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祥林嫂的悲剧根源《祝福》是一篇很好体现了鲁迅个人气质的一篇小说。

在这篇小说里，祥林嫂的悲剧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发掘了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不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而是封建制度下的伦理观对于她灵魂的绞杀。

祥林嫂两次到鲁四爷家帮工，两次残酷的婚姻，无不体现了这种赤裸裸的绞杀。

她被迫再嫁，却又被鲁四爷认为是不干不净，败坏了风俗。

其实，正是说明了以鲁四爷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他们看来，女人是男人的私有物品。

这是不能触犯的。

鲁迅不但通过鲁四老爷家的祝福祭祀的活动来体现祥林嫂灵魂的被绞杀。

还将“我”这样一个形象放到小说中。

虽然“我”同情祥林嫂的悲剧，但是却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她残酷的人生。

有着浓烈的悲剧意韵。

从小说中看，祥林嫂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要在鲁镇祝福“大典”中脱离“尘芥”?为什么是在与“我”一番对话不久之后“老了”?这是否纯粹是一种巧合?这其中究竟有没有因果联系?被迫再嫁以后，打击便接踵而至。

丧夫，尤其是失子，使祥林嫂深陷自责和思念之中，不能自拔；鲁镇人的奚落、挖苦，又是雪上加霜；而柳妈“锯成两半”的阴司之说，更是对祥林嫂的沉重一击。

当捐了“门槛”而仍不能洗雪“罪过”时，祥林嫂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由此，她沦为乞丐，在生的艰难和死的恐惧的极度痛苦中挣扎。

并且，生的艰难和死的恐惧，对祥林嫂而言，并不具有同等意义。

不仅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原因，而且，正是后者催使祥林嫂加速衰老，生命力加速损耗，“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主要是由于对死的恐惧的折磨所致。

反过来，即便祥林嫂生命之火至于微弱而仍然难以刹那熄灭，也主要是由于对死的恐惧的“精神”支撑。

我们可以想像祥林嫂在精神上长期遭受的煎熬，进而也可以想象祥林嫂摆脱恐惧的强烈的内在渴求，然而，身边的鲁镇人是不愿也不能给予祥林嫂任何帮助的。

“我”的出现，给祥林嫂带来一线转机，摆脱恐惧的欲望至此才可以转化为行动。

魂灵有无的问题，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也许问题太紧要了，它使祥林嫂几乎是本能地用自己的语言、动作、神态，为正式对话创设了一个令“我”不得随意敷衍的氛围。

“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的话权威可信。

“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将要问的“一件事”，关系重大。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严肃、郑重。

对“我”来说，魂灵有无的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祥林嫂的一连串举动，让“我”“踌蹰”了。

“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在减轻祥林嫂“苦恼”的动机支配下，一番紧张思索，“我”最终还是“入乡随俗”地作了回答。

那么，祥林嫂从与“我”的对话中究竟得到了或证实了什么?综合起来看，有三点：一是有魂灵，二是无地狱，三是与死去的家人能见面。

如果完全拘泥于语言，上面的结论是难以立住脚的，因为“我”回答的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是断然肯定的。

“也许有吧”，“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见面不见面呢”，这些都有点含含糊糊。

但如果设身处地想想祥林嫂的处境和心境，就容易理解了。

她在鲁镇从来不曾听到怀疑灵魂地狱的言语，她眼下极想听到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声音，因此，不管“我”的回答是如何的含糊，只要留有余地，从趋利避害的心理取向上说，都不足以妨碍祥林嫂作出自己的选择：“也许有”，即是“有”；“未必”有，即是“无”。

我们当然更应该依据对话本身来理解。

首先，从部分对话的内容看，“我”对地狱的否定，其倾向就较为明显：“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然而”一词引出的是句意的重心所在。

而否定地狱，恰恰是祥林嫂最为关注和最为期盼的。

其次，从整个对话的逻辑看，祥林嫂提出的三个问题之间，是一种链式关系，只有确认了前一个问题，才会引出紧随的后一个问题。

即是说，只有肯定了魂灵存在，才会引出地狱有无的问题；只有肯定了地狱不存在，才会引出与死去的家人能否见面的问题。

因此，当祥林嫂提出有无地狱的问题，同时也就意味着她对灵魂的肯定；当祥林嫂发出与死去的家人能否见面的追问，同时也就意味着她对地狱的否定。

再次，从具体的对话情境看，“我”的“胆怯”的情态，“说不清”的搪塞，慌张离去的行为，在还没有失却生活常识的祥林嫂看来，简直就是她自己的欲死之心被“我”识破后“我”的正常反应，因而，“我”的补救的努力，不但不能动摇祥林嫂，相反，还会使她对此坚信不疑：能与死去的家人见面。

这样，祥林嫂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的祝福大典中去世，为什么在与“我”的对话之后不久去世，便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本文意在说明两点。

其一，祥林嫂临终前与“我”的一次对话，应该看作是完成祥林嫂悲剧形象的最后一个情节，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情节。

其二，祥林嫂的悲剧揭示封建礼教和迷信的吃人本质。

当祥林嫂被迫违背了“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准则，礼教和迷信便合二为一，又迫使祥林嫂陷于欲生不能、欲死不敢的两难境地。

祥林嫂终于在挣脱精神枷锁之后带着几许欣慰与希冀离开人世，这样，礼教和迷信给予祥林嫂心灵的严重毒害和摧残，在其长期艰难求生与一朝坦然赴死的前后对比中表现出来，就显得格外沉痛，格外令人警醒。

而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注意到鲁镇人祝福的“热闹”与祥林嫂死时的凄凉这样显豁的外在对比。

祝福》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受侮辱、受迫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作者在重笔浓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的同时，还作了匠心独运的构思，那就是祥林嫂的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是在春天。

首先看她最初的身份--童养媳她有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

正值青春少年的她，在婆婆家里做牛做马，把自己的青春支付在无穷无尽的劳作中，封建夫权夺取了她一生中的春天。

再看她第一次丧失，也是在春天如果一直做童养媳，生活再苦再累，总有小丈夫长大的一天，丈夫成人后总会给祥林嫂一些依靠，不幸的是在婆家失去青春自由的祥林嫂，又在春天里失去了丈夫。

在当时的中国的农村，女人失去丈夫就意味着更要听从婆婆的呵斥，要谨遵着"从一而终"的信条，所以在这个春天，祥林嫂失去的不仅仅是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更是她做一般妇女的权利。

如果说有小丈夫的祥林嫂是婆婆家的媳妇兼佣人，那么春天里失去丈夫的祥林嫂则成了婆婆家里纯粹不用付钱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随人使用随人买卖。

为了躲避婆婆难堪的虐待，而逃到鲁家做了一个冬天短工的祥林嫂，在有了短暂自由之后的新春时节，又被婆家人五花大绑而去。

婆婆为榨取祥林嫂最后的一点价值，用卖她到贺家坳的钱给小叔子说亲，让另一个"祥林嫂"来到婆家。

其三，再看祥林嫂一生中的又一次打击。

在春天里再度丧夫且失子嫁到贺家坳之后，尽管祥林嫂没有逃脱被卖的命运，但是她却有了一个有力气、会干活的丈夫，有了个白胖的儿子，日子可以说舒心了不少，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可怜的祥林嫂再次在春天里被抛入不幸的深渊。

壮如牛的丈夫因伤寒而死，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女人寡而再嫁，本来就要无辜地背上不贞的罪名，再加上一寡再寡更无辜地要让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的人们加上"不祥"的罪名。

没有了丈夫，祥林嫂还可以有做母亲的权利，但是祥林嫂的不幸仍在春天里延续，狼叼走了儿子，也叼走了祥林嫂所有的希望和生命力，甚至封建族权这条豺狼还叼走了祥林嫂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的家--大伯把她赶出了家门。

最后再看祥林嫂在新春的祝福中倒毙一寡再寡，失去青春的祥林嫂，在给鲁家付出青春血汗之后，被鲁四老爷借助于封建的政权逐出了家门。

流落街头的祥林嫂由于受到封建神权的毒害，在新春到来之时，又惶惶恐恐，瑟瑟缩缩地承受鬼神思想的折磨。

春天本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季节，鲁镇的人们在祝福的声声祈祷中盼望着幸福降临。

然而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却在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带着被分尸的惊惧寂然逝去，为自己凄惨悲凉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祥林嫂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春天里发生，作者这一匠心的构思，真正用意不外乎有两点：一、让读者更深刻地把握祥林嫂的悲剧性；二、让读者明白在封建四权的统治下，像祥林嫂这样的旧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生命中没有"春天"可言的，封建四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罗着祥林嫂这样的女子生命中的一个个春天，直到吞噬她们的灵魂。

“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注重于“国民性弱点”的揭示，并总是用他的如椽大笔将下层社会的不幸悲剧描写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祥林嫂是鲁迅《祝福》中的主人公，她命运多舛，一桩一桩的不幸就像一把又一把尖刀，插在她脆弱的心脏，使她终于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悲惨的死去。

我在慨叹她的不幸的同时，又被这样几个问题纠缠：1.祥林嫂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祥林嫂是有价值的女性，作为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她，几经抗争非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被践踏、被愚弄、被鄙视，而最终被吞噬。

祥林嫂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祥林嫂挣扎于冷酷的封建制度下。

故事开始时，祥林嫂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被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而丈夫又过早地丧命。

祥林嫂因此陷入“嫁而守寡”的悲惨命运中。

封建夫权要求她守节，二十六七的祥林嫂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双手生活下去，但严厉婆婆的所谋逼得她不得不出。

在鲁镇，善良的祥林嫂做稳了一个廉价而又高效的奴隶，以为辛勤劳作能换来安心生存，但寻求一条生路的愿望很快破灭。

封建族权向她伸出了魔掌，像捆牲口一样抢回她。

族权迫使她寡而再嫁，而夫权又视此为奇耻大辱，使她忍羞含冤，永远生活在耻辱之中。

同一只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手，伸出了两条绳索，捆住了她的脖子，朝着相反的方向紧勒。

祥林嫂就处于这种极端悲惨的境地中。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观念，妇女“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旦丧夫失子，则连在家庭中生存的权利都要被剥夺。

代表族权的大伯来收屋，祥林嫂走投无路，只好再到鲁镇。

二嫁再寡，祥林嫂被认为是不祥的。

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求得一线生存的希望，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埋头苦干一年，以为捐门槛能减去罪孽，赢得封建神权的认可，摆脱人们在阳世、阴世给她定下的“罪名”。

但无情的事实表明，她是无法赎罪的，神权是永远不会包容她的。

想从夫权，却守寡不得；丧夫失子，族权不容，则守家不能；忍辱赎罪，神权不容，故守命不成。

既不能不守节，又不容许她守节，还要她承担不守节的罪名而受尽侮辱和损害。

许寿棠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

”包容“四权”的封建制度的存在，注定了社会中必将发生祥林嫂的悲剧祥林嫂寄身于冷酷的社会环境中。

鲁四老爷书房里的陈设（特别是那些书）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太计较有人把自己家得力的女佣抢走，也自然会说出二嫁再寡的祥林嫂是“败坏风俗”的话，更自然会叮嘱四婶切不可让祥林嫂做出辱没祖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