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经济起点低，产品严重短缺的宏观环境下，国有企业的各种矛盾暴露得不明显。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复杂，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必须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

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商品的极大丰富,也使长期的重复建设积累起来的矛盾充分暴露了出来。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经营效益低下,职工生活困难。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合理是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个人业主和合伙制企业中,企业经营者即是财产所有者,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后来，随着生产的社会化,所有者没有能力继续经营,便委托第三人为其经营,这时便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自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便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所有者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千方百计地要求经营者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

而经营者也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但他们的目标是：(1)高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提高荣誉和社会地位等；(2)增加闲暇时间,包括较少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里的空闲和有效工作时间中较低的劳动强度。

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矛盾,增加闲暇时间可能减少当前或将来的报酬,努力增加报酬会牺牲闲暇时间；(3)避免风险。

经营者努力工作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他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不确定性,经营者总是力图避免这种风险,希望付出一份劳动便会得到一份报酬。

经营者的目标与所有者不完全一致,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目标而背离所有者的利益。

这种背离表现在两个方面:(1)道德风险。

经营者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他们没有必要为提高企业价值而冒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的好处归于所有者,若失败，他们的“身价”将下跌。

他们不做什么错事，只是不十分卖力，增加他们的闲暇时间。

这样做不构成法律和行政责任问题，只是道德问题，所有者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

（2）逆向选择。

经营者为了自己的目标，背离所有者的目标。

例如装修豪华的办公室，买高档汽车等，借工作需要，乱花所有者的钱，导致所有者财富受损，自己从中渔利。

为了防止经营者背离企业目标，有两个办法：（1）监督。

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在经营者背离所有者的目标时，减少各种形式的报酬，甚至解雇他们。

但受到合理成本的限制，不可能事事都监督。

监督可以减少经理人员违背所有者意愿的行为，但不能通过监督解决全部问题。

（2）激励。

防止经理人员背离所有者利益的另一个出路是采用激励报酬计划，使高级经理人员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为。

例如，企业盈利率提高，给经理人员相应的奖励。

支付报酬的方式和数量，有多种选择，报酬过低，不足以激励经理人员，所有者不能获得最大利益；报酬过高，所有者付出的激励成本过大，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因此，激励可以减少经理人员违背所有者意愿的行为，但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因此，所有者采取监督和激励两种办法协调自己和经理人员的目标。

但是尽管如此，仍不可能使经理人员完全按照所有者的意愿行动，他们仍然采取一些对自己有利而不符合所有者最大利益的决策，并由此给所有者带来一定的损失。

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损失之间此消彼长，相互制约。

所有者要权衡轻重，力求找出使三项之和最小的解决办法，它就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全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其权力。

在人民代表大会修会期间委托常委会，常委会委托政府代表人民管理，政府又委托下一级政府进行管理。

依此类推，最终委托给经营者，即企业厂长(经理)，形成了委托与被委托关系。

而这种关系是凭借政治体制、政治责任感来维系，而没有相应的合同约束，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

目前,作为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被授予很大的权力，但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激励监督机制，只拥有了权力，缺乏相应的监督。

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经营者努力工作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他们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不确定性。

经营者总是力图避免这种风险,希望付出一份劳动便会得到一份报酬。

加之，企业内部的权责关系尚未清晰规范,出资人往往缺位,经营者缺乏有力的激励和监督,仍然负盈不负亏，“没有办法使经营者象经营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管理国有企业”。

经营良好的企业,是因为厂长能干,是他凭着自己的良心、党性干事，并非企业的机制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任何制度都是不能长久的。

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终极所有者，应和其他所有者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国家作为企业终极的所有者,在实际中,并不具有对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和管理的行为能力,而是按照分级管理 ,分工监督的原则委托各级政府行使管理监督的权力，而政府的各项决策都是在不承担风险的前提下作出的。

作为委托方的各级政府选拔好干部去经营企业，企业经营好了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任用无能的人去经营企业，造成企业亏损，它们也不会受到相应惩罚，选出的企业经营者与自己的利益、责任不相干。

因此,在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下, 许多政府部门认为自己拥有对国有企业产权和最终控制权,可对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不关心，不负责。

各级政府部门行使权力时，不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为企业经营创造条件，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国有企业很难搞好。

有些国有企业搞好了,红红火火两三年,就不行了。

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些国有企业由于其领导人能力强，个人有开拓精神,责任感强,因此在他的领导下,企业搞好了,搞好了以后,就出了政绩,三年以后就被提拔当官去了,企业也就不行了;第二种情况,企业搞好了,在原有政企不分的体制下,很容易就产生问题,报纸上一吹,政府一表扬,于是飘飘然了,就开始好大喜功了。

这里也投资建厂,那里也扩大生产,甚至还到国外收购一个公司。

这些都是在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搞的,宏观形势一变,再加上没有科学决策,企业一下子整个陷入困境;第三种情况,这个企业搞好了,上级主管机关就给下任务了。

你企业搞得不错,去帮助其他企业吧!去兼并其他企业吧!都是国有企业嘛！结果兼并了以后,背了大量的包袱,把一个好企业拖垮了;第四种情况,你企业搞好了,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就把你当一棵摇钱树，就把你当成一块唐僧肉，我出国考察,我组团,你付钱；我买车,你付款；我请客,你买单等等,职工们辛辛苦苦好几年把企业搞好了,结果变成了这些人的小金库，被这些人都花了，所以人心涣散了。

二、国有经济行业分布太广、战线过长、布局太分散、整体素质不高及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建国初期，民族工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国家便介入各行各业，全方位发展国有企业，这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并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及时进行行业调整和企业改组。

迄今为止，国有工业在总体上仍处于一种遍地开花的状态。

1998年末,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有企业涉足的有604个，占93.3%. 国家培育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都不够，致使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多少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企业“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体系和规模经济，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明显不足。

统计资料显示,截止1998年底,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22915家，平均资产总额为3.17亿元,年平均销售收入只有1.54亿元。

我国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1996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加起来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大。

在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行业,与世界公认的最小合理规模相比,我国的企业规模存在很大差距,如钢铁工业,公认的最小合理规模为400万吨。

1998年,我国3500多家冶金企业中,年钢铁生产能力达400万吨以上的仅有5家,实际产量超过400万吨的只有4家。

我国120家汽车总装厂的年生产总量只有160多万辆,不及世界大型汽车生产企业一家的产量。

小轿车生产的最小合理化规模为15万辆。

1998年,我国小轿车生产厂中只有1家的产量超过这一规模。

虽然这两年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化经营的速度有所加快,有5家企业入围1998年全球500家最大公司的排行榜,但总体来看,国有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在高成本下很能生存下去。

三、重复建设严重，致使相当一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中国非农业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到60%，生产缺口达40%，摩托车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33%，自行车行业生产能力8000多万辆,产量3000万量,利用率38%,市场需求只有2000万辆，空调、微波炉、彩电的利用率只有40%。

多年来，严重的低水平导致企业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现象普遍,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企业可以搞好,但必然有相当多的企业产品供过于求,企业产成品大量积压, 市场滞销,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效益低下, 损失惊人。

同时也使企业过度激烈竞争,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限的资金不能用于技术改造和开发创新,技术设备更加落后。

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直在上升，1994年为16053亿元，1998年则达到29155亿元。

这种攀升速度并不缓慢，但消费不旺，产品大量积压。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非购买力增长缓慢，而是社会供大于求。

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我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上述商品的实际需求还在缓慢上升。

由此可见，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并非需求收缩引起的。

四、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由于国有企业遍地开花，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之大量重复建设,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投入的资金大量积压,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困难。

这也与80年代初期财政、银行的三项改革措施有关:其一是“拨改贷”,即经营性基本建设资金由原来国家财政拨款改为贷款。

这一块形成的本息已经有七、八千亿元。

企业已经还了一部分,但相当大的部分是拖欠的。

其二是“全额信贷“,即国有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不再由财政拨款,全由银行贷款。

截止1998年底,仅国家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已近5亿元,企业的利息负担大大加重,使成本构成中的财务费用一项猛增。

其三是开放银行信贷资金搞基建后,财政大幅减少了预算安排的基建投资。

截止1998年,国家银行向企业发放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余额已达1.8亿元。

由于上述三种原因,导致近十几年办起来的国有企业基本处于负债经营状态,靠银行贷款建成和过日子。

加之取消了“税前还贷”的优惠政策,以及降息前利率较高,企业普遍不堪重负。

五、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履艰难由于国有企业分布太广，战线太长，力量分散，达不到规模效益，加之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资金，无法盘活，致使企业缺乏技术改造和开发创新所需资金，缺乏市场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