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文言文翻译
用人之道文言文翻译用人之道文言文翻译《用人之道》出自于《资治通鉴》的“唐太宗论举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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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道》原文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①令封德彝⑥举贤，久无所举⑦。
上诘②之。
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⑩！”上曰：“君子用人如器③，各取所长。
古之致治④者，岂借才于异代⑤乎？正患⑧己不能知，安⑨可诬一世之人！”（选自《资治通鉴》）《用人之道》注释（1）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2）诘：责备（3）器：器皿，器具。
（4）致治：治理好国家（5）代：朝代。
（6）封德彝：名伦，太宗手下的官员（7）举：推荐。
（8）患：担心。
（9）安：怎么。
（10）耳：罢了。
《用人之道》翻译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
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一样，各取它的长处。
古代能治理好国家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用人之道》道理要知人善用。
《用人之道》人物轶事史书记载，李世民年轻时力大无比，随身兵器中，最有名的是一张两米长的巨阙天弓。
李世民有次与敌对战前，仅率领一名骑兵一起充当侦查工作。
途经一处草原高地，因为太累与士兵一起睡着，被敌人发现，本来意欲围杀李世民。
此时突然有一条蛇追老鼠，奔到骑兵脸上，惊醒骑兵，才发现身边都是敌人，于是李世民与骑兵上马逃亡，李世民本人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终于逃出追击。
虎牢关之战时，李世民对尉迟恭说：“我拿着弓箭，你手持马槊相随，即使有百万大军又奈我如何！”足见他对自己箭术的自信。
李世民继位前曾任天策上将，设天策府。
李世民继位后在苑囿内狩猎，有一群野猪奔了出来。
关于唐太宗的经典小故事
关于唐太宗的经典小故事唐太宗李世民，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关于唐太宗的经典小故事，我们来看看下文。
关于唐太宗的经典小故事一、唐太宗选人之道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
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
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
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时他还说过一段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些，都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闪烁着光芒的智慧和宝贵财富。
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
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
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二、唐太宗的用人之道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
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
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并作为其当朝执政的座右铭。
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
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
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三、唐太宗的爱才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
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贞观之治的君明臣贤——《贞观君臣论治》读书札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一生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平定突厥，各国来朝，一手创建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这盛世局面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唐太宗个人的文才武略，更是源于他出众的用人之明。
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
首先，唐太宗善于知人。
魏征果断敢言，正直进谏，不畏权威，但缺乏处事的圆润；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不切实际；长孙无忌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圆润得体，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褚遂良有才识学问，性格坚强正直，竭尽忠诚。
唐太宗对于的评价都非常中肯，而且符合实际，不能不说是有知人之明。
再者，唐太宗善于任用人才。
主张用人取长补短，兼而用之。
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也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其短处，尽量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贞观初年，共同掌管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
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才，贞观三年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
而对于李靖、李勣两元大将，则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功勋。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
所谓君明臣贤，有了唐太宗的知人善用，便有了贞观时期的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在贞观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功立业，从而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发展。
其中，对“贞观之治”起作用最大的当推魏征。
他不仅向太宗提出施政方案，还不断督促唐太宗切实实行。
十几年间，他以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
在太宗击败东突厥志得意满时，他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在太宗晚年政治退后时依然勇敢进谏，保证了贞观时代的稳定发展。
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
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唐朝贞观年间大乱初定，百业待兴，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唐太宗李世民省身克己，励精图治，广纳天下贤良之才，朝廷上下合力共为，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其为君之道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自正其身，严以律己唐太宗秉持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的精神，崇尚黄老之道，内以修身，外以治天下。
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所谓“正其身”，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欲望，并进行自我激励。
唐太宗认为国家祸患的来源正是国君的贪欲，所以他提倡节约，反对奢侈，避免由于自己的贪欲而产生的灾祸，希望能够做到无为而治。
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唐太宗虽然君临天下，却始终心存百姓，严以律己，践行与民同利的思想。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注重爱惜民力，轻徭役减赋税，使得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这也是从根本上巩固国家。
唐太宗作为一代君王，手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却能做到这般谦逊、宽厚，爱民如子，实在是难能可贵。
唐太宗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自正其身，严以律己，正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快速发展生产，逐渐变得强盛。
国家强大了，自然又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循环。
唐太宗身为一代帝王，能够如此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彰显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独木不成林，量小难为君。
一个人的心胸、气量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空间；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始终保持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自觉，近君子而远小人。
他曾问魏征明君和昏君分别是什么样的人，魏征认为贤明的国君会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昏庸的国君则偏听偏信。
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建议，所以广开言路，广泛地听取大臣们□□王玉堂□刘广鑫历史镜鉴662019·0267 不同的意见，这有利于他做出合理的决策，更好地治理国家。
唐太宗之用人观
唐太宗的管理艺术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可谓是出类拔萃，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样他的管理方法，即使在现代，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太宗深知帝王之道，虽有雄才大略，但却能以“能问于不能”，集思广义，从谏如流。
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
他说：“仁人如巧匠之制木，值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值长短，各种所施。
明主之仁人也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
”（唐-李世民《帝范•审官第四》）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曾经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早在唐代就有史臣吴兢将其编撰成《贞观政要》一书。
" 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
"其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不仅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具有警醒作用。
既是补药，更是清醒剂。
那么，是否如同唐太宗所说就能用好人才了呢？没那么简单，要真正发挥出一个优秀人才的全部实力，是有条件的。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首要任务唐太宗与大臣萧瑀关于历史上另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隋文帝杨坚有过一段对话。
贞观四年，唐太宗曾问萧瑀：" 隋文帝何如主也？" 大臣萧瑀对曰："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 唐太宗对此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隋文帝" 性至察而心不明......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按照唐太宗的观点，作为最高领导者，应当" 广任贤良，高居深视" ，而不是身代百官，君行臣职，为己所不宜为，劳己所不必劳。
有关用人的文言文
有关用人的文言文1. 文言文《用人之道》理由是：“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全文大意：太宗令德彝举荐贤才，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举荐一个。
太宗斥责了他。
德彝回答说：“并不是我不尽心选材，实在是当今世上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贤能的人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具一样，各自用其长处。
古代能够治理天下的人，难道都要到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你不但不为自己的无知而担心，又怎能诬陷今世所有的人呢？”寓意大概就是不因为自己无知反来去讥讽嘲笑别人，这样只能显得更加无知。
2. 用人之道古文翻译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译：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
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
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寓意大概就是不因为自己无知反来去讥讽嘲笑别人，这样只能显得更加无知。
3. 《用人杰而取天下》古文翻译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宴，说：“各位王侯将领不要隐瞒我，都说这真实的情况：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让人攻取城池取得土地，因此来亲附他们，与天下的利益相同；项羽却不是这样，杀害有功绩的人，怀疑有才能的人，这就是失天下的原因啊。
”刘邦说：“你只知道那一个方面，却不知道那另一个方面。
（就拿）在大帐内出谋划策，在千里以外一决胜负（来说），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断绝运粮食的道路，我不如萧何；联合众多的士兵，打仗一定胜利，攻占一定取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豪杰的人，我能够利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以为范增而不利用（他），这就是被我捉拿的原因。
唐太宗用人之道-兼听则明-宽容和多元
兼听则明：唐太宗用人之道是宽容和多元(2009-11-30 14:07:17)转载▼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
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
一·选贤任能不拘一格“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
他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拘一格，海纳百川、广揽贤才。
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计较资历地位，更不问出身，谁有本事就用谁，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名留青史的贞观良臣。
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或属于敌对营垒的人，按绝大多数皇帝的做法，就是斩草除根，免生后患。
但唐太宗不计前隙，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
对他们才干、见识极为欣赏器重，礼遇有加。
唐太宗收服魏征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
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太宗都会推心置腹、以诚相待。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就是由此而来的吧！“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明君怎能不让群臣竭诚辅佐、同心协力？！纵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给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
阿谀奉承之辈环绕，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
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集思广益，共商国策。
谏议大夫魏征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进谏，前后多达200余条，不仅在唐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完善郡县制度等国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国之道久为后世所推崇，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
而在他的所有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为重要。
唐太宗喜欢人才，也擅长用人，在他理政的２３年时间里，所用的文臣武将不胜枚举，著名点的有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
纵观太宗用人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重视人才，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
当年太宗平定刘周武，刘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
太宗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得，免生后患，但太宗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不仅不杀反而重用之。
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一命；其次，知人善用。
太宗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
太宗问他为何，他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
”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
有人给太宗出主意，要太宗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
太宗回答说：“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最后，有容人之量。
太宗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
张居正更是认为太宗能够兼听为明主要是他虚心求教的结果,这也正是孔夫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要达到的境界。
浅谈唐太宗用人之道大唐帝业的实际开创者李世民，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武功谋略打下了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盛世”。
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人才观和积极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
可以这么说，若没有李世民的知人善任就不会有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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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用人之道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中华帝国千古一帝，唐代第二位君主，唐高祖李渊之次子。
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4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发动“玄武门之变”。
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
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
这种景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唐太宗实行一整套比较开明的人才政策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唐太宗人才政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
一方面，唐王朝是在攫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后击败刘黑闼起义军是在武德六年，至唐太宗即位不过3年多时间，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
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
历史的得失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
隋炀帝在治理国家中实行“骄矜自用”的孤家寡人政策，无法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在时势面前，唐太宗认识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把“用贤才”与“安天下”联系起来，其见解是客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
应该说，这是唐太宗人才政策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确定用人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以下三种人员：即秦王府属、高祖时政府机关的官吏、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秦王府属是帮助唐太宗取得皇位的主要力量，对他们的任用，唐太宗不能不慎重考虑。
第一，在唐太宗看来，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贤才。
如果只按关系的亲疏和资历的深浅来确定对他们的任用，便不能“服天下人之心”；第二，在唐太宗取得政权之后，“诸将争功，纷纭不已”，他们依仗自己的功勋，容易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甚至把唐太宗给包围起来；第三，唐太宗从尽快稳定局势的需要出发，准备对建成、元吉余党“皆赦不问”。
而秦王府属对建成、元吉余党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后会分散自己的权益，曾经想全部除掉建成、元吉党人。
这种关系如处理不好，容易使矛盾更加激化。
武德年间，唐高祖网罗了前朝的许多贵族士族，让他们参加统治集团。
他们往往无功受禄，在社会上享有种种特权。
唐高祖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官进爵，这对才路的开辟无疑是一大障碍。
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士族，虽然有的是为唐王朝的建立功不可没，有的也曾支持过唐太宗，但他们在思想上毕竟与唐太宗不是一致的。
对于这些人，唐太宗很不放心，既要对他们有所利用，又不能依靠他们。
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曾经是反对唐太宗的。
但是，他们毕竟不同于建成、元吉，和唐太宗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唐太宗认为，他们过去反对自己，乃是“各为其主”。
只要自己能对他们“蒙国士之遇”，他们是可以“以国士报之”的。
何况其中有不少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才能，擢用他们，对治理国家并不是没有好处。
上述三种人员的情况各有特点，如何对待他们，是当时矛盾的一个焦点。
唐太宗即位之后，一方面改组原政府机构，削弱士族在朝廷的力量，罢免了其中许多思想保守的官吏，另一方面本着“惟才是与”的原则，大胆擢用包括士族在内的各类人员中的贤才。
这样，既有效地协调了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又将他们中精明善干的贤才引置在自己左右，为组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二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完全符合时势的需要，其具体措施是坚定有力的。
1.压抑士族。
鉴于士族门第对才路的开辟是个严重障碍，唐太宗就设法对它加以限制。
他认为“遍封宗子”于天下不利，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同时明确宣布对皇族成员也实行论功定赏的原则。
这对享有特权的士族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唐太宗压抑的并不是所有的士族成员，对于他们中有才干的人，还是适当予以重用的。
如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廷大臣中仍占一定的比例。
压抑士族的结果，广泛地开辟了才路，使一些寒微地主和庶民中有才能的人得到升迁和获得参预政事的机会。
2.精兵简政。
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贞观初，唐太宗就下令并省了许多机构，精简了不少政府官吏。
光是中央官府的官吏就由原来的两千多人裁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后宫及掖庭前后精简了三千多人。
为了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唐太宗还实行了官吏队伍的更新制度，规定任职达七十岁就应退休，因为“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
久妨贤路，殊为不可”。
3.“惟才是与”。
唐太宗用人不弃仇，不避亲，也不分贫贱，做到“惟才是与”。
历史名臣魏征，早年参加瓦岗农民起义军，归唐后是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多次劝李建成除掉唐太宗。
唐太宗看到魏征刚直机警，深有谋略，在捉住他后不但不加罪，反而“改容礼之”，并拜为谏议大夫。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又是唐太宗早年的好友，文武双全，累建功勋。
当唐太宗准备要他担任司空要职时，朝廷许多人担心这样做会被人说成是以私人治天下，长孙无忌自己也辞不就职。
唐太宗当即重申了自己的用人主张，“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解释“今日所举，非私亲也”，坚持要长孙无忌担任了司空职务。
而亲属中的另一种情况，如唐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虽然有功劳，但不懂得管理，不会节制下属，在安排职务时，唐太宗没有重用他。
马周原系武将常何家中的门客，出身贫贱。
贞观五年，马周代替常何起草了二十多条辩理精辟的意见。
唐太宗读后非常高兴，立即将马周诏来，与之谈论国家大事，发现他确实很有才略见识，便不顾马周受人歧视的身世，毅然将他留下任职，擢为监察御史。
4.开科取士。
唐初，在地方上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中，潜藏着一股不小的人才力量。
为了更广泛地罗致各种人才，唐太宗改进并推行了科举制度。
隋代科举考试科目只有进士、明经两种，唐太宗把它增加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种，普通地主子弟都有应试资格。
这样，较为广泛地为广大中小地主打开了入仕的大门，从而获得了不少人才。
历史名臣李义府，曾经“家代无名”，后来成为唐太宗的宰相，就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5.用人之长。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命大臣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好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人，反说“于今未有奇才”。
唐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在实际用人中，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
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各有其特点与长处，却又都不是全才。
唐太宗从不责备，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因人制宜，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6.用人不疑。
唐太宗特别注意用信任群臣的手段去发挥群臣的作用。
为了表示对群臣的信任，唐太宗明确地做了一些规定。
“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
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规定了对“务行谗毁，交乱君臣”的“无识之人”，将问以“谗人之罪”。
唐太宗亲征高丽时，命房玄龄留守京师。
有人告密说房玄龄有阴谋。
唐太宗凭着对房玄龄的充分了解，“叱令腰斩”告密者，并致书房玄龄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由于唐太宗的信任，换取了房玄龄的一片耿耿忠心，使他在帮助唐太宗安邦治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鼓励直谏。
唐太宗说：“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因此，他再三鼓励大臣直谏。
他十分重视谏官的人选，并注意提高谏官的地位，规定宰相入阁议事，必使谏官随入，遇有失误，即行论谏。
魏征最敢于犯颜直谏，有时把唐太宗批评得面红耳赤，唐太宗不但不计较，反而把魏征比作一面可以使自己“知得失”的镜子。
由于唐太宗鼓励直谏，招致了不少贤人志士大胆地为朝廷出谋献策；同时也使唐太宗纠正和避免了许多错误。
8.赏功罚罪。
唐太宗规定：“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为了进行赏罚，唐太宗对所有官吏的情况加强了考察。
他把各地都督、刺吏及其他重要官吏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备黜陟”，并派李靖等十多个黜陡大使巡查全国各地，对能干的加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给予处罚。
三唐太宗的政权是建立在整个地主阶级的基础上的。
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人才政策是为了维护和保证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服务的。
唐初，门阀地主虽然崩溃，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门阀观念，在社会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由于阶级和历史等条件的限制，他的人才政策也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必须看到，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贞观十三年魏征上疏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
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随着贞观之治成就的扩大，唐太宗骄傲自满的思想开始滋长，特别是魏征去世后，来自大臣中的诚恳的批评少了，使得唐太宗的骄矜情绪愈益增长，从而导致他的人才政策最后不能不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
尤其是经过立太子的斗争之后，唐太宗对寒微出身的大臣的疑忌大大加深。
他曾听信谗言，命刘洎自杀，用谋反的罪名除掉张亮，用罔上的罪名流放崔仁师。
临死之前，还把开国元勋、兵部尚书李贬为叠州都督。
当时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后用於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李勣早就看出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受诏之后迅速赴任，这才免于被害。
唐太宗的这些做法，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前期实行的压抑士族、广开才路的政策。
从唐太宗的全部实践来看，他虽然曾经极力压抑士族，但并无整个废除封建门阀制度的意图，在用人问题上终究没有摆脱封建门阀观念的束缚。
由于骄矜情绪的增长，唐太宗纳谏的态度也开始改变。
正如贞观十二年魏征所指出的：“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
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
”前后两种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拿魏征来说，唐太宗对他的直谏虽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有听不进去甚至听了生气冒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