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与运动

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教学目的掌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发展脉络教学重点无产阶级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观教学时间4课时教学步骤一、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

二、革命文学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1、论争：1928年初，应成仿吾之邀相继回国的留日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与郭沫若介绍的李一氓、华汉等主办《文化批判》，同年元旦，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等组成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

他们在早年的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开始正式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倡导文章主要有李初梨的《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冯乃起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郭沫若的《英雄树》等。

小资料：现代文学史上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爆发的一场论战。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刚从日本回国的青年作家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以及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的作家如蒋光慈、钱杏邨、阳翰笙等，相继来到上海，聚集在文学岗位上。

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他们对于文学不能适应斗争需要的现状深表不满，急迫地要求用文学作为向反动势力斗争的武器；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活跃，尤其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予他们很大的影响和启示，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推动之下,从1928年初前后开始,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在他们创办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思想当时大多处于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尚未很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太阳》、《我们》等刊物纷纷加入到创造社一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式”的“二重反革命”）。

同时，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社会主义思潮中“左”的倾向的影响，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存在某些偏差。

反映在革命文学的主张上，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的特性，忽视作家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等进步作家，否定“五四”新文学的成就。

他们对鲁迅等人发动的批判，引起了进步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有余的论争。

在数十种报刊上发表了100余篇论争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

◆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观点：1、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文学都有阶级性的，都表现出一定阶级的意愿与要求，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要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然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注重描写工农大众。

3、初步认识到了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4、认为一切文艺都是宣传，都是一定阶级宣传工具和斗争武器。

鲁迅撰写的文章有《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2月16日，鲁迅、郑伯奇、蒋光慈、沈端先、冯雪峰、冯乃超等共12人，举行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中心的讨论会，检查了以往的小集团主义，未能掌握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与态度等缺点，并指明了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2、“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

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

成员有五十余人，成立会上，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屯、鲁迅、田汉、郑伯奇和洪灵菲等为常务委员，通过了“理论纲领”（附有行为纲领和工作方针）和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多项提案；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说，总结了几年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成立以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法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同反动的文学艺术流派作坚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提倡文艺大众化，发展革命文学创作，培养人才，有力的推动和发展了革命文艺运动。

先后创办有《前哨》《文学导报》《萌芽》《拓荒者》。

《巴尔底山》《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

国内许多城市及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都先后成立了“左联”分部，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26年初，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

3、“左联”的主要工作：（1）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

（2）自觉地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

（3）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

★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实践中作了初步尝试。

①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

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

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

②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

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

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③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的新旧形式的讨论。

六月开始转入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

一九三六年秋起，与政治上抗日统一战线的酝酿相呼应，文化界出现新启蒙运动。

这是一个帮助人民群众摆脱各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桎梏，动员他们参加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的思想解放运动。

革命文艺界为了分担这一任务，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重新提出文艺的通俗化问题，着重讨论了通俗文艺的写作技术问题，为抗日战争初期通俗文艺的创作，作了理论上■不可否认，“左联”也犯有较为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主要原因：①革命的领导曾连续出现“三次”左倾的路线。

②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屠杀和对革命文艺的反革命围剿，更激起革命知识分子的愤怒。

③20年代末的苏联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左”文艺思潮，也对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产生极大的影响。

虽然哥特（张闻天）、鲁迅等为纠正“左倾”文艺思潮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

在创作上，“左联”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华的问题也相当严重。

★关于民族主义文学：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自己的思想统治，做过建立党制文化和文学的种种努力，加之左联成立给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恐慌。

1930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纠集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反动军官）等所提倡的反动文学，是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

他们发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言》，先后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他们主张民族主义文学，污蔑阶级意识是“陷民族于危亡的陷阱”,鼓吹“文艺的最高意识，就是民族主义”，要用所谓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

他们所写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国门之路》等都是反共、反人民、媚日卖国的货色，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自由主义文艺派别。

“自由人”是胡秋原，“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是苏汶（杜衡）。

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勿侵略文艺》等文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时，苏汶以“第三种人”的姿态出来声援胡秋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攻击左翼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批评。

“自由人”、“第三种人”与左翼作家的论争实质上是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两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分歧。

三、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及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一）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等，他们都公开的表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他们以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及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联系，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

他们一方面在创作上表现着某种严肃性：严肃地自我内省，严肃地表现、思考社会人生，重视与强调文学“洗刷人心”、再造民族灵魂的作用。

他们另一方面一再申说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对政治斗争采取贵族式的不介入的清高态度。

这种“超脱现实”的原则，反映了艺术创作的某些规律，但作为一种强调独立的文艺观，与当时强调现实批判和社会功利的文学主潮相对立的。

他们的把思想启蒙与政治社会斗争、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相对立也是不合时宜的。

（二）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1、左翼作家与“新月派”论争新月派的目的在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

他们首先打出“人性”的旗帜，以人性的普遍存在来反对阶级论。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倡导之际，《新月》月刊创刊。

在由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他们叹息“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个“荒歉”、“混乱”的年头，文化园地里多的是“盘错的旁枝”、“恣蔓的藤萝”，却不见“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文坛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提出“健康”、“尊严”两个原则。

同年六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最初的倡导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梁实秋便正式出马，在《文学与革命》中说什么“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根本不能成立，“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

一九二九年秋，从九月起，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长短十余篇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

他摘引美国《韦白斯特大字典》关于“无产阶级”词义的解释，诬蔑“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说什么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

鲁迅批判文章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

第二面旗帜是“天才论” 。

梁实秋等人提出“天才论”，主观地认定“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

”（《文学与革命》）这种贵族化的文学观不仅是对左翼文学的直接反拨，而且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显示出自由主义文学观极其保守落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