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

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

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时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1994~1997 适度从紧适度从紧
1998~2003 积极稳健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

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
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

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

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

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
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效果分析：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突出之点主要有：
第一，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

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

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

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

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

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

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第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
第三，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2003年底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

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

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
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

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第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

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

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

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

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

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