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妇女儿童维权知识讲稿

妇联妇女儿童维权知识讲稿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已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5年12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妇女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国的妇女人权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妇女法修改贯彻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男女平等的精神，全面总结妇女权益保障的成功经验，消除妇女发展的障碍，采取特别措施保障妇女实现与男女平等的权利，对弱势群体给予倾斜保护与救济扶助。修改后的妇女法有如下特点：一是明确执法主体，增强法的适用性；二是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权益保障的重点，加强法的针对性；三是加大依法行政，依法立权的力度，提高法的操作性；四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妇女人权发展的成功经验，体现法的时代性。而在妇女法修改的基础上，今年省人大也对《湖南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增强了法规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新修改的妇女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下面我结合《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以及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规定，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妇女儿童维权的相关法律知识，希望能对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社会上有许多男性朋友说，现在已经不用提“男女平等”了，现在女人都骑到男人头上去了，我家里大事小事都是老婆说了算，应该要成立男联了，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大家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还把男女平等单纯理解为“男女要一样”、“男女要相等”，但是却忽略了男女两性本质的区别，所以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女性要取得与男性一样的成就，就要全面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从而产生了女人想做男人的怪念头，社会上出现的女强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受《选举法》的限制，选举的结果是完全尊重民意，选民有选谁和不选谁的自由，不能进行限制，因此对于各级人大正式代表我们不能设置硬性的性别比例，但是对候选人的性别比进行规定，尽管会有部分女性落选，但是妇女当选正式代表有了基本的保障。

二是明确各单位领导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实施办法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成入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应当分别有适当数量的女性成员；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 , 一般应当有女性成员。”这一规定，为妇女进入

领导高层，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明确农村妇女应当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实施办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有女性成员。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一规定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对于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是很大的，有农村，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妇女一般是不参加村组的会议，而是由户主，也就是丈夫去参加，所以对于村上的公共事务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现在法律明文要求妇女进入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委会，也就给了妇女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舞台，鼓励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这个小圈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受教育权是公民在教育文化领域享有的基本权利。广义上的受教育权包括每个人按照其能力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机会的请求权。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权，是妇女和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保障儿童享有义务教育，这都是为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但是我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诸多原因，造成公民受教育权的事实上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突出地表现在二个问题上：一是农村与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明显差异，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受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二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女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

担，这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境确实困难，无法支付学费，只能让女孩子辍学回家，也有的家庭认为女孩读多了书没有用，应该早点进入社会，赚钱贴补家用。而这种剥夺女童受教育权的情况，在有些地区已经是很常见的情况，让人十分忧虑。

前段时间有一件新闻非常轰动，题目是“北大学子拯救卖花女童”：几个10岁左右的女孩每天在北大附近，围着散步的学生叫卖手中的玫瑰，常常到深夜还在卖花。这件事被一名北大学生注意到，通过取得她们的信任，了解了她们的遭遇，她们来自湖南，是被家人交给一个姑姑，带到北京来卖花，姑姑每天给她们下达卖花的任务，完不成就会受罚，而姑姑每月会给家里寄300元钱。为了帮助这几个孩子，北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名叫“花神社”的组织，成员以公开募捐方式筹集基金，负责卖花女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热心的北大学子轮流给女孩补课、并派出湖南籍同学在回乡时寻找卖花女的父母，试图说服他们让女儿回家读书。他们还试图从法律上寻找突破口，将背后的操控者绳之以法，并希望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整个事件首先由《新京报》作连续报道，在北京有很大反响，之后，全国妇联、海淀区政府都非常关注此事。最后，通过包括各级妇联在内的多部门通力合作，卖花女童终于回到了家，并且也重返校园。但是，通过此案我们也了解到，在卖花女童生活的当地，这种女童辍学的情况十分突出，甚至家人还认为孩子能够赚钱了是件好事，女孩读书读多了也没用。因此，如何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权，依旧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城市里的儿童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教育，但是依旧有一个群体可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流动人口中儿童，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过一组调查数字，“我国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其中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辍学状态。”这样算起来，有近185万流动人口中的儿童没有接受义务教育，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由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因此，对于流动儿童少年的入学问题，流入地政府总是以此为理由而拒不负担主要责任，造成流动子女入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有他们的特殊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一出生就在城市，或者跟随打工的父母，从小在城市长大。多年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孩子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可能他们也瞧不起农村的认知方式和习俗，但他们也并不被城市所完全接纳，因为国家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可能给他们城市身份，他们同样被城市人所瞧不起。这就是有关学者所提出的“边缘人第二代”。，“第二代”的价值体系、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这些变化，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冲突。但如果引导得当，则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因此，保障流动人口获得平等的教育权，意义十分重大。在我省新

出台的妇女法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以户籍为由拒绝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相信这一规定对保障我省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应当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妇女的劳动权益

男女在身体结构和生理素质方面存在先天不同，加上妇女担负着生育子女的社会使命，因此，对妇女的劳动权益进行特殊保护尤为重要。按照国际劳工标准，保障妇女劳动权益从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妇女的劳动权利，让妇女能够平等充分地就业；二是保障妇女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但是目前，我国就业和职业中的男女不平等状况仍然严重，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一、女性就业门槛高于男性。部分单位招聘时强调员工的“男性”性别，在招收女性员工时也多以暂缓生育等为条件，或者不招收那些正在婚育年龄的妇女，以免增加企业负担。二、男女职业结构差异大，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如教师、售货员等，女性的非正规就业、低端就业和年轻就业倾向比较明显。在同一职业层面中，女性工作职位和晋升机会普遍不如男性。三、女性在就业中享受的社会保障和职业福利总体上低于男性，其中法定假期外的带薪休假和生育保险的普及率最低。这在个体、私营、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尤其明显。四、职业退出机制上，男女存在不平等对待。从50年代开始，女性在退休年龄上普遍早于男性。面临下岗和提前退休时，女性往往首当其冲。

个别单位强迫未满60周岁的女性高级专家退休，虽然妇联组织一直在呼吁“男女同龄退休”，但至今没有得以实现。五是企业规避法律。在“四期”保护等特殊权益保护方面，绝大多数企业不会直接挑战法律，但是往往以人事自主权或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为由损害妇女的权益。这种“隐性损害”更难进行处罚。来自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有78.5%的妇女在经期、40％的妇女在孕期、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特殊保护。即使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产期保护中，部分女性也只能享有休假，工资福利大打折扣。有的女性在怀孕后立即被单位换岗，不仅收入锐减而且生完孩子后也不再可能回到原来岗位，她们只能选择回家，等等。

为了保护妇女的劳动权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除了妇女保障法之外，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女职工保健条例中，都有许多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