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第四讲：康德

“历史哲学”第四讲：康德选段1：什么是启蒙出自《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启蒙的使命：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2、所谓不成熟，就是不经引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

3、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懒惰和怯懦。

（别人代劳；独立之初可能的危险。

）4、公众启蒙自己的条件：只要允许他们自由。

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5、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

前者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后者是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公职岗位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

6、团体对教义的义务，以及对其中每个成员的监护，不能永恒化。

允许批评，以便变革。

7、我们还处在启蒙的时代。

8、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康德发展出一种对启蒙运动理念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既离开了一种幼稚的启蒙，又不同于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善的和美好的反启蒙运动的姿态。

康德哲学不仅表达了欧洲启蒙思想的智慧高峰，而且是对启蒙思想的改革：“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启蒙运动作为过程：通过决定要自己进行思考而开始扬弃错误和成见，逐渐摆脱单个的利益，逐步释放“人的普遍理性”——这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基本思想。

在康德那里，这一思想导致了对一切独断论哲学的批判和对理性的最终根据的揭示。

理性的原则在于自律，在于作为自我立法的自由。

同时康德摆脱了纯真的乐观主义。

从内心哲学问题出发，康德不仅研究了纯粹理性的起源，也研究了它的界限，其中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康德借助于先验理性，阐明了理性的创造能力，论证了一种独立的科学的哲学思考，也思考了这种哲学思考的原则界限。

独立的哲学，即作为理性科学的哲学是以此为前提的：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中，在法律、历史和宗教中，在审美和目的论的判断中，存在着不依赖于任何经验而有效的要素。

选段2：历史的进步出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人类的行为是由普遍的自然律决定的。

2、个体意志杂乱无章的背后，是合乎规律的进程。

自然目标的引导。

3、服从自然计划的历史。

历史的规律有待发现。

命题一：人的出现和发展是合乎目的的。

上帝造人是有目的的。

人要为这个目的服务。

命题二：这些自然禀赋的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

使用过程将体现于物种而非个体的身上。

寿命、传递与积累。

命题三：人只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获得幸福和圆满。

命题四：人的内在禀赋得以发展，所使用的手段是“非社会的社会性”。

命题五：大自然迫使人们去加以理解的最大问题，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命题六：这个问题最为困难，最后才能获得解决。

法律是必须的，主人是例外的。

命题七：完美的公民宪法的建立，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

命题八：人类历史大体上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实现。

命题九：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构想，是可能的，也是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康德哲学三大概念批判、理性和自由。

三者是法国革命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词。

三个基本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希望是指那尚不存在的东西。

这个基本问题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未来、历史和意义解释的维度。

关于未来的问题是按照道德的应然继续进行的。

因此说，康德的实践哲学有一个未来的维度，这把它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区别开来，也使得它成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历史思想的先驱。

康德追问：这种应然是否会有一天成为持续性的现实？这就需要在自然（现实）和道德（应然）之间进行调节。

由于人类实践有两个基本方面，所以实践性的调节任务，即人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也划分为两个部分。

历史哲学研究的是外在自由即法律的希望，宗教哲学则研究对内在自由，即道德心或德行的希望。

在康德这里，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并非相互竞争的意义解释模式，而是包含有互补的意义解释模式。

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不是理论哲学的继续，而是实践哲学的继续；它们不是扩大认识的领地；它们的对象不具有客观的实在性，而是具有实践的实在性。

康德没有把历史理解（意义理解）或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而是指出了不仅从科学理论上来考察历史，而且也把历史作为实践哲学之对象来考察的可能的。

康德不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来探索历史，他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原本的、仅仅从经验上把握的历史学”（《理念》）。

他阐明的历史是对作为实践理性存在者的人感兴趣的历史。

在此，康德保持着与先验理性的联系，询问在哪些独立于经验的条件下，历史进程显现为合乎理性的、有意义的。

这种实践哲学提出了经验性科学所不能回答的意义问题。

现实的历史似乎令人绝望，但康德还是自问：难道我们在其中不能发现一点意义？当然不是在个人和集团的历史中，而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在世界历史中。

由此，康德探索了世界历史的起源和最终目的。

按照康德的说法，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人们不是客观知道的，也不是单纯编造的；这个起源只能通过构思来推测，目的只能作为实践理念予以设计。

关于人类历史的最早起源，原则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历史来源的。

康德大胆进行“一种单纯的兴趣旅行”，他按照圣经创世史的线索构思一部“出自人的天性中自有之原始禀性的自由的最初发展史”。

（起源）最初的开始是乐园，从哲学上看，其中的人不用费力地生存着，他完全随着本能，因而完全是自然，是动物。

生活在无知中，因而无过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和理性；乐园中意味着没有自由的幸福。

通过第一次自由选择的尝试，人发现“自身中有一种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是像其他动物一样受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束缚的能力”（起源）。

随着从本能中得到解放，打开了欲望对象的无限性，而人却还没有拥有一种能够指导他进行正确选择的文明理性。

因此人从“自然的监护中跨向自由状态”的第一步，“从道德方面来说”却是一种原罪，作为惩接踵而来的就是“大量前所未有的生活痛苦”：“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工作；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工作”。

通过对乐园和原罪的这一解释，康德把卢梭的几个相互矛盾的论断统一起来。

他同意卢梭在两场讨论中的观点：在文明与自然之间有不可避免的争论，从自然向文明过渡是一种堕落。

但这种堕落在康德看来，却是为了使人的不同资质和力量得以发挥，并使得文明成为可能所必要的。

因此卢梭要求回归自然是错误的。

但是，当卢梭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中研究人类走向文明，把人教育成为人和公民的艰难道路时，他是对的。

从最初的开始即乐园和原罪以来的发展就是人类的历史。

当历史从粗野的自然状态最终导向完全的自由状态时，历史的意义显现出来。

历史是一部进步史，这是康德就已经达到的认识，而非黑格尔首创。

历史应该前进到人在外在自由中的共同生活能够使人的一切力量和资质得到充分发展。

外在自由的共同生活将在法制国家中得到实现，法制国家将最终结束人间的专制和残暴。

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建立法制国家和各国之间合法公正的共同生活，在于整个人类不断的法律进步中，直到最终在国际联盟的框架内形成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和平共同体。

人类向着更好、更高和更完善的方向发展，简言之，进步是能够以自然科学基础的辉煌成就为支柱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

在地理和数学自然科学上的发现以及发明新的观察和测量工具、技术方法和仪器的时代，启蒙运动推论出人类理性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人的生活状况会不断改善，甚至推论出人类及其社会会有一个合乎道德的发展。

康德却认为，支柱过分的进步希望是狂热的。

他批驳了把历史理解为一部拯救史、理解为地球上一切利益和欲望的最终实现的观念。

历史上的进步并没有导向道德心的完善，也没有直接导向艺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康德不同意幼稚的启蒙学派的乐观主义，这些人相信在废除了错误的政治体制，也许还消除了宗教迷信之后，自然的友好本能又会回来，将回馈给人类一个在真正和谐中的无冲突的团结友爱的共同体。

康德把进步局限于政治的公正，局限于国家和国际乏味内的作为法律关系、包括强制权力在内的法律关系。

因为在历史中涉及的是外在的事件，所以它的最终意义根本不可能在于某种“内在的进步”，即道德思想意识的发展。

进步只能在外部被期望，在于按照纯粹实践理性的标准建立法律关系。

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各个法制国家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共同体中的共同生活，是人类的最高任务，即人类的最终目的。

历史进程有三种可能性：1、不断向更好前进；2、不断陷入愤恨直到人类最终自我毁灭；3、一切都保持永恒不变。

这三种可能性不能从理论上、经验上或者通过思辨来证明。

于是就只剩下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先天实践知识：法律进步不具备理论的必然性，而具有实践的必然性。

它是法律实践理性的调节性理念。

把历史理解为一种法律进步，由此否定了认为历史无意义的剩下。

这种理解成为以下信念即理性信念的根据：人类按照理性原则共同生活的任务不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相反，法律实践理性是能够变为现实的。

康德看到法律进步既不是通过一种本能，也不是通过某个约定的计划来实现，而是通过人的天性而实现的。

这个天性与前康德哲学称作天意、黑格尔称作世界精神的东西是一致的。

康德从以下目的论假设出发：一个创造物的所有的自然资质注定有一天会全面合目的地展现。

以使用理性为目的的人的特殊自然资质不可能再个体中，而只有在世代相继中，在族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人类的这一自然意图，应该通过人的本性自己来达到：历史的意义即法律的进步就好像是在我们背后发生的，通过我们的促进，但没有我们的计划。

人类倾向于社会化，因为他由此能够发展他的自然资质，但他也同样有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因为他要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安排，也就是对抗周围人的发对。

康德看到，通过反抗本来可能会失去活力的人的一切力量，都被唤醒起来，去发展文化和艺术。

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大体而言，“普遍历史”试图超越地域与时代之不同，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活动当作一个整体来探讨。

对康德而言，“普遍历史”有别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历史研究，是要根据一个先天的理念来理解人类历史；它是一种“引导的学问”，可以统摄各种特殊的历史。

自然在康德的用法中，“自然”一词有多种涵义。

（1）指受机械法则制约的经验现象之总和，即实质意义的“自然”；（2）指“事物的存在，就这种存在按照普遍法则被决定而言”，即形式意义的“自然”；（3）指人类在进入有法律秩序的文明状态以前的原始状态，如“自然状态”；（4）指在目的论观点下有计划、有目的的“自然”，如“神意”。

理论理性康德之前的唯理论者强调知识的唯一源泉是人的理性，而从经验得来的知识不可靠，往往会使人犯错误，从而造成人的自由的丧失，人的自由的获得只能依赖于天赋理性。

康德认为，唯理论对理性不加考察地加以运用，出现了二律背反，将自由的根据作了错误的断定，这是理性自身的僭越。

因此，要解决自由问题，康德认为必须对理性加以考察，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将理性做出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理论理性是给自然立法，产生科学知识；实践理性则是给人的意志和行为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