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作者：段平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05期摘要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根据分析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状况高度相关，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区域内或区域间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明显，在1978-1987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增强了全国整体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但却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而在1996-2003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加剧了全国整体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却有效地减缓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人口流动；地区差距；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27-07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事实。

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差距也较大，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大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发生转移，这也造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事实。

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肯定可以对人口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只有少量的人口流动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因为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影响了人口流动地区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想知道的是，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不均衡趋势是否是构成我国地区差距形成格局的原因之一?②如果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③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究竟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本文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来研究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1 “收敛”理论及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经济工作者们在研究我国地区间收敛的时候一般将地区收敛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

其中，β收敛是相对产出增量（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σ收敛是相对产出存量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

相比较而言，β收敛反映的经济差异主要由“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两种情况，其中“绝对收敛”的基点存在于不同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而随着较贫穷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快于较富裕地區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使得具有不同初始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最终都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稳态，这意味着在一个样本或经济群体中，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均等化的趋势，最初贫穷的经济体将增长得更快，直到他们追赶上富裕的经济体为止，从长期来看，达到稳态以后，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人均收入将相同。

而对于“条件收敛”来说，各个成员最终将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并且其成员之间的稳态可能彼此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尝试之中，不平等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不同经济体的相对位置也会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富裕地区仍将保持富裕，贫困地区仍将保持贫困。

“条件收敛”的前提是收敛的发生反映了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动，经济体的福利改善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变量的外生性。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成功地借鉴了“收敛（convergence）”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实际中来，本文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也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事实上，“收敛”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

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国外一般的研究结果大致认为经济增长在国家间具有收敛特征，一般是以“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形式出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时期的范围内会相互收敛或者趋同［1］。

除了研究国家间的趋同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着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来说，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最后，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客观上来说，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2］，这与林毅夫等人［3，4］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 4，到1995年已上升到。

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一般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5］，而从中国经济的整体来看，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

据此，国内部分学者经过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窻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都存在收敛现象（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但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却扩大了，他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

2 人口流动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理论回顾尽管已经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有所了解，但是，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这种收敛的结果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究人口流动是否是构成地区收敛原因的讨论上。

2.1 国外的争论国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

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

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

此外，Barro和［6,7］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

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

Puga［8］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口在自由流动和完全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

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内（如中国）贸易成本很低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矛盾。

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9］，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10］。

因此，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

Taylor和Williamson［11］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2.2 国内的争论国内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口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效的缩小了地区的发展差距。

针对Barro和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Barro和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

他利用Taylor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最后他得出结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

王德等人［12］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

针对Puga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失效，范红忠［13］将其解释为Puga模型假设条件的极端性所致，即Puga模型要么假设人口自由流动（成本为零），要么假设人口不能流动（成本无穷大），而这两种极端情况在我国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基本很少见。

刘强［1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流动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Lu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

王小鲁［15］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但是，林毅夫［16］在研究了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后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弹性值为0.197），他认为，由于推动地区差距的其他影响力量的存在以及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