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有关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近年来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热烈讨论，其中主要是对明清经济的再评价。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了讨论。彭慕兰针对黄宗智的反驳，发表长篇回应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除修正若干数据外，重申他的观点(历史研究4)。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述评了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讨论会中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国内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吴承明认为，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的转变，至少有两条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起于市场扩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条是理性化，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中国在16世纪也有了现代化的萌芽。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18世纪达于高峰。但由于理性主义中断，中国在科技和制度改革上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方行指出经济史学界缺少对服务业的整体研究，论证了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为服务业所形成的市场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市场。姜锡东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高峰在唐宋元时期，以宋代为最高峰，明清时期虽有发展，但主要是总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这是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标志。李根蟠认为从经济向广度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看，明清可以与战国秦汉和唐宋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看，从劳动生产率是否相应提高看，明清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他认为尽管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传统农业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同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机遇。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如西欧那样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是其缺陷之一。曾雄生认为明清农业总量确有发展，但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有所下降。刘秋根认为15一18世纪早期银行机构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但相对于西方各国，资金市场发育表现出迟滞的特点。赵凌云认为15世纪的中国不仅止步于工业革命的门槛，还止步于市场经济的门槛，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原因是传统经济中市场发育遇到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制约(“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魏金玉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方行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出现，论证了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并对清代粮食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和农业生产工具缺乏改进等问题作了解释(再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经济史研究3)。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各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提出不要再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太新认为这一问题仍需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是自由雇工的出现，明清时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地主制经济的制约(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3)。徐晓望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与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1)。刘秋根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但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文史哲3)江南经济史一直是学术界倍受重视的领域。李伯重多年来致力于“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并于本年以此为题将他有关江南经济史的论文结集出版(三联书店)。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教育及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这是与西方发展经历非常不同的现象。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日后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认为清代区域经济交流具有共同性特点：一方面，江南手工业品明朝时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另一方面，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突破了异地经济交流中单纯的互通有无的互补性，两地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经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任放考察《明清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其发展水平不可高估(湖北大学学报1)。黄志繁认为清代赣南山区人口、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的生态和生计现实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能用落后的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中国农史3)。叶显恩论述《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肯定李士桢的有关措施，尤其是恤商政策、创立十三行等措施，对海上贸易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林仁川论证清代台湾转型前的社会与大陆闽粤社会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19世纪80年代在国际现代化潮流影响下，台湾社会既不是走向“内地化”，也不是走向“土著化”或“双向化”转型，而是逐步转向现代化社会(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认为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经济史研究3)。财政高寿仙考察了明代京城和通州粮仓的设置、管理、储粮数额，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折银数额和冗食人员增多，京通二仓储粮数额大幅下降，只有万历初期一度回升。京通仓米主要用于发放在京卫官军月粮，有时也调拨部分粮米充实边镇军粮，北京粮价腾贵或发生天灾人祸时也常用以平抑粮价或赈济饥民(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l)王锐红认为，浙皖丘陵地区从明初至嘉靖年间户既是赋役承纳的主体，也是赋役评定客体．明末到清顺治年间户仍是赋役承纳的主体，赋役评定客体的功能已经减弱，到清康熙年间户的含义发生急剧变动，户的双重身份基本瓦解(从明末清初浙皖丘陵地区“户”的演变看赋役制度之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高寿仙《明代北京杂役考述》指出，明代北京杂役应役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抑配一些人户承当某种特定的役，并编入特殊的户籍册；另一种是由府州县从人丁事产相应的人户中点差，并按规定的年限审编和更替。明中叶后两种应役方式的区别趋于模糊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邓亦兵认为《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关税，是一种进步。但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的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的薪俸和税关的经费产生不足，各关官员私自增加税量来补充缺额，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中国史研究3)。王德泰论述了《乾隆时期的铸钱成本与钱价增昂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乾隆时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制钱千文含银一两以下，成本较低；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市场制钱与纹银的交换却低于一两，钱价与钱值相悖。这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另外，王德泰还发表了《乾隆初滇省代京铸铁失败原因浅析》(故宫博物院刊3)。农业葛全胜等认为，过去300年间耕地资源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清前期增长趋势明显。至清晚期逐渐稳定，民国时期略有下降，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得到恢复，但此后又开始持续减少。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增长、政府政策调整、战争影响、自然原因和特定作物的引种与种植扩展等(过去300年中国部分省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自然科学进展8)。万红《试析清初全国耕地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认为一是由于清初统治者的弊政，致使耕地大面积抛荒；二是统治者实行的垦荒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军事差派和军饷开支，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农史1)。徐晓望《论晚明福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指出，明代晚期福建人多田少的矛盾以及发达的海外贸易推动，促使商业性农业兴起，从而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4)。秦树才考察(绿营兵与清代的云南农业开发》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李伯重认为《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体现了今日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这种生态农业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常熟的大经营中，明清之际在嘉湖一带已相当普遍，并为小经营所采纳，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4)。张永江认为，粮食需求是内蒙古发展农业的原动力，清朝就地发展农业的政策是推动清初内蒙古农业发展的主要助力，这一积极政策奠定了清代内蒙古农业大发展的基础(粮食需求与清初内蒙古农业的兴起／清史研究3)。闵宗殿考察《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及意义，估计南方各省稻田多熟种植的州县占27％以上，多熟种植的增产幅度比单季稻增产25．66％之间，以50％的地区占多数(中国农史3)。何炳棣的重要论文(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重刊于《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李映发考察《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中国农史2)。陈冬生作《明代运河南北地区农耕生产技术发展述论》，认为它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农业集约经营、精耕细作的显著特点(东岳论从2)。刘正刚指出，牛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中充当了极重要的生产力角色，是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试析牛对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4)。林荣琴分明代前中期、明末至清中期和清代晚期三个阶段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及其原因和影响，认为太湖地区的蚕丝业有一个由中心区传统杭嘉湖蚕丝区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马雪芹考察《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史学月刊7)。孙洪升认为，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充足、茶叶生产技术进步、市场作用以及官府的政策。茶园、资本、劳动力和茶叶生产技术等茶叶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茶叶生产组织形式(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探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明清茶叶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论述其兴衰及原因和影响(古今农业4)。尹玲玲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考察《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小同族为中心分析《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江海学刊5)。陈瑞《明清徽州林业生产发展兴盛原因探论》认为是风水学说、人口生计、木材商业、生态环境、养护技术措施及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以及徽州地区官府、宗族、会社等基层组织的重视六个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农史4)。罗洪洋、张晓辉认为贵州锦屏人工林业的发展得益于林业契约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3)。周玉英《从文契看清代福建农村家族经济》认为，清代农村家族经济存在下列一些特点：第一，由遗产均分制造成地权分散；第二，子孙可以典卖遗产中个人受益权，但需尽必要义务；第三，遗产继承中存在的抽长制，是封建宗法残留，而“膳田”、“寡守田”等则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张研、孙燕京揭示19世纪中期皖北衰落至贫的深层原因，在单一落后的传统农业经营与深刻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尖锐对立中，在日趋恶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有利于小农家庭生计的因素日益减少，不利于小农家庭生计因素急剧增多(19世纪中期皖北小农家庭之生计／中国农史3)。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认为既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发展，又造成旗地的流失(清史研究1)。赵艳玲、于多珠《清代承德庄田起始探》指出，承德庄田既不同于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庄田，也不同于人关之初在京畿地区圈地占庄所形成的庄田。承德庄田建立之初仅是为了解决清人关圈地造成的社会危机，但起到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想，它带动了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而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为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承德民族师专学报3)。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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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格式] 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

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

10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

的传承,职掌,全真教与前四代蒙古汗廷的关系,以及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经济等等.由于对于

这些问题缺乏研究,使得我们无法完整,清晰地展示全真教的形象.再者,对明清时期全真教

的历史发展及其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影响的研究,例如全真教对元明民间宗教三教合一思想

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地域性全真教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然而仍需通过进一步

发掘石刻,方志材料以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最后,虽然中,日,美,欧等各国(地区)都有一些

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由于各自关注的视点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实际上彼此

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对话及互动,互相漠视他方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一领域的通病.这说明距

离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真教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尚有一定的距离.

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

杨建庭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清代榷关,在明代一般称钞关,是明清时期政府在重要水陆交通要津设置的对船只,货物

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主要是户部关和工部关还有一些地方关.在清代前期,榷关税收仅次

于地丁银和盐课,居第三位,是清代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因而榷关的研究对于了解明

清时期经济,财政,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榷关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了,但主要还是近代海关的研究,只是在研究中述及清代

前期榷关,但本文不作述及.真正以清代榷关为对象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

于70—80年代,至今有近30年了.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涉及到榷关的制度方面,与之相关的

商税制度的讨论,以及榷关与商品流通,区域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廖声丰在《近年来明清时期

的榷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已经对1997年以前的成果作出了概述,之后

黑广菊在《清时期的榷钞关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oo4年第4期)一文对2004以前的论文做

了评述,二者的榷关研究综述各有特色.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出

灾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张崇旺著《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评介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第ｌ５卷第６期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Ｎｏｖ，，２００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１．１　５　Ｎｏ．６　

灾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张崇旺著《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评介　

徐惠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摘要：本文所评介的是一部关于区域经济史的论著，作者以精到的阐述、独特的视角，在占有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对江淮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作者在　

宏富的资料中孜孜以求，探寻历史的规律性，并能不局限于以往的研究系统与理论，发前人　

之所未发，为江淮区域灾荒史的研究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关键词：江淮；灾荒史；论著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４６３（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３５—０２　

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０ｒｋ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ｃｕ８ｓｉ０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Ａｔｅａ　ｉｎ　Ｍ　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ＸＵ　Ｈｕ；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９，Ａｎ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　ｗｏｒｋ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

林存阳杨朝亮

中华文史网

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健实而有序地向前稳固发展。尽管在整体趋势上清史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此平稳的态势之中，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增添了更加广阔的视域。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的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

一学术会议

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奠定了不断深化的基础。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的突破。

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 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更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在深入揭示黄宗羲和全祖望学术成就和影响的同时，更探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进的新路向。

中外文化交流 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李迎春、吴伯娅、王政尧等学者关于清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体现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新的致思路径。此外，11月12—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究。7月30日—8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茨坦莱布尼茨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莱布尼茨政治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事》学术研讨会”。其中，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与莱布尼茨》、曹增友《康熙朝基督教起落及传教士所为》、余三乐《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见证》等论文，皆涉及到了清代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国史研究动态【大全】

《中国史研究动态》目录 (1994-2004)

篇名作者机构年/期

1 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蔡美彪 1994/01

2 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概述侯旭东 1994/01

3 近年来宋代婚姻问题研究综述肖怀安 1994/01

4 宋史学者宋晞介绍彝民 1994/01

5 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纪要胡振宇 1994/01

6 纪念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召开晓丽 1994/01

7 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程喜霖 1994/01

8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齐文化丛书》即将编纂出版王志民 1994/01

9 评《唐代国库制度》孙永如 1994/01

10 一部齐文化研究的开创性力作──《齐文化概论》评介珂文 1994/01

11 读《赵普评传》任崇岳 1994/01

篇名作者机构年/期

1 1993年先秦史研究概况胡振宇 1994/02

2 近年来诸子思想研究综述付文龙 1994/02

3 近年来蜀道及石门石刻研究概述冯岁平 1994/02

4 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张金铣 1994/02

5 黄宽重陈智超 1994/02

6 昆明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讨论综述马兴东 1994/02

7 “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在屯溪召开晓文 1994/02

8 十六国国别史的一部力作──《前秦史》评价朱大渭 1994/02

9 《中国人口发展史》评介李恩军 1994/02

10 《秦汉军制史论》出版志文 1994/02

11 《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简介华林甫 1994/02

12 《顺治帝》出版沁泉 1994/02

篇名作者机构年/期

1 对三星堆文明─古蜀文明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曲玉缘 1994/03

2 十年来赵国历史文化研究之回顾田卫平 , 崔向东 1994/03

3 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刁书仁 1994/03

李约瑟之谜近几年文献综述的思考

龙源期刊网

李约瑟之谜近几年文献综述的思考

作者：唐琳

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4年第07期

[摘要]近年经济学界对李约瑟之谜的讨论主要有，地理资源禀赋论，制度论，产权制度论、高水平均衡陷阱以及少数英雄论，亦有学者补充交易成本分工理论等。本文主要研究主流经济学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并根据历史背景，做出分析。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地理禀赋；新制度经济学；少数英雄论

引言

学者姚洋对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学讨论主要划分为地理禀赋与制度论、新制度经济框架下官僚体制影响论、产权制度与寻租理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以及少数英雄论。学者皮建才借其分类做了深入评述，认为文贯中的地理禀赋论过度强调“路径依赖”效应；借张宇燕与高程基于“货币—制度”的总体框架下的结论对姚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忽视了中央集权对工商业高额利润人为降低的影响做出批判，并指出张宇燕及高程的文章有过多分析点[1]。

1.李约瑟之谜的主流经济学方面的讨论的分析

1.1地理禀赋说

学者文贯中把地理禀赋作为对当地人类发展方向的“预算约束”，以此解释了古希腊海洋文明影响下科技文化等的超常理发展，同时解释了大陆文明的中国因朝代更替，明清时人口由少变多地循环，且疆域扩大，人少地多，固化了人地依赖关系。不依赖科技发展，也能养活当时的人口。到了后期，人口渐多，疆域不再扩大，农业所需的人口流向工商业，让古代中国工商业及科技继宋朝的发展高峰后，有所起色[2]。

但其观点缺乏研究人的能动性，以及在地理禀赋约束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对经济再发展的影响。地理禀赋的假说能够解释过去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却无法很好地解释逐渐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及将来的世界发展。

1.2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经济学在向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的过程中，艾尔斯认为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制度的僵化对技术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向作用。而工业革命产生于欧洲是因为连续的技术发展，由于欧洲土地上的人是不断流动，制度的束缚不是很严重，最终出现了技术质变[3]。龙源期刊网

文献的瑰宝,史料的渊薮——明实录史料学术价值研究(郭翠丽)

文献的瑰宝，史料的渊薮——《明实录史料、学术价值研究》

安徽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

研究方向：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

郭翠丽

导师：周怀宇

内容摘要

现存明代实录体文献《明实录》，凡2925卷，1600余万字，由明王朝十五朝史官、史家相继编修而成。这一鸿篇巨著自诞生时期，就受到历代学人关注。其文献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学价值及其历史价值，受到充分肯定。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关于《明实录》的“类纂”“类编”“新编”“选辑”“资料选编”等系列成果，更是给人耳目一新，使《明实录》资料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但是也有人提出批评，指出“《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本文通过对于《明实录》考查与研究，认为应该全面认识《明实录》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尤其是重新认识其社会经济史料的丰富内容，以利于客观评价《明实录》的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本文在客观总结《明实录》文献价值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四个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和总结国内外研究《明实录》的概况。

第二部分，论述《明实录》的原始编纂概况、现代学术界对于《明实录》的重编与选编的重大成果及其历史意义。

第三部分，以《明实录类纂·安徽史料卷》为基本材料，梳理其“安徽地方史”、“徽州地区史”、“淮河流域史”、“安徽历史人物”等专题史料，阐明《明实录》在研究地方史、专题史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进而论证《明实录》史料的丰富性。

第四部分，阐述《明实录》的学术价值。主要从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校勘、考据、编纂及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明实录》：史料价值；学术价值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明实录》研究综述·.....................................................1

叶显恩

圜　展示薪黄山　彗扬嚣文化　

Ｉ－Ｒ）ＩＺＨＯ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口蹰佳　

叶显恩。海南省临高县人。生于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６２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历史系。１９６５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留校任教。１９８４年至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建明清经济史　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并任中国　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　理事和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　等。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先后应邀访问北美、欧洲、日本、　东南亚、港、澳等地的一些高校和科　研部门。曾被聘为美国Ｌｕｃｅ访问学　者、洛杉矶加州大学（ＵＣＬＡ）客座教授、　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日本学　振会高级研究员、大阪大学客座教　授、瑞典隆德大学客座教授等。　’叶先生研究徽州始于２０世纪印　年代初期。那时候。叶显恩师从著名　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教授，攻读硕士研　究生。叶显恩在确定自己的研究生毕　业论文题目时，选中徽州佃仆制度作　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到徽州的屯　溪、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等地进行　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完成了毕业论　文。后因“文革”开始，叶先生的研究　停了下来。“文革”一结束。１９７８年，　叶显恩将论文几经删改。连续发表了　＜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秉谱牒所见的　徽州佃仆制度＞（《学术研究》１９７８　年第４期）、＜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　（＜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７９　年第２期）等数篇论文，深得学术界　好评。＜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获广　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１９７９　年。他制订了研究徽州社会史的计　划。得到学校的支持。第二次踏上徽　州这方神奇的土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中美史学界首次在北京举行学术交　流会。叶显恩的论文＜关于徽州佃仆　制的调查报告＞在会上引起轰动。刚　创办不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　高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将此文以　＜明清徽州的佃仆制ｒ）为题发表在　１９８１第１期上。　叶显恩将佃仆的身份总结为：是　具有奴与佃户双重身份的人。他们和　庄主具有主仆名分、被束缚于庄屋土　地上。没有迁移自由。可随屋地的变　卖、赠送、分籍而变换或增加主人。在　法律上划归“奴仆类”。但佃仆的实　际地位高于奴仆。有自己的简单工　具。个别的还有少量土地房屋，有自　己的家庭组织和独立的家庭经济。主　家只能部分占有其人身而不是全部，　对其支配奴役是有限制的，他们的生　命肢体安全已得到一定保证。佃仆也　不同于一般佃户。对主家的人身隶属　和所受超经济强制远比一般佃户严　酷。服劳执役也远为繁苛。佃仆往往　隶属整个宗族。带有宗族农奴的性　质。　在对明清徽州佃仆制进行研究　的同时，叶先生着手对徽商展开研　究。１９８０年《中国史研究　第３期发　表了叶显恩撰写的《试论徽州商人资　本的形成与发展＞。侧重从徽州佃仆　制的角度出发。论述徽商的形成与发　展。随后，叶显恩又连续发表了《徽商　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　坛＞１９８２年第３期）、《徽商利润的　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山大　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两篇文章。　对徽商巨额利润的去向进行了考察。　叶显恩的徽商研究，深化了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傅衣凌、藤井宏的徽商研究成　果。拓展了徽商研究的视野，为８０年　代以后的徽商研究重新点燃了熊熊　烈火。　１９８３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叶先生的专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　佃仆制＞（获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在这部专著中，叶先生采用文献资料　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批　阅大量丰富的徽州文献材料和各种　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基础上，吸收了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　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徽州的历史地‘　理、徽州人的由来、徽州历史上人口　与土地变动、明清时期徽州土地占有　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商业资本、徽　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徽州的封建文　化、徽州的佃仆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而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把徽州明清时　期的诸多历史问题，如缙绅地主势力　的强大、商业资本的发达、宗法土地　所有制的发展和宗法势力的强固、封　建文化的发达、理学和礼学的盛行、　佃仆制的顽固残存等，一一放到徽州　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加以考察。揭示其　起源、性质和演变情况。在这部著作　中。所涉及到的徽州研究，几乎囊括　徽州文化的所有课题，成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徽州学兴起的奠基之作。　叶先生还先后主持国家重点项　目“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近　代华南农村研究”。著有《珠江三角　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兼撰稿人　有＜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清代　通史一第五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　优秀成果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　究》、《广东航运史一古代编》等。在　＜中国社会科学＞（含英文版）、《历史　研究》等国内学刊和国外书刊发表论　文７０余篇。

高中历史大事年表(经济史)

1 中国外国

先秦（远古—公元前221年）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

商周时期

商朝

西周

春秋战国

公元前594年

战国时期

中国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

青铜器铸造进入繁荣时期

原始瓷器出现

职业商人出现，使用贝币

实行井田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度。

工商食官制度

铁犁牛耕，井田瓦解，小农经济和封建经济出现。

鲁国实行初税亩，公田私田都按亩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私有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商鞅首倡“重农抑商”政策。

官营、民营、家庭手工业三者并存，私商出现。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BC256年）

郑国在秦国关中地区修建郑国渠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

古腊、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

秦汉（公元前221—220年）

秦朝

西汉

西汉武帝

东汉

东汉末年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赵过推广（二牛抬杠）耦犁法，牛耕逐渐普及全国。出现了代田法。播种工具耧车。关中井渠。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丝绸之路开通

一牛挽犁

杜诗发明冶炼鼓风工具水排

王景治理黄河

田庄手工业

青瓷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

三国

北魏

南北朝马钧发明翻车

实行均田制。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

白瓷

使用灌钢法。

草市出现

隋唐（581—907年）

隋唐

隋炀帝时期（605年）

唐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曲辕犁，创制了筒车。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唐三彩（陶器）；秘色瓷（青瓷一种）；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绘。

客舍、邸店、车坊等场所生意兴隆

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中世纪西欧各地盛行庄园经济

五代、辽、宋、夏、金、元（907—1368年）

北宋

南宋

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推广稻麦复种制。

水转翻车

棉花推广的闽粤地区

租佃契约制日益盛行

市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城市商业繁荣；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吏直接监管，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宋草市有了饮食服务设施；夜市三更才结束，五更又开晓市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三(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三(一)

六、关于传统经济与近代化（一）近代农业发展与不发展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在近代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一直存在并占优势地位，农业资本主义十分微弱，争议较多的是关于新式农垦企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丁长青认为新式农垦企业从事商业性农业，引入新的劳动组织、经营方式和新技术，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刘圣宜、戴鞍钢、黄逸平、毛德鸣等也持相似观点。章有义等认为新式农垦企业不仅在数量上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性质上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朱坚真认为在产业结构单一狭窄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内部固有的矛盾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农场营形式解决。王玉茹指出中国农业落后于日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出现类似日本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而政府对农业投入太少，农业生产能提供的剩余增量也很少。关于近代经营地主的情况，刘克祥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分析了经营地主的经营方式和规模、资本构成及运营等，认为近代经营地主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经济，由于近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下降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经营地主向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演变的道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考察了近代农业中经营地主、富农经济、农业公司和农场这三种形式后指出：经营地主的优越性在于规模经营，但在多数情况下经营地主并不比出租土地、个体生产能获得更高的产量，这除了是由于地主不善经营外，还因为中国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不可低估的生产效率，而规模经济在这种集约农业中并非重要因素；富农经营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劳动力，富农以家工带领雇工，是传统农业条件下最有效率的劳动力组织。但富农经济极不稳定，其作用不大；农业公司和农场的主要作用在于把股份集资制度入农业，并部分地引入了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垦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上有所贡献，但因其数量很小，在整个农业中作用微乎其微。这些关于不同经营形式生产力状况的分析，对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颇有启示意义。43]过去学术界多强调近代农业的不发展，并特别指出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已面临危机。近几年强调不发展者仍有不少，例如章有义指出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增加较快的时期是19世纪末至抗战前夕，但耕地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的情况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他认为，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但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论断难以令人相信。近代徽州、东北等地的实证分析表明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于18世纪达到顶峰，并转入停滞状态；19世纪以后直至近代，农业中虽然出现一些新因素的萌芽，但所起作用微不足道，不可高估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新因素中的作用。卢锋、王天奖、魏丽英、符长泉、万振凡、吴存浩、郑庆平……等也分别论述了近代农田单产下降、农业不发展及其原因。也有一些学者较为强调农业发展的一面，例如，吴承明指出20世纪以后粮、油单产都在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但他也指出20世纪以来粮食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于高峰；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仍然有所发展，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吴柏均、邓亦兵、徐秀丽、庄维民、唐文起、刘克祥……等分别论述了无锡、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东北……等地农业的发展及局限。王方中通过对农村地价涨落的研究，指出在本世纪最初30年内，地价上涨，这与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1931年开始，农村地价大跌，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收益减低。徐秀丽等通过对近代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包括总产和亩产）均趋减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头30来年，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及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亩产逐渐回升，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的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到1935年时才有所回复。44]（二）近工手工业过去学术界较为强调近代洋货进口和国内新式工业的发展对传统手工业的摧残。吴承明等通过对30个传统手工行业的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修正意见。他们发现这些手工行业中只有8个（其中主要是手纺纱，别的产值比重不大）在洋货大量入侵后被摧毁或部分摧毁，其余22个行业都维持生产，并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20年代初，所有被考察的行业都或多或少有了工场手工业形式，并且民族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侯。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手工业也大部分有工场手工业形式。汪敬虞认为，近代工厂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共存。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独具的特点。陈庆德指出，直到1950年手工业生产仍在工业中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农村贫农经济的普遍化构成了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庞大社会基础。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地区手工业的实证研究，对过去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及农民家庭维生的需求来解释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农民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动机也是推动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关于手工业的分地区、分行业研究的文章有不少，这时不再一一列举。45]（三）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关系按照“现代——传统模式”的观点，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先进的、能动的，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只能起历史惰性作用的。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多次批评了这种把传统与近代（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例如，吴承明等认为传统经济与近代化并非绝对对立，象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样，传统经济中也有它能动的、积极的因素。发现、利用这些因素，就会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吴承明较详细地论述了我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内部积极因素。他不同意那种把传统农业看成完全消极的二元经济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论二元经济》。他指出，以高度集约化耕作为特点、单产居世界之冠的我国传统农业，至今还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他通过对近现代工场手工业的考察，指出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必要性。他还进一步提出近代中国存在一条以南通为模式，土洋结合，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工业与农业，手工业有机结合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然而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却在帝国主义保护下取得优势。46]其他一些学者也就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关系发表了意见。例如，段本洛分析了苏南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相适应的一央；陈惠雄、王翔等着重从生产角度强调了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协同性；史建云从市场角度论证了农村手工业对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是次要的；谢放认为“南通模式”这种以农村传统经济为依托的近代工业，缺乏设备、技术和产品更新的动力，最终在竞争中失败；宫玉松从近代城乡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及城乡分离的扩大、城乡对立的加剧等方面论证了传统农业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汤可可认为传统经济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主要来自传统生产关系，近代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管理方式中都带有旧的东西，如工头制、包身工制等，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彭通湖认为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不仅限于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力方面的制约也应重视，外来的东西之所以变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生产力的抵制；戴一峰认为“传统”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等，家庭、文化对近代企业发展影响很大，不容忽视。47]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学者们提出的新见解，作出的新成果亦很多，本文无法一一列出。原拟专题介绍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后因篇幅有限，又考虑到已有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综述等发表，几经反复，终于割舍。有关商会讨论的内容也出于同样原因被割舍。其他有关专题的讨论情况，打算以后利用其他机会再作评介。敬请读者原谅。

清朝时期的行会制度

试析清朝时期的行会制度

行会制度产生与封建社会繁荣的中期，是封建社会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集团所建立起来的封建组织。

中国行会组织大约产生于唐代，不过自战国墨家学派就出现了民众结社自治的雏形，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为行会提供了很好的模式。行会到了宋元至明初被称为团行，及至清末，又出现了类似的会馆、公所、公会等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