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极限与表现的源头_莫言小说的诗学与精神启示

一、小引撇开自身的禀赋不算，莫言登上文坛似乎完全是凭借了自己的童年经验、对故乡生活的强烈记忆和通过阅读得到的对小说艺术的领悟。

他的作品生活底蕴丰厚，语言“镂金错彩、繁华奢侈”（英国评论家内斯·威克雷评语）①，丰富生动，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

然而莫言却不是一位乡土色彩的作家或经验主义小说家，即莫言绝不仅仅是拿生活经验来直接平铺直叙的记录者。

②莫言小说尽管总是由生命主体的内在体验出发、由里往外涌出，让人恍然有存在之物“泥沙俱下”、不可阻遏的感觉，但莫言的小说写作实际上充满了苦心孤诣的心机，莫言实际上在一直暗地发力谋求着表达手法的创新和完善，或者说莫言的写作是有自己的诗学、小说学见解支撑的，而他的这些见解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在自己对生命、对生命主体精神的理解、感悟之上。

因此，莫言的小说给我们极大的诗学和精神启示。

二、言说的莫言与沉默的莫言莫言曾在一篇论文中总体性地阐述了故乡、个人经历或童年经验在作家创作生命中的意义：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③——“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似乎是个悖论，似乎与我们在莫言作品中触目而见的以存在论的，生命存在、生命主体、生命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非认知化、非工具化为特征的文学世界、审美景观相矛盾。

其实关键就在于这里的思想不是认知论、认识论或一般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思想”的含义，它应该是海德格尔常用的“思”的概念。

套用莫言的一个句式可以说：爷爷点亮了你的民间式的生命意识或生命主体精神、意识，故乡给了你故事、语言等小说话语生产或创造的符号体系，你的故事应该像山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但实际上，虽然爷爷和故乡给了他无尽的矿藏，但把这些矿藏转化成具体的作品，还需要别的。

否则他只能成为自己所说的“地方色彩的作家”，不能进入超越性的、自由的话语创造的天地。

因为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方式，它的话语意义、价值必须置于整个世界的多元114文化、多元话语实践方式的参照中才能显现出来。

因此就具体的一部作品的完成来说，没有这样的参照就难以形成具体作品的独特风格与具体作品的审美的、精神的辐射力，就不能具体地形成与其他作品及读者的对话、交流与沟通。

千言万语，胸中百万，但作为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一种话语方式，饭得一口一口吃，话得一句一句说，作品得一部一部写，这一句句话、一部部作品各成话语、各成风格，同时构成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一个森林或一座座山峰，而与其他的生命主体相比邻，因此，你的深度、你的境界、你的高度决定了你的森林、山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两个生命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④世界最少是由两个生命构成。

因而作家至少必须潜入两个生命内部，他要实现这种潜入，必须超越单个具体的生命，他必须分身有术，将“思想”飞升到一定的高度，直到最高的极限，从而使作品在整体上无声地形成一个新的视角或话语立场，从而与每个人物产生对话或共鸣。

因此，当莫言笔下的人物各自发出自己的存在之声的时候，莫言在通过作品的建构这一方式无声地作出另一种观照或发出另一种话语、声音。

于是，这就提出一个有诗学意义的命题：言说的莫言与沉默的莫言。

句子有语义、句法、句式。

一部作品是一个身体庞大的句子，它也有语义、有指陈，但它也有章法、有韵律、有文体。

也许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独特的“语符学”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这种双重的意义操作或作用方式：语言只是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包含两方面，即表现的或语音的形式，和内容的或语法的形式（思想）……“语符”具有一种“两面性格”，即语符的语义功能“不只是获自一个方面，而是不同方面，介于两个对应方面的实体之间”。

这两个对应实体一是“内容”，另一是“表现”。

介乎这两个实体之间的“语符”（形式）便获得了两个层面：包含意义的语言单位“意符”（plereme），和不包含意义的语言单位“音符”（cenemes）。

⑤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除了通过故事、情节的语义指陈来叙述、言说之外，作家总是通过章法和文体构造的方式、语言的韵律创造来无声地启示、表现，这是卓越的小说家的创作尤其具有的特色，而莫言正是这样出色的作家。

如果说人物身上有人，“人身上的人”，话语的内部有“双声”的话，这种言说与沉默的方式，陈述指义的方式与通过形式构造而呈现、启示的方式的并驾齐驱的双重并奏，正是小说这种特殊艺术的一种至高的“双声”话语境界。

“假如作者的世界同‘大地’这一领域是重合一致的话，那么全部小说便会都用与这一领域相应的叙事风格来创作了。

”⑥像阿都尼斯一样使大地复活的莫言已经使他的作品在构成上、风格上具有这种双重书写、多重言说的特色，契合了巴赫金提出的对话性艺术世界的要求：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艺术主导因素，本身就足以使统一的独白型艺术世界解体。

但有两个条件，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要真正描绘出来，而不是表现出来。

这就是说，主人公不能与作者融合，不能成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

⑦莫言通过叙述、描述表达人物的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和生存体验，他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他通过无声的章法和文体使人物之间的声音形成对话。

由于莫言总能潜入人物的内心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人物的思想情感、生命意识充分抒发出来，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显示出如泉涌出的喷礴之势，显出丰富的表现的特征(这显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在通过独特的对话、复调安排以及寓言手法的115运用而暗示、表征出不同的话语动机和内容。

因此，莫言的小说，叙述与表现、叙述与展示、叙述与暗示、叙述与寓言多管齐下，形成了多种表意方式之间的多重对话、对比与共鸣。

简言之，言语的方式与体态或姿态的“身体语言”的沉默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多重组合，从而使作品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叙事与表演交织的风格。

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一个重要观点不啻是对莫言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绝妙的注解：我想论证的是，戏剧不能由模仿诗学来解释，相反，它是社会领域内的共公事件，必须由表演人类学来判断。

这些判断的标准进而还能提供在所有的阅读中意义构成的模式。

这就超出了戏剧表演的具体情况，因为所有的写作者是表演性的(performative)，产生特定的效果并形成其读者。

⑧单纯的叙述、单纯的语义指陈不能涵盖莫言作品具体丰富的内容，虽然作为叙事作品，叙述和语义指陈是构成作品的基本材料和内容。

但，正像人物的语言不仅仅是叙事和语义指陈，表现、表演及姿态、表征、暗示、呈现等方式也是人物言行或话语表达的重要方式，后者更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表达方式。

莫言说：“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⑨“吹牛”的特征就在于从内在感受出发朝外喷涌，因此，是主体的内在体验的真实、充分的表达。

这是莫言作品的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他让人物“吹牛”，从内朝外喷，他让人物表演，让每一个人物表演。

这是莫言小说给我们的诗学启示。

三、解构的和不可解构的如果说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对话，或者说从每个生命存在、生命主体的存在出发，必然走向世界的对话结构的话，这种对话结构则不仅存在于人物之间，即生命主体之间，也存在于人物的内心，常常表现为某种“双声”或“微型对话”、“隐蔽复调”。

每个生命主体都有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权利、自由、目的、动机和合法性，当生命主体沉浸在自己的生命感受中的时候，可以狂欢可以痛苦，如同酒神狄奥尼索斯，让生命尽情享受行动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但当主体与主体遭遇，生命与生命相逢的时候，对话问题就出现了，对话就形成了，因此，作品如“大地”承载、容纳着每个生命，“视界”如日神，应该君临天空，普照万物，显出生命与生命、主体与主体的对话关系，而这正是我们透过莫言的作品看到的关于世界的写照。

酒神的沉醉与宣泄、日神的明朗与清醒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双重在场和对话、合奏。

“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到达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只有肤浅与深刻的区别。

”⑩这说得何等准确!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梦境，是酒神的、生命体验的、狂欢的或痛苦的乐园、天堂。

但要赋予梦境以思想，即要在这乐园、天堂之上置以“天眼”，置以朗照世界的“日神”，以免每个主体像在黑暗的地狱里的生命那样盲目、痛苦。

“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只有肤浅与深刻的区别”——思想而没有高低之分，思想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思想不同于认识论、工具论的思想，它其实是指“视角”、“视界”，它是指观照者的位置高度。

如果太阳、日神不悬挂天空，而如酒神走遍大地，那么日神也就不能朗照大地，给世界带来清明，显出大地的包容，同样，这个视角、视界如果局限于自己的或个别主体的好恶、立场同样只能包容很少的主体，无法体现大地和宇宙的广度，无法实现真正的全116面对话，因此，这个“思想”的关键就在于高低或深浅，如同登山，只有站在顶峰才能一览众山，才能容纳万众，才能包容众声的喧哗或多音齐鸣。

乔治·卢卡契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悲剧是一种游戏……上帝是这种游戏的观众。

他只是一个观众，他的言语和行动从不介入演员的言语与动作。

” 上帝所在的宽容悲悯不偏不倚的位置，正是叙述的理想位置。

因此，“叙述的极限”中首先意味了“思想”的至高极限。

“思想”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这也正如程正民论述巴赫金时所说的：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

在他看来，人的存在应当受到重视和关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都是独立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反之，如果认为一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些人是高贵的，有独立价值，另外一些人是低贱的，没有独立价值，这当然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

对主体来说，每个人都有种“伟大而没有解决的思想”。

与此相关，正像巴赫金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总是提出“世界的最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无法解决的。

这未解决的问题就意味着无法归结为一个是非的判断，因此正是体现了主体之间“反思想”的、本质的对话性，而存在的多重对话性，也即差异性，必然连同“世界的最后的问题”一起，引起主体生命意识、生命精神认同的困境与怅惘，这种困境、怅惘被书写、贯穿在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成为抹不去的一道忧虑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