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天津奥租界的设立与收回
1860年天津开埠后英法美德日俄比意奥九国租界区域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1860年天津开埠后英法美德日俄比意奥九国租界区域究竟是如何划分的？天津曾是九国租界。
1914年出生于天津的美国人约翰·赫西，在回忆文章中描述过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城市！用三四个铜板，我就能坐着黄包车从我在英格兰的家到意大利、德国、日本或者比利时。
我步行到法国上小提琴课，还经常过河去俄国，因为俄国人有一个美丽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公园里面还有一面湖水。
”一、英租界1860年12月17日天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
早期开发的速度有点儿慢，十年后，英租界才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一段），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
1897年3月，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增加面积1630亩；1902年10月，面积仅为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
1903年1月14日，“英租界推广界”（今五大道）正式确立，天津英租界总面积达到六千余亩。
英租界内建成了成排的高楼大厦、密集的道路交通网。
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增加得太快了，以至于路口不得不设立交通巡捕。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出于安全考虑，华界居民不断向英租界迁移，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占了绝大多数。
不久，日本人成为天津实际的主人，英国驻军列队离开了兵营，再也没有回来。
（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 - 五大道）二、法租界1861年，《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正式签订，法租界之东、北两条边界均临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以东巴黎路（今吉林路）附近，东南接英租界，面积约360亩。
19世纪后期，法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等方式，蚕食海大道东北尚未划入法租界的地段，又越过海大道继续向西南扩展。
法国驻津领事杜士兰又与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私相授受，把今锦州道与沈阳道之间一段土地让与日本人。
这样，法租界地界改为：东北临海河、北部从马家口沿今锦州道向西至墙子河、南沿今营口道向西至墙子河，占地面积达2360余亩。
天津意大利租界欧式建筑
天津意大利租界欧式建筑1900年10月，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葛以“为了有效的保护意大利人在商界及航运方面的利益”为由，下令参加八国联军的意军，占领海河东北岸，俄军占领区以西，占地700余亩的地段。
这个地区临海河一带是一片露天储盐场地，其余地方多为沼泽和垃圾堆。
随后与清政府进行了关于开辟意大利租界的交涉。
在1902年6月7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天津意租界内设有完善的服务设施，包括俱乐部、意国花园、菜市和警察局（兼管消防），但是由于面积狭小，水、电等公用事业是利用毗邻的他国租界。
1914年，意租界将大马路，也就是现在的建国道修筑成沥青柏油路，这是天津第一条现代化的柏油路。
随后又陆续将各条道路均建成柏油路面。
意大利对华贸易有限，来华商人不多。
但天津意租界位置优越，面临海河，东南侧紧靠京奉铁路天津站，是房地产开发的理想处所。
费洛梯上尉注意市政建设，移植了意大利城市建设思想，在区内建设了大量地中海风格住宅，意式建筑角亭高低错落，满眼圆拱和廊柱，广场、花园点缀其间，将其发展成一处高级住宅区。
在意式建筑中，既有公用风貌建筑，又有名人名楼。
其中回力球场、圣心堂、原意大利领事馆和兵营等是比较著名的公用风貌建筑。
回力球场是由意大利工程师保罗—鲍乃弟设计的，离马可-波罗广场不远，属意租界的中心位置。
回力球场建于1932年—1934年，建筑为意大利塔式，十分雄伟壮观，充分体现了意大利建筑的特色和南欧的摩登建筑风格。
回力球场和赛马场一样，也是一个借运动竞技为名，公开设赌抽头的场所，是天津最大的赌场。
新中国成立后，将原回力球场设施拆除，改建成第一工人文化宫。
圣心堂位于建国道，1922年由意大利天主教会兴建。
东、西、北三面外凸，堂内大厅上层呈八角形，有圆拱窗。
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典型教堂建筑。
原意大利租界领事馆位于建国道52号，是1930年意大利政府颁布《天津意大利租界章程》后，为驻津领事建造的。
天津的旧城新貌
天津的旧城新貌天津的旧城新貌: 鼓楼与旧城, 估衣街, 意大利租界“天津”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天子之渡口”的意思，是明朝皇帝朱棣想到自己夺取帝位成功，始发于渡过沽河，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西历1404年12月23日），传谕旨“筑城浚池，赐名天津”。
1. 天津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明朝１４２７年的道教宫观玉皇阁，在古文化街旁边，面对三岔河口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曾经有九个国家在天津沿海河两岸开辟租界。
它们是：天津英租界，1860年。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占英租界。
天津美租界，1860年。
1902年并入天津英租界。
天津法租界，1861年。
天津德租界，1895年。
1917年收复。
天津日租界，1898年设立，1903年开发。
天津俄租界，1900年。
天津意租界，1902年。
天津奥租界，1902年。
1917年收复。
天津比租界，1902年。
20世纪初，各国进行吹泥垫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泽，改善了天津的投资环境。
天津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各国租界。
2. 百年前天津地图，图中央的天津老城以鼓楼为中心，以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为界，是一个长方形（ZT）各国租界在右下方以不同颜色标出。
河左侧由上到下是日租界，法租界（粉色），英租界（墨绿，美国人放弃了租界，被英国人并在一起），德租界（红）。
河左侧由上到下是奥匈帝国租界（浅蓝），意租界（绿），俄租界（赫，两块），比租界（蓝）。
法租界是商业上最繁华的地区，而英租界是金融中心。
本文后边将介绍保存完好的，意租界地区的老楼新貌。
另一个保存较好的地区是英租界，有很多漂亮的小洋楼和名人逸事，留待以后，等功力深厚的顾大侠有时间给大家介绍。
俄国人很贪心，一块地还嫌不够，又割去一大块土地。
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年代，强盗们强占的土地基本都收回来了，只有被沙皇俄国强占的外兴安岭直到太平洋那一大片肥沃土地，连同地下的石油矿产，地上的森林，共约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无法收回了。
穿梭在天津的老租界
穿梭在天津的老租界“五大道”是对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这五条路，以及周围共22条道路的总称，这片区域在清末时被英法列强占为租界，当时，各国纷纷驻兵建房，一座座不同风格的建筑就在这不大的区域里纷纷建立起来。
时间已过去了百年，但这些建筑却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因此，这片区域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天津基本没有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街道，大部分都是斜街，马场道虽是五大道中最宽的，但也不例外。
这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路，也是各色西洋建筑最集中的区域。
19世纪末，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在这一带开设了一个赛马场，于是就以这里为起点，铺设了这条从英租界通向赛马场的道路，马场道的名字也就因此而得。
走在这条街上，两边都是不同风格的小洋楼，幽雅的外观，精致的细节，让人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
而在这些小洋楼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数现在的天津外语学院，这个高大气派的建筑，当年曾是法国工商学院，建筑群至尽保存完整，就连当年的小教堂，如今也还在。
顺着马场道旁边的小路，穿过居民区，就是另一番景象，睦南道虽和马场道仅一街之隔，却要清净很多。
因为僻静，当年很多名人就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眼前的一栋房子，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住宅，而在相隔不远，还分别有孙殿英、李叔福、高树勋等曾经居住过的旧宅。
这条路上最显眼的，也是最具观赏价值的，是张作霖三姨太许氏旧宅，这房子是按英国乡间别墅的模样盖的，而距此不远的某军阀的宅子，与之比起来就显得土气很多。
五大道的每个历史建筑，不但保存完好，还会在门外有文字说明，什么风格、年代、曾经的主人都写得很清楚，让到这里来的游客即使没有导游也能了解得很清楚。
这些老房子如今多是办公机构，周末的时候大门紧闭，更加透出一丝神秘，很多故事，都曾在这里发生。
其中比较有名的，可能要算“箱尸案”。
大理道23号曾是某富商的宅邸，他伙同情人，德国混血女子施美丽杀了原配夫人董氏，将其肢解后装在箱子里偷偷运出，又假报失踪。
但终究被查出，从而成了当时天津轰动一时的大案。
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外国租界，成为了不同国家势力范围的象征。
其中，天津法租界作为法国在中国设立的一个租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天津法租界的历史背景、建立情况、影响力以及最终的命运。
背景天津法租界创建于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混乱时期。
当时，中国面临外国侵略的压力，各大国争相在中国设立租界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法国作为列强之一，也参与了这场角逐。
天津作为一座重要的商港城市，自然成为了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
建立1860年，法国和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其中规定法国在天津设立了一个租界。
这一租界位于天津城的西南角，占地约3.78平方公里。
法国通过修筑法国式建筑、引进西方商业和文化，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了一个具有法国风情的城市。
影响力天津法租界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城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里，西方的文化、科技和商业得以融入中国，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法租界也成为了各国商人和外国侨民的聚集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命运然而，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各个租界的存在也备受质疑。
在1943年，法租界终告结束，这一块曾经繁华的烟火地也变得冷清起来。
不过，它留下的建筑、历史和记忆，依然在今天的天津城中流传着，让人们回想起那段独特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天津法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承载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
尽管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于今天，成为了天津城市发展的一部分。
愿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珍惜历史，珍惜和平，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
海关老照片——天津租界一组
海关老照片——天津租界一组
营口道——繁华与市井混搭，留着老天津的味道…
原天津海关又称为津海新关，因为外国人主办，关长也皆为外国人，又被称为“洋关”。
营口道前身一经修好，第一任津海新关税务司便迫不及待地将海关迁到了这里。
（海河边的津海新关）
原先的津海新关只不过几间平房而已，但当有“大清第二外交部长”的德璀琳入驻这里时，津海新关已成为了海河边最醒目的建筑之一。
这德璀琳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大清邮政、大龙邮票、开办天津第一所西医院、北洋大学前身博文书院……他的存在直接推动了天津近代的历史发展。
而他更是与清末著名大臣李鸿章交好。
1888年，应德璀琳之邀，李鸿章亲笔书写“津海新关”四字牌匾。
这四字每字约40厘米见方，笔法苍劲有力、方正饱满。
（津海新关牌匾现存中国海关博物馆·广州）
津海新关的大变样发生在日据时期。
1941年起，先后扩建了东西翼的办公楼和中央塔楼，建筑风格已经偏日式，原二层砖楼的模样已看不出来。
西翼办公楼侧后又加盖了三层宿舍楼。
我们今日所见津海关的模样才初具雏形。
1860年底清政府同意英国在天津设立租界，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住房及栈房之用。
至1945年，法、德、俄、美、日、意、比、奥等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相继在天津老城东南部设立了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称“9国租界”。
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天津租界收回。
1943年天津法租界的“收回”
1943年天津法租界的“收回”作者：吕颖刘英奇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9年第11期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提升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南京汪伪政府在日本的扶持下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运动。
从天津法租界“收回”的背景、经过和结果来看，虽然维希政府被迫同意将租界移交给汪伪政府，但也以文化和教育等为名成功地保留了大量租界资产并仍享有治外法权。
汪伪政府此举并非是反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为了配合日本排挤西方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没有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欺骗中国民众，提高其傀儡政权的社会声望，日本当局直接授意和操纵汪伪政府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运动。
由于法国维希政府与日本同属轴心国阵营，其通过与汪伪政府的谈判，成功地保留了法租界内的部分资产并继续享有治外法权。
尽管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并不为国民政府和战后的法国政府所承认，但它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给战后中法两国的谈判带来了不少的变数和挑战。
关于在华法租界的收回问题，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有所涉及。
①而本文以1943年天津法租界的移交详情为视角，结合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分馆、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以及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的档案，分析维希政府对华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并揭示出法租界“收回”的欺骗性本质。
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很快便配合日本方面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提出了“收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口号。
法国人对此举有着清晰的认识。
5月6日，法国驻上海领事鲍黛芝（Marcel Baudez）致法国外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的信中写道：“日本在华，特别是在上海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取缔租界。
这一行动符合其‘新秩序’政策，代表着黄种人的胜利，并会提高服务于日本的中央政府在中国人眼中的威望。
”②同一时期欧洲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0年7月，面对纳粹德国节节败退的法国政府宣布投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在维希成立了听命于德国的傀儡政府。
中国历届政府收回外国租界的时间表
中国历届政府收回外国租界的时间表
一、北洋政府：
1917年，中国收回奥匈帝国和德国在天津的租界，这是由于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战胜国，而德奥为战败国。
1924年，苏联宣布放弃原俄国在华租界。
1922年，中国收回已被日本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
二、民国政府：
1927年，收回汉口英国租界。
1927年，收回九江英国租界。
1929年，收回镇江英国租界。
1931年，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
1943年，废除天津和广州的英租界及英、美、比三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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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天津奥租界的设立与收回
原文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编在普法战争（1870-1871）以后，胜利者德意志帝国为了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先是于一八七三年十月与奥匈帝国及沙皇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后又于一八八二年五月与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王国结成“三国同盟”。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国以联军统帅身份，把当时与中国毫无外交冲突的奥匈帝国也拉了进来，成为交战国之一，使奥国得以参予“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阴谋活动。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天津以后，德军进驻城外海河以东地区;后德军进攻北京，将这一区域移交奥军防守。
奥国军队人数很少，因防地与意大利军队的防地毗连，故主要依赖于意国军队的协助。
河东地区与天津旧城东门外隔着一条海河，河中有许多木船连接在一起搭成一座浮桥，以沟通东西两岸的交通，因而这带名为“东浮桥”。
这一地区在当时已是居民聚居区，特别是三岔口附近是老住户区，屋户鳞次，人烟稠密，商业也比较繁盛，主要街道有兴隆街、十字街、于厂大街、粮店前街、粮店后街等。
在东浮桥大马路的南面，当时是一个大水坑（即今建国道民主剧场附近）。
在海河东岸沿岸向南的狭长地带，是长芦盐集中堆放地，名日“盐坨”，设有收税机关盐关厅。
在盐坨后面有个贩卖鸽子的市场，名
日“鸽子集”。
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时河东地区的大致情况。
奥军的司令部设在粮店后街的大佛寺，司令官名叫申大雷，他统率的虽然只有海军陆战队三十二名水兵，但却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在驻扎期间，横征暴敛，为所欲为。
据曾住在这一地区的老年人士回忆：每当夕阳西下，奥国水兵三五成群，到粮店前街朱姓烧锅永丰泰、永丰裕酒店索酒喝，经常酗酒打人，调戏妇女之事亦时有所闻。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奥国公使向北京外交团发出告，要求在天律设立领事馆，并要求与其他国家享受同等的利，一九〇二年经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国驻津副领事贝瑙尔议定，划定奥租界，奥租界的地界为：东沿铁路线（今新货广大街），东南接意租界（今北安道），西临海河，北迄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再从十字街南折至铁路，占地一千一百八十六亩（一说一千零三十亩）。
天津租界分布图根据双方协定，划入租界的一切官地，“中国均行让给奥国专为永业，勿庸出价”，对私人房地，奥国有权购买，“由付给价值之日起限六个月腾空交出”，对不知业主之士地，在奥使馆“出示十二个月后仍无人投报，奥国领事可将该业充公”，划为奥租界的土地，每亩每年只需向清政府交纳钱粮制钱一千文。
奥租界划定后，工部局为行政管理机构，以原奥军司令部占用的大德寺为办公地点，工部局下设警务处，工程处，捐务处，还设一卫生巡捕捕长，
管理全区卫生事宜。
奥租界的行政大权，实际上在警务处控制之下，警务处建时，巡捕长是奥国人西拉，原系中国海关的验货员，经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保荐出任捕长。
后西拉调走，北京奥国公使海军武官安利芬继任，副巡捕长由中国人担任，巡捕七，八十人，均用中国人充任，在警务处之下设侦探处，有便衣侦探十几人，侦探长杨庆明，是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保荐的，因而杨以德可以直接控制奥租界的警务活动，如辛亥革命间，革命党人王煕普（钟声）从上海游来天津进行革命活动，居住在奥租界友人家中，杨以德侦悉后，串通奥租界侦探处，将王熙普捕杀。
早在奥军占领期间，曾把河东地区划分为四个地段，即第一段由东浮桥大马路向南直至意租界（今北安道），第二段包括粮店前街、粮店后街、小口、大口一带;第三段包括西方庵、于厂大街、兴隆街一带；第四段包括十字街、牛家台、地藏庵、白衣庵一带。
工部局建立以后，仍保持原来的四个管理地段，每一段设一个派出所，由一副巡捕长带领两个头目，负责全地段的治安工作。
无论是奥籍巡捕长还是中国巡官、巡警，无不贪婪搜刮，商民不堪其扰。
奥租界划定后，奥工部局首先开辟道路。
前文已经提到，在东浮桥大马路以北地区，是人烟稠密的老住户区，街巷早已定局;新规划地带主要指东浮桥大马路以南。
当时这一地区有一个大水坑，地势低洼，住户廖寥无几。
奥工部局规划了四条马路，即今之建国道、民主道、进
步道、自由道;横向马路有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还有一个大兴昌胡同，因该地有个大兴昌货栈而得名。
东浮桥大马路两侧的地势陂斜，北高南低，为了找平及填垫水坑，奥工部局竟强迫上千家住户搬迁，拆掉民房数千间，将高处挖去一米多，才改建成平行马路。
大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奥工部局为了在租界建造房屋，组织了一个奧租界建造公司，大量吸收中国人投资。
为此，奥工部局还聘请了地方士绅为租界的议员，有曾任常关提调的何朝锦（桐堂），桐达钱庄东家李文熙（桐岗），永丰泰、永丰裕烧锅酒店东家朱家琦（亦韩），成发粮店东家冯斌（玉文）等，作为租界“民主自治”的装饰，其实一切大权均操之于奥国人之手。
全区的规划由奥工部局工务处工程师布吕纳绘制出设计总图，凡欲在新辟街道建房者须向工务处申请分图纸，到捐务处交纳房地捐，这个分图纸就成了地契（根据划定租界协定的规定，一切官地均已无代价地租给了奥国）。
至于所有租界内的老住宅，一律不许拆修重建，一且损坏坍塌，则勒令迁移，地皮作价征购：如发现有私自修缮房屋者，除处以罚款外，也勒令迁移，不择手段地侵吞民产。
奥租界的主要街道就是与东浮桥相接的大马路（今建国道），商店、戏院、茶园、菜市场、饭馆在这里鳞次栉比地建造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大街。
一些军阀也开始在这里觅地建房，如冯国璋一九一三年任直隶督军时，工部局工程师布吕纳将其建
造的三所楼房，以还欠款的方式转与冯家，这是北洋军阀最早在奥租界置产的人。
其后，吉林督军鲍贵卿、湖北督军王占元、国务总理王士珍、国务总理龚心湛、总统曹锟等人，在卸职后都曾在奥租界建造安乐窝。
天津“八大家”之一隆顺海货店卞家，在奥租界也置有房产。
光绪三十年（1904年），比商世昌洋行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在天津经办电车、电灯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了围城环行电车路线，其后又着手修建从东北角通向东车站之电车线，中途必须经过奥租界。
为此，由津海关、电车公司及奥、意租界合资，于光绪三十二年将东浮桥改建为铁桥，建成后命名为金汤桥。
不久，由东北角经金汤桥通向东车站之电车路线即告通车。
奥租界工部局虽然建立了建造公司，但主要是为了经地产牟利，对租界本身并未进行什么市政建设，就连工部行政机构的办公地点，也一直是占用民房。
由奥国人自己掏腰包盖的房屋，仅有一所奥国领事馆而已。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奥租界未受到影响。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在约国怂恿下对德、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
同年九月一日，中国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德、奥两国在华租界。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战争结束后，天津协约国领事团又节外生枝，提出德、奥租界应由英、法共管，激起了天津各阶层人民的愤慨，公推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家住奥租界，天津“八
大家”卞家的族人）为首席代表，向政府进行交涉，并怂恿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立即接管奥租界的行政大权。
协约国驻津领事团为此通过其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害怕引起国际纠纷，急忙将杨以德调离天津，改任总统府侍从武官。
徐世昌的屈膝媚外行动，更加激起天津人民的愤怒，为阻止英、法两国接管这两个租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天津协约国领事团见事不妙，不得不放弃其共管德、奥租界的妄想。
一九一九年初，以杨以德为首组织了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及天津特别区市政管理局，负责办理接收德、奥租界事宜。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协约国与奥国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和约》，其中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奥租界归还中国。
奥租界从设立到收回历时十七年，是天津外国租界存在时间最短的。
奥租界收回后，改名为特别第二区，区公署主任刘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