的他不久就感到了空虚和厌倦，他希望社会进行变革，他没有勇气向十二月党人一样为自己的想法付出行动，这个时候，奥涅金在宴会，剧院似乎有些过分的表现实际上是在发泄心中的苦闷和不满。后来，他来到了乡村，这是一种逃避，同时也是一种反抗，当然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这时的奥涅金希望摆脱旧时的生活，并付出了一定的行动（在庄园进行改革）。当塔吉雅娜向他求爱的时候，他虽然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想法，但他主要还是从塔吉雅娜的利益出发，而没有逢场作戏，这也说明奥

涅金并没有对生活完全的绝望，对生活的抗争在他的心中仍然具

有优势。连斯基的死可以说是奥涅金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他杀死了自己唯一的朋友，使自己陷入绝境中，他同时也发现自己身上

所带有的贵族的劣根性，如果说他以前只是对生活感到不满和丧气的话，这时他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多余人”奥涅金在生活

中，正面反抗的勇气逐渐消退，也使他的忧郁慢慢加深，生活一

步步陷入绝境。但同时，他的消极反抗一次次增强，当他厌恶上流社会之后，当他杀死连斯基之后，他没有心安理得的面对现状，

而是不断地自责或离家出走，到最后向塔吉雅娜也使他绝望中的最后一次反抗。

奥涅金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多余人”，虽然处处显得孤傲不逊和与众不同，但他心中的希冀不过是些

朦胧而又冲动的向往，他并不具有真正的追求目的和明确的反叛策略，他在自己的庄园里曾尝试过一次管理制度的改革，但农民的怀疑和其他地主的恼怒令他气馁，在周围的“邻居们”前来“拜访”之际，他赶紧跨上备好的马车从后门溜走，“好似一溜烟”。因而此刻的奥涅金对单纯而富有幻想的达吉雅娜来说，是无法提供她渴望的激情和精神需求的，也无法维护和延伸她刚刚被唤起的对新生活追求，他的“拒绝”是理所当然和具有悲剧意味的。奥涅金此刻的拒绝，恰恰表明他是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在思想和感情上是远远高于他周围的其他贵族青年的。他虽然熟识贵族上流社会的“爱情的科学”，常常在各式各样的爱情游戏里“故作多情”、如鱼得水，但面对达吉雅娜的纯洁和热情，他却有一份震惊，有一份爱惜和一份敬畏之心。出于对达吉雅娜的尊敬，奥涅金才拒绝了她强烈而朦胧的感情，这一拒绝同时表明奥涅金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内心里虽有着与达吉雅娜相通的天性和爱情，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达吉雅娜的心中只是一个幻影，作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自己，此刻不配做达吉雅娜追求的偶像。奥涅金对自己的致命弱点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由此而言，达吉雅娜在她的平静生活里突然为与众不同的奥涅金而点燃初恋的激情，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因为她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心灵发现了奥涅金是比那些社会上“不多余”的人更具有思想和德性的人；而奥涅金拒绝了达吉雅娜此刻的爱情，也符合一条相似的人物性格逻辑，因为他的确对达吉雅娜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情，而就是因为这份真情，他才毅然地拒绝了她，为他自己对整个人生和别人的幸福作了一次严肃而负责的对待。

“多余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由诸位文学大师通力合作完成的一组“系列型形象”。“多余人”对真挚爱情的拒绝，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奥涅金之后，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

中的罗亭等都“无情”地回绝了他们自己用火热的谈吐和不俗的气质唤起的爱情，到冈察洛夫创作《奥勃洛莫夫》时，他们不仅拒绝爱情，而且依然无法被爱情唤起，只是忧郁乃至麻木地走向生命的结束。这之

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多余人自身的饥渴和经验中，从未能激发出可以为他们自己认可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他们只是一些敏感的评判者、没有希望的叛逆者，和一些心灰意懒的志士。

奥涅金这样的“多余人”，虽然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异端”，虽然处处显示出自身思想感情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但事实上，他们是无法脱离客观现实而存在的，任何人都每时每刻地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多余”并非客体存在意义上的多余，而是主观体验中的“多余感”，是一种建立在

主体意识上的主动态度。奥涅金身上这种有意超越社会的主观态度一是表现为他对社会责任的游离，二是表现为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拒绝，三也表现为他对死亡的无所谓态度。在奥涅金与连斯基拔枪决斗的时候，他表面是一个清醒的行动者，实际是一个消极的接受者。对这样一个主动与社会对抗的“多余人”而言，社会对他的拒绝和仇视是必然和坚固的，但他对社会的拒绝是否能坚持到底呢？

有评论说，达吉雅娜这个人物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她的悲剧意义并不亚于奥涅金，如果说奥涅金可能在被达吉雅娜拒绝的痛苦中更生，那么达吉雅娜在告别了奥涅金后只可能在她深恶痛绝的上流社会里逐渐被窒息，或者她心中的痛苦也可能逐渐化为无生命的冰冷的麻痹。总之，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虽然这种评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也是不够深入的。对“多余人”形象的“进步性”、“局限性”两分，使得读者以为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是有限的，以为“多余人”虽在思想感情上代表了时代的进步之声，但在“平民知识分子”或“革命民主主义者”出现之后，他们就只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多余人”的形象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不结籽的花”。这个读解沿革的是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和前苏联的通行解析。这个读解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较长一个时期来，对“多余人”形象在欣赏和理解中的批判倾向和“拒绝”态度。在时光流逝又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把视野从俄国转向世界文坛，会发现“多余人”不仅是俄罗斯一代青年的肖像，也不

象赫尔岑所说的：“靠了那一代多余的人，下一代没有成为多余的人”。“多余人”的形象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的“局外人”、“晃来晃去的人”和“虫类人”之间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都表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表现了一些敏感的思想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焦虑、探索，表现了他们因看破红尘而“无所事事”的痛苦，展示了这类人既对人生无所谓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

因而，“多余人”形象的分析和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历史背景和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前的时代要求，应该看到“多余人”形象中体现的生命价值和探索精神，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的。这类形象在我们今天及今后的生活中都仍是存在和仍在发展的。

其次，以往我们在理解“多余人”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了他们的生活中缺乏实际行动，他们的性格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对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整个俄罗斯文学家们的评论，也都集中于他们对“谁之罪？”和“怎么办？”这个精典性革命问题的探索，强调他们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能够从语言进入到行动的改造社会之路，以及能够彻底变革现实世界的“新人”或英雄人物。这种对名著的理解接受方法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革命传统发掘，使得一些教科书简单地以“革命家”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用社会实践的具体要求批评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这种接受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俄国和中国在上个世纪初都渴望的，摆脱亚洲式凝固状态、尽早融入世界性现代化潮流的追求，体现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崇尚行动的文学批评传统。但这后一个传统，已经在二十世纪受到了新的冲击和诸多思想家的“反思”。Ｊ·Ｍ·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写道：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预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这种不够完整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知识界对思想与行动关系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的努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也充分说明了思想的力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不仅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建设进程，而且也在实际结果上一直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轨迹。在一种重新探索思想与行动关系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和我们以往对俄罗斯文学的评述思路，我们因此也有必要对这类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作出更高的评价，并对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们不同的思想探索历程予以更为细致的评析，因为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极为丰富的人类思想生活历程。

最后，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我们今天的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交往与交流，“传播”的概念及意义也为我们原有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思路和评价标准。从“传播”的地位和意义角度看，“多余人”曾起过的传扬先进思想作用和启蒙青年人的业绩也应得到特别的重视。屠格涅夫的谈到“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时曾说：“谁有权力说他无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的心中播下良好的种子？”“多余人”不单纯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美国学者罗德·Ｗ·霍尔顿在《欧洲文学的背景》一书中写道：在１８２５到１８５５年的俄国，尼古拉一世实行了铁腕统治，“尽管这样，到处都可以听到社会改革的呼唤，特别是中产阶级中。……欧洲社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的作品被译成俄文而加以阅读和讨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出现表明了这种思想和探索暗流的无限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余人”式的思想生活既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契机，又是这种文学创作的一种成果。普希金及以后的俄罗斯作家正是通过“多余人”和他们的命运为当时的俄罗斯进行着启蒙工作，为俄国的几代人传播着新的思想、新的名词、新的表述手法和新生活的元始现象。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以普希金为首的一大批人奋起从事启蒙工作，并且可以说是为了贵族——说得更狭隘、更准确些，是为了贵族中间有文化的一部分人——而对整个世界进行艺术加工。”尽管在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之后，奥涅金的激情也许在新的痛苦中更生，也许还是这激情窒杀了他灵魂中的全部力量，使他再次走入麻木或妥协，但我们不仅因此知道“多余人”大都逃不了悲剧的命运，我们还由于理解和关注了他们的命运，而得到思想的启蒙和感情的触动，我们这些读者的精神会因为阅读而得到“艺术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