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新分析法学
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被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所追寻乃至追随。
在这部关于哈特一生的传记中，作者妮古拉·莱西利用哈特以前未曾公开的日记和信件，以哈特一生所经历的事件为线索．为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哈特。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
生于1907年，系约克郡的第二代犹太移民。
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
他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并最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1932年至1940年，哈特在伦敦从事事务律师工作，期间虽然他拒绝了担任牛津大学哲学讲师的邀请而选择留在实务界工作。
但也正是这段经历促使其日后法律理论对于实践的贴近。
1940年他因身体不合格而被宣布不能服兵役，却被军事情报部门M15征召，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
在M15期间，哈特与M16的同事、牛津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舍尔和吉尔伯特·赖尔关于哲学的讨论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特返回牛津并担任哲学研究员，成为法理学教授。
哈特凭一己之力彻底改造了法哲学，并且影响了英国社会对于堕胎与同性恋的法制化思考，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废除死刑的观念。
他汲取奥斯丁和边沁的洞见，并结合J．L．奥斯汀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新语言分析哲学。
致力于阐明一种可适用于所有法律形式的法律概念，无论这些法律出现在什么时期或什么地方。
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在世界各地已经畅销了数十万册。
然而。
在取得卓越的公共成就的背后，哈特的内心却深受折磨：犹太出身、与珍妮弗·威廉斯不合常规但却地久天长的婚姻、性取向乃至间谍指控，这些甚至导致了哈特对自己的怀疑。
在妮古拉·莱西的笔下，哈特的一生充满了噩梦与美梦。
本传记不仅勾勒出哈特一生的主要生活经历，同时揭示了在这表面成功的生活经历背后所掩藏的哈特复杂的内心生活；不仅总结并评价了哈特在法哲学领域内的主要学术成就及贡献，亦深入分析了哈特思想的种种渊源——其所具有的深度和冲击力远远超过我们许多人的想象。
前言20世纪中叶以来，英语世界法律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纷呈的局面，在这个思想舞台上相继出现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社会法学、新实证分析法学、新自然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后现代主义法学等法学流派。
但是，单以这种贴标签式的方法来对思想流派进行分类，其实并不那么妥当。
比如社会法学中，埃利希的社会法学、以韦伯的社会理论为依托的社会法学、庞德的社会法学之间无论在风格、重点甚至立场上都有重大差别；又比如所谓的后现代法学其实包罗了女权主义、批判种族主义、法律与文学等流派，它们各自的关注点和观点迥然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比如德沃金，既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及权利论的法学，在方法上又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语言转向基础之上的解释学法学，所以很难将他归入上述流派中的任何一种。
贴思想标签的做法带来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即对思想的简化误读。
“分类”在确定思想外延的同时，也遮蔽了各种法学思想本身的丰富内涵，由此把本来充满精彩和微妙内容的思想平面化甚至僵化，导致人们不去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些法学家提出自身思想及问题的背景、视角与方法。
有价值的思想成为了死去的文字，从而也就无法转化为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比如20世纪最重要的分析法学家哈特的思想，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至少在中国，分析实证法学的标签不免给人留下枯燥乏味、片面追求法律自足、视野狭窄等不好的印象，使得我们对其望而却步。
当然，另一方面，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有些流派式的分类还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思想本身有着“家族相似”性，成为某种流派意味着为理解和解释社会法律现象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范式；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必要的分类，我们才能在某种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对立、互补、论战当中把握它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哈特是一个犹太人，但由于他的父母很早就移居英国，并且靠做毛皮衣服的生意在经济上进入伦敦中上层收入的行列，所以哈特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那么注重；相反，他在精神上渴望成为“英国人”。
他从英国公立中学进入牛津大学，然后从事过律师职业，战争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战后成为牛津大学哲学精英圈子的成员，后来又成为首屈一指的牛津法理学教授。
所有这些个人经历，都说明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在做着“去身份化”的努力，试图进入英国的主流社会，成为局内人。
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乐意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但也不刻意强调。
尽管如此，哈特对于犹太身份仍然比较敏感，在所处的局内人世界里，他依旧时时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在他于1964年首次访问以色列后，这种敏感已经形成了某种精神断裂。
他不得不在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与自己所尊重的文化传统之间、在理性主义与宗教意义之间、在渴望独立与渴望归属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哈特具有同性恋倾向，他的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他和妻子珍妮弗之间的关系。
夫妻俩虽然共度了人生数十年的坎坷风雨，但他们的感情一直处于微妙的危机中。
哈特的这种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珍妮弗和他的好朋友以赛亚·伯林之间的恋情，他一方面压抑自己的痛苦，一方面深深自责。
同时，这种同性恋倾向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在和德富林辩论时为什么坚决主张同性恋合法化的自由立场。
不过，我们在探索一个人的情感历程时，不能局限于寻求奇闻逸事的层面，而要认真考察他是如何对待这些身份、性格等方面的难题的。
正是这种处理情感焦虑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哈特身上所具有的实证分析法学家的理性气质。
哈特早年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至深，所以他始终坚信“理性作为一种力量能控制和修正我们的欲望，强烈的个人情感可以而且应当被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
他的情感经历只能加深他对社会的体察，而不会扭曲他对世界的认识。
内心的焦虑并没有侵入他的学术思考当中。
正因为如此，有人才认为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展示出某种“英国绅士”式的悠闲从容的气度。
然而，这样的气度并没有磨灭他深沉的忧虑与关怀。
他在情报部门的经历，使他后来一直主张在思想和表达上要简练、明晰；他所调查的一名苏格兰烧炉工人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而被处死，这一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理负担使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坚决主张废除死刑。
所有这些经历，都可以解释他在与富勒辩论时所持有的直面困境的态度：在一个疯狂的除了这些个人因素外，哈特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关注所在。
我把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边沁和奥斯丁时代。
这个时代全面确立了实证分析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并为它找到了功利主义的思想支撑。
第二个阶段是哈特时代，哈特全面复兴了实证法学，他有着与边沁、奥斯丁同样的抱负，也试图建立某种普遍描述的法学。
第三个阶段是后哈特时代。
这个时期实证法学进入了具体化甚至琐碎化的格局，而且其探讨的主题基本没有超越哈特所确立的框架，也没有提出新的概念或范式，所以形成的分野也不过是所谓的刚性实证主义和柔性实证主义的分野。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哈特思想的意义。
如果说边沁和奥斯丁之所以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观念，是为了对抗神权自然法，以便全面确立世俗国家和人间秩序的政治权威，那么在哈特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任务早已完成，法律的秩序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所值得依赖的最主要的制度实践。
在这种背景下，哈特的所有努力方向就是要解释法律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作用与局限，并且试图在最危机的时候也能做到在尊重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尽量捍卫法律的尊严；他认识到人类的灾难，比如纳粹暴行，往往都是以某种正义标准为幌子而随意践踏法律的结果。
所以哈特才抛弃了法律命令论的命题，坚持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实证主义核心理念，提出了原初规则和衍生规则结合的法律规则观。
在这种规则观中，如何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来识别、认可既定社会的法律就是关键的一步，而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对规则既有外在的视角，又有内在的态度，也成为检验法律之正当性的现实标准。
这就是哈特提出承认规则的意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的分析法学其实是有宏大的政治抱负的，他要建立的是普遍的法理学，而不是要关心法律如何推理、如何裁判等具体的技术化的问题。
后来的一些争论斤斤计较于哈特在反对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中提出的“自由裁量”观是否适当，他的规则分类是否完善等，虽然也有必要，但如果过分局限于此，不免就偏离了哈特学术努力的方向，没有看到哈特的真正雄心：哈特和边沁一样，在洞幽入微的苍蝇之眼外，更追求统领全局的雄鹰之眼。
在思想论战的场域里，哈特作为一个学者的精彩表演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其学术生涯中，他不断地和不同的学术对手(靶子)论战，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对手，其中著名的论战包括哈特一奥斯丁之争；哈特一德富林之争；哈特一富勒(拉德布鲁赫)之争；哈特一凯尔森之争；哈特一德沃金之争，以及他对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的批判。
每一次辩论都使分析法学乃至整个法律思想向前深入推进，影响不断扩大。
如果没有哈特积极参与的这些论战，没有那些重视哈特的对手的回应，今天的法哲学是不可能出现如此蓬勃发展的局面的。
在法律思想史上，还很难再找到一位像哈特这样一生都在四面出击、处处树敌的斗士。
有关这些论战的背景、主题，甚至有趣场面，莱西在这本传记里都做了生动描述。
具体到每一次论战，其实都可以写成一本大书，所以我在此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但就这种思想场域的源流对哈特的影响而言，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到另外一个可能为人们所忽略的方面，那就是：尽管哈特一生都在进行思想论战，但他对两种思潮基本是持信奉的而非批判的态度：一是功利主义自由观，二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在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基本上可以下一个论断，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是信奉功利主义的。
哈特在与德富林、诺齐克、罗尔斯、德沃金等人辩论时，一直在维护边沁和奥斯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
这种功利主义自由观反对虚幻的自然权利的假定，认为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这一政治法律制度的安排；而功利主义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要为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与自由，所以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着更为紧密和内在的关联，功利主义是实证法学的自由主义底色。
虽然哈特后来也意识到功利主义的局限，试图实现“功利与权利”的结合，但他一直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即使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对功利主义所做的也不过是一种修补工作，他并没有对功利主义提出过挑战。
而且在我看来，哈特的功利主义与他所倡导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之间，以及与他提出的“描述性”法学理论之间，其实存在内在的理论矛盾，即功利主义自由观的积极建构特点与哈特理论中所蕴涵的理论建构之不可能性及法律制度之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在哈特的普遍描述性法学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整合。
世界里如何保持冷静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思路和方法贯穿了哈特的所有著述。
《法律的概念》读书总结
柔性法实证主义——读《法律的概念》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以语言分析为基础，旨在通过描述性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发现法律的本质。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从批判奥斯丁的命令理论入手，提出法律的内在和外在面向，并由此构建自己的法理学体系，称为柔性法实证主义。
二战后因其主张恶法亦法对战犯的审判产生不利的影响，分析法学派饱受批判。
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派挽救了分析法学派的日益衰落，他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多次论战，包括与博登海默、富勒以及德沃金等人进行辩论。
《法律的概念》从前所未有的新视角揭示法律的实践性，根据分析法律概念批判了传统的分析法实证主义和概念法学，以分离命题回应对恶法亦法的质疑，进一步回应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一、“法律命令说”的理论价值哈特从法的本体论出发，通过对“法是什么”问题的各种解答，提出要对法的定义作出准确的回答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三个议题，一是义务和强制的关系，这也是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出发点。
二是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差异，即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是对法律规则的困惑，包括规则的本质存在、定义、适用的分歧。
（一）命令与法律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哈特通过对奥斯丁理论的批判回应寻找对法律的概念最有力的形式表达。
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哈特构建“祈使语句”的典型情境——抢匪情境，抢匪发出的语句含义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在这里哈特对“号令”和“命令”进行了区分，最大的区别在于“命令”可能会遇到不服从的情形，而“号令”则不会。
奥斯丁忽视上述的区分，将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称为“号令”，但是不论是“命令”还是“号令”已经包含权威意味的概念不能在用来阐明“法律是什么”。
？“法律命令说”从“命令”出发给哈特构建“法律的概念”提供了起点。
在抢匪情境的简单命令模式中，哈特认为法律控制具有普遍性，而抢匪情境的命令仅是针对个人的，这是其需要补充的第一项特征。
法律的普遍性一面表现为某种普遍的行为态样，另一面表现为适用于普遍大众。
哈特与富勒之战
“哈特—富勒”论战的回顾与思考庄慧娴（班级：2013级法学研究生学号：20132203135）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和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围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论战。
两人各自提出核心命题：哈特的命题是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富勒的命题是法律本身必须包含内在道德，法律是规则治理的有目的的事业。
而法律与道德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法律只不过是表现为法律形式的那部分道德，并且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人们能达成道德共识，道德可以作为法律的基础。
关键词：哈特富勒法律与道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犹如“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
在西方法理学界被长期予以关注和讨论。
２０世纪中叶，西方法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哈特与富勒，论战的主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哈特－富勒”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仅指哈特与富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书面交锋。
即二人于1958年发表在该杂志第71卷第4期上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
但在广义上，其时间跨度则长达10余年之久。
①这场论战的硝烟早已褪去，但两位法理学巨擘在西方法学界掀起的涟漪却久久不能平息。
它留给后人这样一个印象：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则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最高法则, 一切其他的法则都应当符合而且必须符合这项原则,否则将不能称其为规则。
而以哈特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他们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②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场论战所包含的的实质内容探讨其对现代法治实践的意义。
一、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哈特在《实证主义及其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以重述法学史上被他归入实证主义阵营的一系列法学家，特别是边沁与奥斯丁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的方式，进一步重申了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 即“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与应该是这样的法的分离”。
哈特《法律的概念》导读
徐爱国：哈特《法律的概念》导读哈特是二战之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旗帜。
他于1961年发表的《法律的概念》，是新分析法学形成的标志。
在这本短小、简练和富于思辨的小册子里，哈特提出了他著名的“法律规则说”，评析了西方当代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对于法律的认识。
《法律的概念》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法理学权威著作。
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介绍：<center>一、哈特理论的两个思想来源哈特的理论渊源于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一个基础是奥斯丁所倡导的分析法学传统，一个是语言哲学。
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曾经用三章的内容探讨奥斯丁的法理学。
从表面上看，哈特是在批评奥斯丁的理论，但是从根本上说，哈特仍然坚持分析法学的立场，或者说渊源于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
不同的是，哈特试图用其“法律的规则说”取代或者弥补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
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哈特的理解，法律实证主义意味着：第一，法律是一种命令，这种理论与边沁和奥斯丁有关；第二，法律的概念分析，首先值得研究，其次不同于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再次不同于批判性的价值评价；第三，判决可以从事先确立了的规则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无须求助于社会目的、政策和道德；第四，道德判断不能通过理性论辩、证据或者证明来确立或者防卫；第五，实际上确立的法律，不得不与“应然”的法律区分开来。
1 哈特曾经将奥斯丁的法理学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律命令说，第二是法律和道德的分离，第三是“实在法”和“应然法”的分离。
从哈特的理论倾向上看，除了他将他的法律规则说取代奥斯丁法律命令说之外，在另外两个方面，他都坚持了奥斯丁的立场，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变化。
如果说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在普通法系国家法理学中统治了100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取代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法理学就是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或者说，是他的法律规则学说。
1861年奥斯丁的《法理学讲义》出版，到哈特1961年出版《法律的概念》，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一直在英美国家占主导地位。
法律与道德的哲思——读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九章
法律与道德的哲思——读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九章哈特（H.L.A.Hart），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是当代西方分析法学家中影响和声望最大的一个。
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发表于1961年，该书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尽管只是一本简短的小册子，但是它却引发了大量的论述，被公认为20世纪法理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是从事法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人们的必读书目。
《法律的概念》尽管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微言大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能把握哈特教授的思想。
笔者不敢奢谈对该书有何深刻的认识，只是在拜读该书时有所心得，尽管未必中肯，但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有必要做一些总结，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一篇读书笔记。
一。
两次论战与“中间道路”本文主要谈及的是该书的第九章“法律与道德”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要对该书做一个整体的解读似乎比较困难，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简短的部分做一些自己的阐释。
另外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的重要分歧之处，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必然要论证自己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同时，关于该问题的论述正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最明显的理论特色。
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必然有利于真正把握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精髓。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哈特有关的两次理论论战。
第一次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这次是西方法理学传统中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两大派之争，论战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与德夫林法官之间展开的，该论战尽管不是两大派之争，但是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两次论战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哈特逐渐发展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想体系。
哈特法理学思想研究综述
30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1年第2期总第835期No.2,2021Total of 8350引言赫伯特·哈特作为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凭借其创新的理论立场和观点体系，在西方法理学乃至整个法理学理论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法哲学界的论战是20世纪西方法哲学由萧条走向繁荣的直接原因，其中载入史册的三次论战都有哈特的功劳。
哈特将语义分析哲学引入法哲学，为分析法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得分析法学重新成为最有影响的法学流派之一，并带动了整个法哲学界的繁荣。
哈特通过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强制力”观念在西方法理学领域长期占据的支柱性地位，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推动了当代西方法律概念基本理论模式的重构。
他关于法律规则的理论及相关概念的分析，及其将相关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入法理学等诸多贡献，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1 哈特法理学思想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哈特法理学思想之于整个法理学领域的重大影响激发了我国学术界对其理论思想的研究。
1961年哈特所著《法律的概念》[1]一书出版后，我国国际法学者周子亚通过翻译西方报刊对该书的法律评论，初次介绍了哈特的著作及其主要法学理论观点[2]。
该书也是其法理学思想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体现，是学术界开展哈特法理学思想研究的原始文献和共同起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正式大规模引入哈特法理学思想，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直接翻译和总结理论体系。
该阶段我国学者开始着手翻译并出版哈特的法学著作，并在法理学尤其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专著中作专章探讨，以或分学者或分学派的著述方式，阐述哈特所代表的分析法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观点，以及哈特法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其中包括沈宗灵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张文显的《当代西方法哲学》和《当代西方法学思潮》等专著。
1998年，沈宗灵先生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再版中的附录进行研究，从哈特与德沃金两大法学家的论战出发，阐述了二人在法学理论上的主要分歧，丰富了哈特法理学思想的研究[3]。
(完整word版)新分析法学派的介绍
新分析法学派——法律的概念哈特在《法的概念》一书中，以法律实证主义为基础,运用概念和语义分析法来研究法的概念的有关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分析法学学说。
对奥斯丁的批判哈特的学说是在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基础上形成的.奥斯丁认为，法是以命令为核心，包括主权者和制裁三要素的有机整体。
哈特对此持否定态度。
认为它过于简单,无助于人们对法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全面了解,它歪曲了法的特征，必将带来法律专制主义。
具体地说有四个缺点：①这一定义似仅适用于刑法，而刑法只是诸多法律之一,且刑法不仅适用于一般人，也适用于立法者本人；②法是一种行为规则,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权利与义务、授权与被授权等属性，而奥斯丁的定义吸讲了义务、责任；③法的产生形式即渊源具有多样性,如习惯法并不是以明文规定的形式产生；④在奥斯丁的定义中，主权者是使人服从自己而自己不受法律限制的人，这无法说明现代国家全体选民或立法机关的地位，因为他们本身也受法律的限制，并且主权者这一概念也无法反映现在立法权力连续性的特点。
他认为法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坚决主张抛弃命令说的法的定义，主张建立以规则为核心的法的定义.在哈特看来，所谓法无非就是“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是设定义务的；次要规则是领队辅助主要规则的,是授予权力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主要规则是主要的,人们可以引进打扰的或修改、取消原来的主要规则，也可以决定主要规则的范围或控制其实施.哈特认为在一个小型、简单的前法律社会,仅存在非官方的主要规则,这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控制形式，它具有不确定性、静态性和用以维护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三个缺点，而要保证一个复杂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引入次要规则来补充。
这是“从前法律世界走向法律世界的一步”，一个无可争议的法律制度将由此形成.哈特认为可以用承认规则消灭不确定性，用改变规则消灭静态性，用审判规则消灭社会压力的无效性。
其中承认规则最主要，只有通过承认规则的承认，主要规则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承认规则是“法律制度的基础”，“提供了用以评价这一制度其他规则的效力的准则"。
试述哈特的作为规则的法律体系
试述哈特的作为规则的法律体系蔡煜法学112版5301111075摘要哈特是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是西方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分析法学的旗帜，他在1961年发表的《法律的概念》是新分析法学形成的是标志。
在这本著作中，哈特提出“法律规则”的理论，并以此替代奥斯丁的“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就此取代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地位，成为分析法学的代表。
关键词：法律规则说、第一性规则、第二性规则、承认规则哈特在分析批判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之后，认为法律命令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其失败的原因在于：“该理论由于建构起来的那些因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的观念，没有包括、也不可能由它们结合产生出规则的观念，而缺少这一观念，我们就没有指望去阐明哪怕是最基本形式的法律。
”为此，哈特声称，“我们显然需要一个新的开端”。
这个新的开端就是哈特的所谓的“法律规则说”——作为规则的法律体系，即所谓的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
一、作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之结合的法律规则的概念是法理学科学的关键，“法律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是哈特的作为规则的法律体系理论的中心。
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由两类法律规则构成的，一类规则被称为“第一性规则”，另一类被称为“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是基本规则，第二性规则是第一性规则的附属，是对第一性规则的修改、废除和弥补。
哈特在这里所讲的第一性和第二性主要是指二者的相互关系，并不是指第二性规则的地位低于第一性规则。
哈特理论的核心是：法律是由规则构成的，法律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而构成的规则体系。
第一性规则是要求人们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规则，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设定义务，而不管被设定者是否愿意。
第二性规则的主要作用是规定人们可以通过做某种事情或表达某种意思而引入新的第一性规则，或者废除、修改旧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第二性规则的主要功能是授予人们以权力，引入或改变第一性规则。
哈特《法律概念》
第二节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新分析法学首创人是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
《法律的概念》《法律、自由和道德》《惩罚与责任》在奥斯丁分析法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的学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又具有向自然法学靠拢的特征。
一、对法理命令说的批评哈特认为对命令的一概念处理得过于简单，他没有看到面临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的结合法律规则可以分为两类、‘主要规则’设定义务，既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次要规则’授予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规则是主要的。
但并不指次要规则的意义不如主要规则。
在小型的简单的原始社会中，仅存在主要规则，但是它不存在授予权力的是要次规则。
需要三种次要规则来补充道主要的义务规则，（一）以承认规则来消除不确定的缺点，即授权。
（二）以改变规则来消除静态性的缺点。
（三）以审判规则来消除社会压力无效性型的缺点。
在以上，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他是法律制度的基础。
哈特10分强调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
哈特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一凡是按照最终承认规则而有效的一切规则，必须一般地被遵守；另一个这一制度中的次要规则，必须有国家机关官员当作公务行为的共同准则而有效地接受。
系一般官员，除了遵守次要规则还要遵守他们以个人身份出现时所须遵守的主要规则。
三、对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哈特认为人们对法律规则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内在观点，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接受这种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
对法律规则的外在观点是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本人并未接受规则，但却观察这些规则。
哈特认为，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人之间的对抗关系的，一种人接受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自愿维护保持法律规则并按照法律规则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另一种人拒绝这种法律规则，仅存外在观点出发作为可能导致惩罚的一种迹象才关心这些规则。
一个具有法律的社会，既有从内在观点出发将法律规则当作已接受的行为准则的人，也有必须以武力和武力为之强行设定这些法律规则的人。
简述哈特的法律思想
简述哈特的法律思想摘要: 《法律的概念》一书，全面的反映了哈特的法律思想，反映了二次大战后西方法律哲学发展的一些新动向，奠定了新分析法学派的基础。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尘封于法哲学历史中的过时了的问题.关键词：哈特《法律的概念》奥斯丁法律与道德恶法亦法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福勒德沃金规则抑或原则郝伯特·莱昂内尔·哈特，英国法理学家，是当代西方法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更是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
其著述颇丰，主要有《法哲学的定义和思想》、《法、自由和道德》、《惩罚与责任》、《法律的因果联系》。
代表作：《法律的概念》。
《法律的概念》一书，全面的反映了哈特的法律思想，反映了二次大战后西方法律哲学发展的一些新动向，奠定了新分析法学派的基础。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哈特有关的两次理论论战。
第一次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这次是西方法理学传统中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两大派之争，论战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与德夫林法官之间展开的，该论战尽管不是两大派之争，但是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两次论战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哈特逐渐发展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想体系哈特的学说是在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基础上形成的，奥斯丁认为，法是以命令为核心的，而哈特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法律是一种规则【1】。
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四点：①不能区分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②授权性规则很难用命令去概括；③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不适用于命令每个人；④法的命令模式中的主权者概念是不适当的。
他在《法律的概念》中提炼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复现的问题”，用来驾驭既有的法律理论重大争议的现实主义所犯的错误就在他们把于奥斯丁的法律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等同。
作为分析法学家的哈特
作为分析法学家的哈特在谈论任何一个法学流派或某个法学家时，其哲学思想渊源都是不能回避的，只有明白了其思想出处，才能获得这一流派的研究方法、知道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任何一个法学家流派的归属都是后人至少不是本人划分的（我这么认为），所以与其谈论某个法学家的某种思想何以产生何种影响，倒不如先弄清楚他为何属于这种学派。
抛开前人不谈，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才是分析主义哲学的标志性人物。
在这里仅仅引述他的三句话，其一“形而上学提出的看似玄奥的问题不是我们不能解答，而是根本不是问题，只是误用了语言的逻辑”；其二“我们必须抛开一切解释而用描述取而代之”；若想更有力的说明分析主义哲学当然还有一句话“对于不能言说的我们只有沉默”。
简单来看，分析主义哲学是在用日常用语中的逻辑来分析种种命题，主张哲学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形而上学根本不在哲学的考虑范围之内，过多讨论就会陷入哲学的二律背反，实然和应然的冲突，实然无法证明应然的实在性，应然也无法成为实然的现实规定。
受分析主义哲学的影响，分析法学严格区分法的应然和实然，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实在法上，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法的现象，不涉及法的本质。
由此，分析法学就根本无需关注立法者的初衷，法理学从某一规则被确定为法律的那一刻才开始，分析法学尽力描述的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理由及其效力来源，或者说是这些制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服从法律最根本的动因又是什么。
在哈特之前，诸法学家都在努力给法下一个定义，“预测说”“命令说”都为我们所熟知。
然而，作为一门复杂的社会科学，任何企图的定义都无法覆盖法律的多样性和善变性。
更何况人类语言固有的缺陷，词语的精确释义是不可能做到的。
用一个概念，如“命令”去定义另一个概念，就会陷入一个无限循环，因为“命令”是什么仍需要一个定义。
再者，我们也的确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定义，它对于我们认识法律似乎没有什么帮助，通过有限的举例，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法律之间的联系和亲缘关系，但举例总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