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_郑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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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
他 们 不 仅 仅 向 国 家 交 纳 重 税 和 充 当 杂 役 , 受 到 大 机 户 和 商 人 的支 配 、 削 , 这 种 分 散 的 、 还 剥 而 间接 的 经 济 剥 削 又 不 具 备 近 代 资 本 雇 佣 关 系 的 性 质 , 此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能 力 因 极 为 有 限 。况 且 专 制 政 府 通 过 种 种 正 常 的 和 非 正 常 的 、 济 的 和 经


额 的 三 生 产 方 自工 商 丝 织 造
国 古 代 社 会 分 配 结 构 的 强 烈 政 治 化 倾 向 , 质 上 是 一 种 劫 富 济 贫 本 式 的 平 均 主 义分 配 。 对 落 后 地 区 的 “ 贫 ” 多 暂 时 地 、 分 地 解 扶 至 部 决 了 口粮 等 简 单 生 活 问题 , 而 强 化 了这 些 地 区 对 国家 的依 赖 ; 反 先 进 地 区却 因 为财 富无 代 价 地 或 低 代 价 地 ( “ 办 ” “ 买 ” 式 1 如 采 、市 方 输 往 外 地 , 大 再 生 产 能 力 大 受 限 制 。 明 清 江 南 经 济 区 之 所 以 没 有 扩 突 破 性 的发 展 , 落 后 地 区 的拖 累不 无 关 系 。 与 从 明清 政 府 干 预 江 南 商 品 经 济 的 分 配 结 构 , 以 见 得 中 央 集 足 权 专 制 主 义 “ 富 民贫 ” 旨趣 。政 权 力 量 运 用 经 济 的 和 超 经 济 的 国 的 手 段 作 用 于 分 配 和 再 分 配 机 制 , 方 百 计 将 社 会 财 富集 聚 到 国家 千 手 中 , 后 按 照 皇 权 和 统 治 集 团 的 利 益 和 意 志 进 行 再 分 配 , 务 于 然 服 专 制 统 制 的需 要 , 毫 不 顾 忌 经 济 规 律 。处 在 经 济 、 治 高 度 集 权 而 政

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政治影响研究

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政治影响研究

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政治影响研究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这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

本文旨在探究江南经济发展与政治影响的关系。

一、元朝时期的江南经济元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在元中统年间,因长江水路畅通,南北货物交通极为便利,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和瓷器业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

在政治上,元朝时期实行宗室和外族结合的政策,江南地区的统治者多为元朝宗室,而地方官员则由外族掌握。

这一政治因素在某些程度上对当时江南经济状况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宗室和地方士族的互动关系、外族官员对地方经济的支持等因素,都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二、明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明朝时期,江南经济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在经济层面,明初时的江南已经成为中国的丝绸面料和瓷器生产中心,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行业组织和商会,有力地推动着当时江南经济的繁荣。

在政治上,明朝刚成立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地方官员的掌控。

这些措施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

虽然当时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的产业重心,但是随着政府日益加强的干预,当地的一些产业组织和商会的自主权逐渐消失,产业发展的空间也受到了限制。

三、清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清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在清初时期,江南仍然是中国的丝绸面料和瓷器生产中心,但是到了晚清时期,江南地区的银行业、保险业、海运业等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为当时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政治上,清朝时期政府实行封建专制制度,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湖广填四川、盐法、海禁等政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不仅改善了交通,也促进了江南地区和西南地区之间的贸易;盐法对于财政收入和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海禁则有力地保护着当时中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有助于保障了清朝时期江南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元、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都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变迁。

在中国的诸多历史时期,江南地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古代,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在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发达农业和水利工程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繁荣。

随着历代政权的更替,江南地区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

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达到了巅峰。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拥有繁华的城市、繁忙的港口和繁盛的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前来发展。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转移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

尤其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控制权,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工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使其经济地位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随着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再度展现出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先进的科技和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和国内外企业的进驻。

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的起伏和变迁。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从古代的发源地和繁荣中心,到近代的经济落后和衰落,再到现代的经济崛起和繁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相信江南地区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

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

作者: 郑卫荣[1]
作者机构: [1]浙江温州医学院社科部讲师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124-126页
主题词: 清末民初时期;商人群体;历史再现;南浔;绅商;南宋时期;水乡古镇;身份特征
摘要:南浔自古就是江南区域著名的水乡古镇.从南宋时期建镇,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追溯清末民初时期,南浔出产的生丝、丝经曾经闻名海内外,由此也催生出了一个为数众多的业丝群体。

关于近代南浔丝业和丝商。

陈学文、樊树志、陈永吴、郎友兴等学者曾作过相应的论述,然而从绅商的视角来考察南浔业丝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

事实上,如果确切追查南浔业丝者的身份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个体在具有商人身份之余,往往都带有功名或职衔,这就是所谓的“绅商”。

“绅商”的表述更能切合这一时期南浔业丝者的阶层属性,而绅商群体的形成,也比纯粹的商人群体来得繁绪、复杂。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图再现清末南浔绅商群体的崛起过程。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1. 引言1.1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区域之一,历来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地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交汇处,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资源。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当今社会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农业重镇,拥有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农业经济,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

江南地区还发展了纺织业、手工业等产业,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近现代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的经济迎来了快速崛起。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江南地区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升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就。

江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传承,更在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持续贡献和发展潜力。

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不仅造福于当地居民,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1.2 研究目的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一直备受关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研究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了解该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变迁过程,分析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特点和优势,以及江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

通过对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为促进江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进行详细阐述。

2. 正文2.1 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在清朝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繁荣。

清朝统治下,江南地区经济受到了很多限制和压迫,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稻谷和茶叶为主,但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赋税繁重,农民生活贫困,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由于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利发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成为了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江南地区的稻米、丝绸、漆器、陶瓷等产品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得到发展和提升。

宋朝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

江南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城市和市场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流入。

无论是苏州、杭州、绍兴等著名城市,都是当时中国最富裕、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明朝时期的江南经济以江南水乡经济为主,通过水运将江南地区的丰富农产品和手工制品运往全国各地。

江南的城市也更加繁荣,如苏州、杭州等城市吸引了大量商贾和工匠,成为了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

到了清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更是迅速崛起,中国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工厂就诞生在江南。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在近代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江南地区的经济几乎停滞不前。

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江南地区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动,江南曾经繁荣的手工业也逐渐衰落。

而随着近代国家机器工业的崛起,江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开始逐步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特别是上海的开放政策和改革创新,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

如今,江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了全球化的经济中心。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辉煌和低迷的历史变迁。

从古代的农业生产中心到宋明时期的经济中心,再到近代的经济衰退,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再度崛起,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波澜壮阔。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调整,相信未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还会继续提升。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位于中国东南部,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其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几经风雨,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活力。

本文将通过对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进行探讨,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古代江南地区曾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地位一度傲视全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地区就成为了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盛产稻米、丝绸、茶叶等农产品,手工业发达,工艺精湛。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在当时可谓是相当突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许多变迁。

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曾起起伏伏。

在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勾画出了壮丽的经济画卷。

此时期的江南地区,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

江南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尤以手工业和商业最为繁荣。

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民间经济活动频繁,城市发展迅速,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城市更是成为了中国南方经济的核心。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内部动荡的加剧,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开始出现了下滑。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曾饱受战乱之苦。

在战争的蹂躏下,江南地区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经济地位一度岌岌可危。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迅速得到恢复和提升。

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引擎之一,经济地位再次回到了历史的巅峰。

如今,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其经济地位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下,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是日益巩固。

例如杭州的阿里巴巴、苏州的华为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的崛起,更是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位于中国东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地位一直备受关注和研究。

本文将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探讨江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变化。

古代江南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优越,以及发达的水利工程,农业生产相对发达。

江南地区的稻谷种植业和丝绸工业在古代中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由于交通便利和商业活跃,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也相对发达。

古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得以稳固,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

在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凸显。

特别是在宋元明三个朝代,由于文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包括丝绸、瓷器、纺织品等,成为中国的著名特产,远销海外。

与此江南地区的商业和贸易也日益繁荣,成为中国内地与外国贸易的重要枢纽。

江南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

清朝末期至近代初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内部的种种问题,江南地区的经济逐渐处于落后状态。

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虽然仍然保持一定的传统产业和商业优势,但已不再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

特别是在近代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开始,江南地区的传统产业逐渐被西方工业的冲击所取代,经济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恢复和提升。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江南地区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之一。

与此江南地区的商业和贸易依然保持着活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如今的江南地区已经重新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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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X郑卫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明清时期的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勃兴,稳居明清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位。

纵观明清两代,江南区域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及海外市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江南区域系统内部层次多样、结构复杂;作为区域经济元素的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类型迥异。

历史的辉煌,加及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升温,这双重因素催生了近十年来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丰硕成果。

笔者将撷取有关研究成果,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略加评述。

关键词: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第25卷 第4期2003年8月湖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5 No.4Au g.,2003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3)04-0068-04近年来,区域史研究颇受关注。

在众多的研究区域中,江南以其市镇勃兴、商品经济发达聚焦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这里的区域/江南0,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既明清时期的苏、松、常、宁、杭、嘉、湖8府及后来从苏州划出的太仓直隶州。

这8府1州不但同属太湖水系,内部生态具有统一性,经济方面联系十分紧密[1]。

笔者将在此界定基础上,对近十年来有关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及动态,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作一概述,以抛砖引玉。

一宏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宏观视角,即以江南区域为单位,考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或海外的经济联系。

对宏观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是/施坚雅模式0。

/施坚雅模式0是一种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学说0[2]。

根据这一理论,江南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结构功能的实体,它对外与其他区域相联系,对内又担负着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中心地的角色。

这一双重功能通过经济物资的交流得以实现。

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输出、输入功能分别由丝织品和粮食的流动来体现[3]。

范金民、夏维中以江南丝绸贸易为媒介,系统考察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形式、商品总量后指出,明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是由江南丝绸的特有优势、当时社会的时尚和各地的依赖等因素促成的[4]。

赵金鹏肯定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指出了明代京师及北方政治集团的需求对江南粮布生产的积极影响。

但他认为,江南粮布倚靠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加速了自身粮食生产从单一粮食种植到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从粮食外销到内销的质的转变,同时也为明朝后的衰弱埋下了伏笔[5]。

张海英认为由这种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经济交流的繁荣具有虚假性,它带来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只是/过重田赋的一种办纳手段0[6]。

此外,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江南与江西[7]、两湖[8]、闽粤[9]等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市场互动,肯定了江南区域经济的全国中心地位[10](P 172)。

在区域比较研究上,张家炎比较了明清长江三角洲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11];蒋正华探讨了明清江南与河南集镇的异同[12];许檀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13]。

除了探讨江南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联系,一些学者的视野扩展到了海外。

范金民考察了江南丝绸出口日本的贸易情况[14]。

孙竟昊分析了明清经济结构与市场格局的变化,认为江南商品性生产受到了海外市场拓殖的刺激。

江南海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私人海外贸易,具有偶发性和武装性的两个明显特征[3]。

唐力行从徽州海商切入,揭示了徽商以江南区域为根据地对外从事/双向经营0,联络明代江南与日本、东南亚等国,促进了江南市镇与海外市场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形成[15](P 150)。

X 收稿日期:2003-06-06作者简介:郑卫荣(1979-),男,浙江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对于江南区域与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众多学者并未予以过高的评价。

范金民在详尽地分析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国际市场后,指出清代江南丝绸的消费主要在国内而非国外[16](P236)。

孙竟昊基于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以及中国农业立国的特点,认为海外市场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17]。

二中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中观视角是以江南区域为系统,江南市镇为元素,分析区域经济的层次、结构。

中观的视角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

在中观研究中,众多学者从施坚雅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0概念获得研究框架。

即认为:/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都呈现出和大区域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0[18](P 3)。

小田依据中心地学说,从规模层次、分布密度、专业分工等方面探讨了江南市场网络的结构及其内外功能[19](P 28)。

单强认为江南乡村的基层市场是一个以市镇为中心,6村为内层,12村为外层,共约36平方公里的以道路交通为连接的系统[20](P24)。

赵世瑜也认为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以间距12~36公里为常见,这是因为市镇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其繁荣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的交换上[21](P 205)。

在市场层级结构的研究上,单强将近代江南市场分为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

乡镇市场是连接集市(基层市场)、城市(中心市场)的中级市场[20](P29)。

杨素华把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划分为三个等级,苏州作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本区域的集散汇聚中心,也是对外区域的输出中心[22]。

王卫平认为在中心城市苏州与市镇市场之间还存在着如无锡、盛泽、吴江等地方城市的市场。

据此,他构建了一个以城镇网络系统为背景的江南市场体系结构,苏州在杭州、南京之上是该系统中的超地域中心城市。

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

单强认为在18世纪中后期,以农村集市为基础,以城镇市场为主体,以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23]。

以上对市场网络的考察,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次概念,又运用了符合江南实际的网络理论。

这些研究都强调了明清江南经济之所以蓬勃并不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突破,而是市场机制的作用[24]。

在市场层级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从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入手来进行中观研究。

在生产领域,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商品生产结构是以小农经济结构为特征,总体上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25]。

江南市场机制主要由外地的商业资本控制,这些资本较少进行资本投资,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26]。

单强则通过考察明清江南家庭劳动的结构与功能,认为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一般特征[27]。

有关明清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需另述。

洪焕椿总结了明清江南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农村经济走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28]。

在商品流通领域,单强以商品种类为标准,把江南乡镇市场划分为:棉布与棉花、丝绸与蚕丝、其他(如粮食,运输,水产)等三类专业市场[20](P 68)。

刘秀生则按商品的流通形式将清代的江南市场结构划分为商品的收购市场,集散市场,零售市场等三级[29]。

陈学文利用/商书0记载,从明清水运史的角度考察了江南商品的运输系统[30]。

在商品分配和消费领域,孙竟昊从分析分配结构的内涵入手,讨论了分配结构及其变动与江南商品经济的相互影响,认为后者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的冲突和纠缠[31]。

从消费结构的内涵入手,他又认为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消费动因,江南商品经济与全国消费需求、结构的互动使江南具有了/超区域辐射功能0[17]。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江南区域经济的运转主要由丝、棉、粮为载体。

对丝、棉、粮的研究又涉及到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

黄宗智在对江南地区小农生产及家庭手工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密型增长0的理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量而言)0[32](P43)。

黄以此来解释江南农民生产的多样化、商品化和家庭化等现象。

李伯重将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称为/斯密型成长0,即经济的成长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以贸易为条件,并取决于市场的变化[33]。

关于/明清江南经济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0的问题,黄宗智、李伯重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江南的特殊性[34],否定了英国模式[35](P536)。

这反映了近年来江南的研究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摆脱和对中国中心主义史观的回归。

此外,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中观研究中,如/增长极理论0等。

这类研究集中于对苏州、69第4期 郑卫荣: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70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上海的研究,主要强调/增长极0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与腹地的互动关系。

张海英认为明清江南商品市场从原来分散格局发展为网状市场体系,苏、杭是将区域市场导向全国市场的中心地[36]。

孙竟昊认为,苏、杭取得区域中心城市市场的地位,在于本身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健全的市场机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江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和资本金融中心的作用[3]。

张海林考察了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苏州作为江南市场网络中心的影响。

他通过分析苏州进出口项目、货值等数据,揭示了新崛起的上海对周边地区的极化影响:上海的开埠虽然打破了江南传统城市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实现了与外界的双向贸易交流,但由于资金数量、质量及流向的严重不平衡性,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了制约[37]。

张海泉运用城镇发展的4个考察指标,探讨了上海开埠对江南,尤其是苏南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作用,认为这是增长极扩散效应的显证之一[38]。

三微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微观视角,相当于个案研究的视角,即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个别市镇,以充分解析该市镇的历史变迁,正确评估其历史地位。

它具有/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0的特点[39]。

市镇个案研究较突出的是樊树志、陈学文等。

小田认为市镇或乡镇/是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庄)为半径所构成的网状面0[19](P32)。

樊树志集中对作为中心结点的市镇进行大量个案研究,涉及江南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等41个典型市镇[40](P287)。

松张浦通过研究浒塾关的物资流通,考察了清代苏州的水运和经济状况[41](278)。

陈学文着重研究杭嘉湖地区的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乌镇等经济市镇[42](149-266)。

在/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0课题中,他选取了嘉定、乌程、崇德、安吉等4个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县份,得出了关于江南经济的一般性认识: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并导致新生产方式因素的萌芽,市场网络开始形成,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经济环境中仍具有相当弹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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