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的原则

唐太宗用人的原则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原则:明主之任人,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慎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慎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名主无弃士。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重视“制度忠诚”鉴于前代政治上的“私人忠诚”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唐太宗在选官用人方面非常重视“制度忠诚”原则,即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曾经是太宗为秦王时旧部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他求唐太宗看在自己曾是秦王府故人的份上免于处分,被太宗严辞拒绝:“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另一面则是他唯才是举,量能授职。
如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下属,但是唐太宗见他才堪大任,便不计前嫌,委以重任。
魏徵也不负其望,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及时诤谏匡正太宗政令的误差,对贞观之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问出身,重视人才的价值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
中郎将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和建议,条条切中时弊。
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太宗不解,便问常何。
常何告诉他这都是家臣马周出的主意。
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
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
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在用人上,唐太宗还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贞观之治的君明臣贤——《贞观君臣论治》读书札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一生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平定突厥,各国来朝,一手创建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这盛世局面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唐太宗个人的文才武略,更是源于他出众的用人之明。
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
首先,唐太宗善于知人。
魏征果断敢言,正直进谏,不畏权威,但缺乏处事的圆润;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不切实际;长孙无忌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圆润得体,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褚遂良有才识学问,性格坚强正直,竭尽忠诚。
唐太宗对于的评价都非常中肯,而且符合实际,不能不说是有知人之明。
再者,唐太宗善于任用人才。
主张用人取长补短,兼而用之。
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也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其短处,尽量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贞观初年,共同掌管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
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才,贞观三年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
而对于李靖、李勣两元大将,则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功勋。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
所谓君明臣贤,有了唐太宗的知人善用,便有了贞观时期的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在贞观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功立业,从而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发展。
其中,对“贞观之治”起作用最大的当推魏征。
他不仅向太宗提出施政方案,还不断督促唐太宗切实实行。
十几年间,他以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
在太宗击败东突厥志得意满时,他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在太宗晚年政治退后时依然勇敢进谏,保证了贞观时代的稳定发展。
唐太宗用之人道探究

2016.11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是我国唐代杰出政治家。
他在位23年,秉承“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的治国理念,把选人用人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之治”,也造就了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等一大批千古名臣。
他知人善用的高超用人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分析梳理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则敬,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一、虚怀若谷,广揽贤俊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
唐太宗在带兵征战的时代,就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能够屈节下士,即位以后,更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治国不能凭一己之力,必须虚怀若谷,广集贤才。
鉴于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唐太宗悟出,个人即使再有雄才伟略,也不可能是全知万能的圣人,必须“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他曾经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为此,他求贤若渴,曾多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不断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
他除了亲自选择名相、良将外,还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也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
唐太宗识人用人之道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 之制木.直者 以为辕, 曲者以为轮,长者以 为梁,短者以为拱角, 无曲直长短,各有所 施.明主之任人亦有 是也。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力,勇者取 其威,怯者取其慎, 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故良将无弃才,明主 无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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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臣 武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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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用人三法
任官惟贤才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御人有道,恩威并施
任官惟贤才
• 自古管理即以人为本。唐太宗非常重视选才用人, 提出了“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把招揽人 才,选贤用能看作治国第一要务。他认为争天下 的关键是有争天下的人才。因此,李世民早在即 位之前的秦王时期,就广纳贤士,文有房玄龄、 杜如晦、于志宁等“秦王府十八学士”,武有程 知节、秦琼、尉迟敬德等一干猛将。为世艳羡的 秦王府臣正是李世民为收人心、组团队建立的人 才库。这些人才都成为他日后发动玄武门之变, 夺权登基的骨干力量,为大唐创业直至贞观盛世 的出现奠定了人才基础。
李世民三请马周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 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 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 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 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 以小瑕掩其功。”他还说:“人之行能,不能兼 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进一步阐述了 “用人所长”使人才“各得其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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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人有道,恩威并施
• 唐太宗在御人上可谓 有“道”非“术”。 他待臣以礼,施以厚 恩,惜才如命,用人 不疑,注意收揽人心, 同时不忘恩威并施, 从制度渠道上对臣下 权力进行制约,加强 监察,时刻注意保持 管理团队的廉洁高效。
李世民割须救茂公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
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
选贤任能不拘一格"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
他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拘一格,海纳百川,广揽贤才。
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计较资历地位,更不问出身,谁有本事就用谁,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名留青史的贞观良臣。
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或属于敌对营垒的人,按绝大多数皇帝的做法,就是斩草除根,免生后患。
但唐太宗不计前隙,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
对他们的才干、见识极为欣赏器重,礼遇有加。
唐太宗收服魏征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
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太宗都会推心置腹、以诚相待。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就是由此而来的吧!"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明君怎能不让群臣竭诚辅佐、同心协力?!纵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太宗洞察敏锐,对人才的优缺点了如指掌。
他知人善用,将不同类型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最大的效能。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给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批评意见,认为听批评意见有损颜面,这是人性的弱点。
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
阿谀奉承之辈环绕,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
浅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浅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摘要: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唐代最有作为的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
他在位期间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究其出现的原因,与唐太宗善于识人、用人密切相关。
唐太宗用人之道的特点主要有:一、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二、知人善任,洞人不疑;三、科举取士,广揽人才;四、严以律己,虚心纳谏。
关键词:唐太宗;用人之道;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生于开皇十八年,武德九年继承皇位,卒于贞观二十三年。
庙号“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唐王朝的实际奠基人。
他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前无古人的盛世局面,其原因可能与唐太宗李世民高超的识人、用人之道密不可分。
他的识人、用人思想丰富而系统,细腻而远见,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份光彩夺目的珍品。
时至今日,对我们如何识人、用人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意义。
一、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人才是事业之本,如何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关系到兴邦强国的大事,李世民深知此理。
所以,唐太宗主张贤人政治,认为治国必先得人。
他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①贞观年间涌现出大批治国贤才,如李勣、魏征,张亮、戴胄、侯君集、张行成、马周等。
参与朝政的大臣来自社会各阶层,如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杜如晦;江东世族有萧瑀、虞世南、褚遂良;士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珪;山东庶族有程知节、马周等。
各地人才风云聚会,同心协力为唐太宗的统治献言献策,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
“唯才是举”是李世民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即只要有才能就加以任用。
做官是凭本领的大小,要的是真才实学,而不凭亲疏远近,不论门第的高低。
他不仅从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而且从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大胆提拔。
他对古人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大为赞赏,主张任用官员只用贤能的人,不计资历,不看世族庶民,一概以贤才取用。
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

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唐朝贞观年间大乱初定,百业待兴,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唐太宗李世民省身克己,励精图治,广纳天下贤良之才,朝廷上下合力共为,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其为君之道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自正其身,严以律己唐太宗秉持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的精神,崇尚黄老之道,内以修身,外以治天下。
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所谓“正其身”,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欲望,并进行自我激励。
唐太宗认为国家祸患的来源正是国君的贪欲,所以他提倡节约,反对奢侈,避免由于自己的贪欲而产生的灾祸,希望能够做到无为而治。
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唐太宗虽然君临天下,却始终心存百姓,严以律己,践行与民同利的思想。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注重爱惜民力,轻徭役减赋税,使得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这也是从根本上巩固国家。
唐太宗作为一代君王,手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却能做到这般谦逊、宽厚,爱民如子,实在是难能可贵。
唐太宗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自正其身,严以律己,正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快速发展生产,逐渐变得强盛。
国家强大了,自然又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循环。
唐太宗身为一代帝王,能够如此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彰显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独木不成林,量小难为君。
一个人的心胸、气量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空间;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始终保持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自觉,近君子而远小人。
他曾问魏征明君和昏君分别是什么样的人,魏征认为贤明的国君会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昏庸的国君则偏听偏信。
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建议,所以广开言路,广泛地听取大臣们□□王玉堂□刘广鑫历史镜鉴662019·0267 不同的意见,这有利于他做出合理的决策,更好地治理国家。
唐太宗之用人观

唐太宗的管理艺术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可谓是出类拔萃,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样他的管理方法,即使在现代,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太宗深知帝王之道,虽有雄才大略,但却能以“能问于不能”,集思广义,从谏如流。
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
他说:“仁人如巧匠之制木,值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值长短,各种所施。
明主之仁人也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
”(唐-李世民《帝范•审官第四》)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曾经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早在唐代就有史臣吴兢将其编撰成《贞观政要》一书。
" 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
"其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不仅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具有警醒作用。
既是补药,更是清醒剂。
那么,是否如同唐太宗所说就能用好人才了呢?没那么简单,要真正发挥出一个优秀人才的全部实力,是有条件的。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首要任务唐太宗与大臣萧瑀关于历史上另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隋文帝杨坚有过一段对话。
贞观四年,唐太宗曾问萧瑀:" 隋文帝何如主也?" 大臣萧瑀对曰:"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 唐太宗对此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隋文帝" 性至察而心不明......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按照唐太宗的观点,作为最高领导者,应当" 广任贤良,高居深视" ,而不是身代百官,君行臣职,为己所不宜为,劳己所不必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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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何元茂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中国传统史学界认定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星皇帝”。
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归功于他出众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关键所在。
其用人思想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才行并举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是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则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
唐太宗在人才评价标准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强调人才道德素质的首要价值。
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
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弃怨用人
唐太宗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
他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
”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
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
与朱元璋“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处。
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成了他的高参和宰相。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
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并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
施恩御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
当贞观盛事已经形成后,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他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旧唐书·魏征传》)。
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即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御人才。
赏罚分明
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强调“国家大事,唯赏与罚。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
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
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
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
”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诌媚,赏罚严明。
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
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
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
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
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
”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
所短,所以贞观时期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有的学富五车,有的深谋远虑,有的英勇善战,有的刚正不阿,有的办事干练,有的沉稳慎重,有的热情洋溢,四方辐辏,八面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