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梁启超及其史学方法

摘要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影响深远。其史学思想以其人生经历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在接收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完全接受到选择性接收的改变，在探究、梳理史学的过程中丰富了其史学思想体系，促进了我国史学思想的转型。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传统文化

试探梁启超及其史学思想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其一生最为人熟悉的便是青年时期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人之一，事败后与康有为均外逃，其后又在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活动，他倡导以相对温和的改良来改变国家的处境反对激进的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实行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覆灭。经过各方利益角逐袁世凯担任了总统，梁启超便曾进入袁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一职，之后因对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恢复皇帝制度的不满，对其严词抨击，之后一度加入了段祺瑞政府并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一职，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梁启超曾于1918年赴欧，在欧期间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于是在回国之后即主张发扬传统文化，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自1922年起便在清华学校授课直至1927年。后患尿血症，因医生之误切错肾在经历众多变故之后于1929年病逝。终其一生忧国忧民，走在探究国家复兴的时代前列，活动于政界、文化界、史界、教育界众多领域。其众多言论在社会上都影响颇深，梁启超还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理论，这些活动使更多人了解西方、了解梁启超。本文拟尝试写其在史学领域的贡献和影响。

梁启超是19世纪-20世纪活动在中国众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史学认识及其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与其在各领域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其史学思想受西方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痕迹相当明显，但其中亦夹杂着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哲理和在中国颇具影响的佛学思想，他的史学思想会通中西，融合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诠释方式。作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积极推动者,梁启超被视为中国新史学的主要奠基人。1

我们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东渡日本时期。这一时期梁氏信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提倡普遍进化的历史观,倡导以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寻求历史因果律或

1谢进东.《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J].东北师大学报，2010(1)

因果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史学。2著有《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在流亡日本至1907年之间,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以达尔文主义为背景的国家主义者,以群体为第一,个人为第二,要求个人无条件地为群体做出牺牲。所以说,梁启超对现代“自由”与“个人”独立精神并无真正的体会与重视3。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群体的利益作出自觉、绝对的牺牲，认为历史演化的最切实法门就是“吾民之各自新”4,由是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未有做好彻底变革的准备，不能做到“各自新”因此中国不适合进行剧烈的革命而应代以温和的改革，应该通过温和的改革逐渐实现人民的“各自新”，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这一时期的他对进化论、历史因果律有着极其坚定的信仰，特别的强调史学的客观性，坚信历史事实是绝对地客观存在，能够被认识和总结。存在被普遍认识的历史史实，注重其科学性质的一面。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其彻底退出政坛，于1918年游历欧洲之后，深深了解到西方社会的问题和弊端，从此主张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时期他开始批判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怀疑进化史观,否定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重新界定历史归纳法的限度,从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并主张文化的多元论。5他不再迷信西方的学说，对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态度。他怀疑进化论,开始强调历史文化普遍认识的历史史实的特殊性,否定历史中的因果规律和史学的科学性质。人们多将其思想的转变归结于在日欧接受新思潮的影响，第一阶段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代表作为《新史学》、《中国史叙论》。第二阶段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代表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比感知中国思想文化的不足，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地试图挣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都难以避免这种无意识地被影响。他是从中国传统意识的视域出发来理解“自由”、“进化”“因果规律”等现代化观念的,在历经时代变迁、文化杂糅的过程之中，我们视域中的传统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年代便有不同的解读，不同人自有相异的解读，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这些由他所解读、创造、融合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被冠之以“梁启超主义”。

其前一阶段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其提出的“史界革命”、“新史学”亦是建立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社会巨变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起着为解放史学研究思想开辟道路的作用。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其《新史学》中的批判、进化思想对我国史学的改观、进步做出贡献，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具有深刻的意义。其理论思想在当时闻所未闻，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传统史学，为人们探讨、研究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路线。其批判我国传统史学“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有今务”、“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我国传统史学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之中，人们有的观念是朝廷而不是国家，着眼点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整个民族群体的利益。专制君主的个人至上远远大于其他利益集体，个人的权利无以保障，底层群体的利益无以保障。史实记载过去之事，专制君主至高无上拥有神灵一般的权威，人们可品评过去之事，在政府的组织下写成史书，却难有人敢于明言质疑当世，探讨当世，导致当世问题难以彻底有效解决，这是

2谢进东.《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J].东北师大学报，2010(1) 3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结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5.

4梁启超. 答飞生[A].饮冰室合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谢进东.《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J].东北师大学报，2010(1) 6 张越.《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J].学术研究，2002（2），33页

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人们记载品评过去之事，却无以憧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以期望。二十四史的体裁一脉相继，自成一系，却无有创作。诚然以上都是传统史学的弊端，在阶级社会里，其思想文化领域皆为少数专制阶级控制为其服务，历史的记载不免有所偏移，难以尽全，但是重大事件也是发生在控制国家的专制阶级手中，他们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群体。专制阶级控制舆论、限制思想、压制不和自已统治意愿的思想和社会活动，拒绝丰富多样的思想文化，社会思想、舆论最好都能在自己的的控制之下，不敢提倡百花齐放。多彩的思想是专制、统一、庞大、落后的政府控制不了的。因此二十四史的写作是简单地铺叙，封建专制政体的延续也使这一传统的延续成为可能。但是我国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最令人惊叹和敬仰的便是我们的不曾间断的修史传统。自商代起即有文字记载，绵延数千年无论是大一统时期，还是武力割据的混乱时期，政府都设有专门的修史机构，民间亦有史家孜孜不倦，为我们留下这一部部珍贵的史料。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体例亦不断完善、丰富。内容涵盖了众多领域，更全面客观的反映出社会全貌，为我们认识过去提供详尽可靠的依据。二十四史并非简单的“二十四姓之家谱”。自有其值得赞赏之处。在这一阶段，梁启超本人广泛活动于政界，其思想包括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政治取向，其思想为社会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支持其政治活动。其实现变革迫切之心情即从其批判旧史学之中可见反映，为推陈出新，他几乎是将新、旧史学对立起来，忽略期间联系、相继的关系，殊不知虽然其新史学理论颇受外国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本人对其解读的出发点、着眼点、思维逻辑亦难以脱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联。这二者从来都不是可以彻底割裂的关系。其中联系很难忽视。

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随之退出政坛之后，游历欧洲，精力即有放在史界、教育界，其思想言论贵在丰富、完善、自成体系，亦不必再为其政治活动服务。在其所著《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梁便有言：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其从政界转至学界，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在游历欧洲之后，他看到了欧洲社会的弊端和问题，对比之下看到传统文化的光芒，转而提倡中国文化，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前坚信不疑的进化史观也不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传统史学也不再是毫无可取之处，随着思想观点的转变，对其所著《新史学》作出修改。对史学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爱国心之源泉，更将之认识为现世人类活动的借鉴，后其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强调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使自己陷入混乱。历史学、科学所依赖存在载体的人类社会历史与自然界的物质、物质现象都是事实存在或曾经存在的客观现象。在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之中我们认为历史是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其有科学的一面却又不同于科学，在认识过程中有条件的区别是必要的。但是绝对的区分则会陷入混乱。在对历史的梳理和研究过程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7这一时期梁启超致力于学界，为学问而作学问，在中国史学的多个领域作出成果，其中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成为众多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转变是必然的，是那一时期人们在接收西方思想文化过程7张越.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学术研究2002年第二期，33页

中必有经历的反映。回想我们在接收新事物的过程之中，总会因其新奇之处而极力推崇、爱不释手，而在进一步的认识过程之中，逐明其理，解其道，便能抛弃当时迷信般的推崇，能够客观的看待、理解进而对比，舍其弊而取其利，于是我们就完成了对新来事物的接收过程。在国家落后受尽屈辱的危急关头，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强大，因为迷上其强大，新奇其文化，我们便极有可能陷入对西学的绝对推崇，对传统的绝对摒弃，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途中，接触不同的思想文化、政体模式，本身就足够眼花缭乱，我们认识到自己所新奇的事物并不是浑然一体的，他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所接触的事物，在不断地认识活动中，逐渐客观地认识这一事物，他就成为我们接收的事物，不再是我们迫切全盘接受的事物。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在浓烈爱国热忱的激励之下接收西方文化，在认识的过程之中质疑、理解、对比，最后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融会中西，杂糅古今。代表我国史学思想的转型。是一种独特的阐述史学的理论方式。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虽历经变革，但是其中贯穿的爱国思想，学习西方，丰富自己求得改进的思想却不曾改变。终其一生都忧国忧民，极力探索救国之道，前半生多活动在政界、文化界，后半生多活动在史界、教育界，在众多领域都作出贡献，成为集各种“家”于一身对中国近代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站在时代前列的他，视野开阔，思想意识深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接收，开拓了我国史学理论的新视角，促进我国传统史学思想的转型。梁启超的努力，丰富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