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旅苏华侨的悲惨遭遇及其原因

1920年代旅苏华侨的悲惨遭遇及其原因
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发生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俄国内战中，数十万旅俄华侨陷入困境。

1922年7月，苏联政府彻底控制远东地区，旅苏华侨不仅没有盼来期待已久的自由发展的好时机，反而遭受了比帝俄时代更加严重的迫害。

苏联政府通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使华侨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旅俄华侨社会因此逐渐走向衰落。

本文将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外交档”）为基础，做初步研究。

一、苏联政府强加给华侨的罪名
第一，非法办理汇兑业务。

客观的来说，远东地区以经营汇兑业为生的华商确实不乏其人，但因资本及政策所限，此类华商多以中间商为主，即在华人与日本朝鲜银行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以从中赚取差价。

很显然，无论是华工还是华商，其远赴苏联务工、经商，主要目的在于赚取工资、利润养家糊口，但苏联政府严格限制华侨汇款回国，如伊尔库茨克有华侨约十万人，然该地政府规定每月从该地汇往国外的资金不得超过五百美金，赤塔地区约有华侨六万余名，每月对外汇款总额不得超过七十美金。

即使这些限额全部面向华人，也仅是杯水车薪，很难满足实际需求，更何况以上限额基本上被苏联政府机关人员“内部消化”，华人前往办理汇兑，基本上都被以限额已满为由拒绝。

在上述情况下，华侨要汇款回国，只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私自携款越界出境，虽有不少成功者，但此法风险极高，一旦被苏联边防军发现，所携钱物均被没收，而且还要面临牢狱之灾；二是通过海参崴之日本朝鲜银行汇款回国，然华侨受中间商和朝鲜银行的压迫极重，如汇款一百大洋回国，须金卢布五百元，按照当时汇率，一金卢布约值大洋两元，则华人每汇款一百大洋即损失九百卢布。

1 即使有这两种方式可以汇款回国，对华侨来说也基本上无多大实
际意义，第一种主要是一些华工及中小华商采取的方式，但至1927年开始，苏联政府为抵制私货入境，中东铁路、乌苏里铁路等拒绝使用卢布缴纳运费，只能使用日金，故意使卢布在境外的价格大跌。

因此，即使华侨成功携带卢布回国，其损失已难以避免。

第二种方式亦同样面临很大风险，尽管对于朝鲜银行操纵海参崴金融一事苏联官方甚为警惕，但碍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愿意轻易开罪日本。

而对于与朝鲜银行有关、私营汇兑业务的华商，则严加打击，甚至为了不致有“漏网之鱼”，而经常采取“宁枉勿纵”的激烈手段。

如1926年9月，海参崴政府以华商汇兑庄故意捣乱，致使卢布贬值为由，拘捕华商数十人。

伯利汇兑庄闻风潜逃，然伯利国防军确以涉嫌经营汇兑庄为名，逮捕无辜华商十三名，由于没有确凿证据，难以通过法庭定其罪名，竟然将这些华商押送到莫斯科，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审理。

被告不能聘请律师，不能出庭申辩，更不能提出传讯证人或公布调查证据之请求，所有法律上应享之权利被一概剥夺，只能任人宰割。

1 第二，收藏、运输私货。

苏联地方政府经常半夜三更以搜查私货为名进入华商店铺，名为搜查私货，实则专行勒索、敲诈之事，一旦华侨不遂其意，即扣以种种罪名，轻者罚款，重者没收其产业、逮捕入狱，时有因冲突致华侨死于非命者。

更有一些苏联官吏勾结少数华侨中的无赖分子，罗织莫须有之罪名，乘机谋夺华侨财产。

有些苏联官吏甚至直接使用诈术，如双城子地区曾有警察夜间闯入华商店铺，明知该处并无私货，但深悉华人不堪其扰，故意令其出钱了事，以便停止搜查。

而华商不知其有诈，即允其要求，彼乃乘机告发华商行贿，以进一步诈取其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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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确有部分华商以走私货物渔利。

之所以这些华商甘冒倾家荡产甚至被捕入狱的风险从事此项营生，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承受苏联政府的苛捐杂税（此点在后文将有专门论述）。

这些华商一般往来于中苏、苏欧之间，前后运输不同货物，赚取差价。

如松鼠皮在哈尔滨地区两大洋一张，而在伯利则可卖到一点五卢布的价钱，若运到欧美市场更可高达三点五卢布。

又如双城子、乌苏里江一带的大
米贸易多为华商经营，在双城子米价为三元，而莫斯科地区则高达九元，因而有不少华商私下收买，运往欧俄地区销售，这些都是苏联政府所禁止的，一旦被查获，均会遭到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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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侦探（即间谍）、土匪、私售鸦片等罪名。

远东各市华侨多有固定的地区居住、经商，如伯利华侨多居于虹口区，此区为帝俄时代伯利总督干达基苛待华人时，指定华侨居住之所，后逐渐发展为华人聚居区。

伴随着华人聚居区的形成，国内一些经营烟馆、赌馆、妓院的风气也在此处扎下根来，在帝俄时代，此类职业一般并不禁止。

然苏联政府执政后，对此严厉打击，如1928年4月，海参崴地区有四百余名华侨被捕，基本上均为当地华商，然该地政府竟诬指其中的两百余名“皆烟娼盗赌之徒”，其后这些华商的店铺均被查封，财产全部充公，华商因此损失达五万金卢布以上4。

又如莫斯科华商高云，在苏联经营有年，然苏联政府觊觎其产业，诬指其为中国政府之侦探，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之特别会议予以驱遣出境，由莫斯科经伯利押往吉林省虎林县。

而县署因其没有护照，且身穿苏联军装，“行踪奇异”，即予以拘押保释。

后因在华境无法安身，因而又再次潜入苏境，为苏联边防军所抓，未经审理，即以非法越境为罪名判处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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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政府掠夺华侨财产的其他手段
第一，使用行政手段干预。

从1922年苏联政府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表面上虽持积极态度，然其发展公有经济、排斥私人资本之根本政策，并未实际改变。

以对外贸易来说，苏联政府设有专门的国家贸易部，总理一切对外贸易，私人运货进出口，均需向该部或其下属机构申请执照。

然而此项执照十请九驳，即使对于无利可图之货物幸而获准运输，则须先缴值百抽二十之执照捐，以及关税、进出口税等各项捐税，其总数往往超过物价数倍，私商因此裹足不敢问津，而国家营业机关的各项货物运输，则可减免各种捐税，私人商业因而难以与其竞争，大多都渐次走向破产。

如1924年9月，双城子、伯利两处华商经营之面粉厂需要从华境购买小麦，向当地国家贸易局提出申请，然该局批驳称，如需购买小麦，必须由苏
联官营机构代办，华商则须为此额外支付大量代理费。

而苏联官营面粉厂则可以直接从哈尔滨、上海等城市购运大量小麦。

这样苏联官营面粉厂在成本上大大低于华商面粉厂，在竞争中占尽便宜，华商则几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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