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

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演讲人：谢扬举■演讲人简介：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西哲学比较、环境哲学思想研究。

在各类期刊论文集发表百余篇论文，代表作有《道教与环境哲学会通研究》。

■编者按：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家训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承载了很多功能。

传统家训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今天对家训文化继承和创新，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不仅是家庭的需要，对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精神文明程度更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精彩阅读：□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

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

□家训吸取和坚持人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辩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

□传统家训文化具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

历代“家训”的传承发展古人常言家、国、天下，国—家联称而合为“国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道德的乳母。

具体到中国古代，家庭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的维系，发挥了长期而特殊的作用。

应该说，正是家国一体的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家庭对中国文化、政法、经济、教育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家”在中国历史上承载有太多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现实化的终极关怀。

对家庭、家族的重视，催生了家庭教育的发达，造成了中国家训的繁荣。

今天，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边让传》，本意指家庭教育。

这个词出现虽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来却非常久远，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就发生了。

按照《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就有家庭训导。

今天我们说的家训，通常指长辈对同辈或晚辈的家庭教育，狭义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记述的、用于家教的“教本”。

家训的体裁极为多样，例如：专著、文章、诰、诏、敕令、书信、遗言、格言、警句、歌诀、铭文等。

中国家训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实属罕见，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周文王注意对太子姬发和子孙的训导，《尚书·酒诰》、《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有多条记载。

武王为警示成王姬诵，在其席、盆、几案、镜子、门柱、窗户等各种显眼的物品上刻写诸多铭文，内容包括：提醒成王记住殷鉴，谦虚谨慎，敬天保民等。

西周家训以周公最为突出，体现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以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文王世子》中。

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反复劝诫成王等王公子弟增进私德和政治道德以及治国之道，以史为镜、节制淫乐、勤政无逸、知稼穑艰难、知人任贤、明德慎刑、宽惠百姓、咸和万民等，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训。

东周时期，孔子有劝其子孔鲤习《诗》、学礼的家训（《论语·阳货》、《论语·季氏》），对中国“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产生了显著影响。

《左传》、《国语》和诸子书中亦不时有零星文字。

家训成型在汉代。

刘邦临终留下《手敕太子书》，追悔自己长于乱世、不喜欢读书的遗憾，告诫刘盈：勤学书法，与诸弟敬重老臣。

刘向撰《列女传》，书中记述了许多贤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谈。

东汉班昭为训示女儿恭守礼教，著《女诫》，被尊为“女圣人”。

这是第一部针对女性的家训，虽然其中关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并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仪态端庄、勤俭持家、和睦家族等是无可厚非的。

三国时刘备有《遗诏敕刘禅》，告诫太子只有贤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读《汉书》、《礼记》、诸子、《六韬》、《商君书》等。

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流传甚广。

南朝梁徐勉在《诫子崧书》中说：“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劝导长子保守清白家风，见利思义，见贤思齐。

南北朝时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专著。

该书7卷20篇，4万多字，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言辞”、“杂艺”、“终制”，经纬万端，包罗甚广。

自此以后家训代有人作。

唐、宋家训递有发展。

唐代士大夫、文人学士常有诗文劝导子女。

唐太宗的《帝范》集历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为太子确立12条准则，包括维持君王大体、封建亲戚、求贤任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远邪去谗、节欲诫盈、啬智崇俭、明赏慎罚、务农为本、威而不武、兴礼崇文等。

唐末名臣柳玭有《诫子读书》，对立身、事业和家族得失兴废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劝导。

宋代文艺复兴，家训兴盛。

司马光撰有《家范》、《居家杂议》、《训俭示康》三篇家训。

其中《家范》引经据典，取精用弘，以德、礼为中心，包罗广泛。

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和《续订规矩》很有特色，对封建家族的财产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条规定。

南宋最著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训俗》三卷（其好友刘镇将其改名为《袁氏世范》），号称“《颜氏家训》之亚”，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门。

陆游的《放翁家训》重视处世之道、爱国保族，歌颂耕读传家。

明清家训臻于鼎盛，产生近百部。

明朝大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范围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

明代思想家袁黄为训示儿子写了《训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

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龙的《家训》，提倡爱人敬人、宽待他人、改过迁善等。

康熙撰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十六条》，强调家教从早抓起，认为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学、慎独、主敬、居安思危、以孝为先、学习科学知识等。

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撰写家训，如薛瑄的《示儿》诗，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山以传授治学方法为主的《家训》，万斯同的《谕侄》等。

晚清时期，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出现大批有识之士，多留有宝贵的家训，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

据《中国丛书综录》，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117种。

这个统计并不全面。

其中，最典型、影响显著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作为民间最流行的有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

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体会亲身经历，或总结学术成果，有继承，有发挥。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

它们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

家训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家训对人的独立意志或曰志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核心是重视人的尊严。

要求子孙立志，因为这对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

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

三国时期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要求儿子嵇绍拒斥内外诱惑，秉持独立志向。

清代学者汪辉祖要求后代“于身名大节所关，须立定脚跟，独行我志，虽蒙讥被谤，均可不顾。

必不可舍己殉人，迁就从事”。

曾国藩认为立志就是“金丹”。

“家训”重视人的情感，不但强调物理、事理，也强调情理。

这是早期儒学人文精神的固有特点。

家训对不近人情的东西多有澄清。

颜之推谈丧礼时说“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

礼根据人情而设立，恩情也可以根据事理而断绝，即使父母因为吃饭噎死，也不该因此而绝食。

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并不容易。

儒学有尊重生命的倾向，讲“生生之谓易”，致中和、化育万物。

颜之推说：“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

”即养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

他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珍惜生命并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严是有贵于肉体生命的。

家训主张出于人本身而尊重人。

虽然总体上属于家礼、家法范畴，但几乎全部家训都强调“敬”。

“敬”是礼仪文明的灵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

袁采教导他的儿子说：“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

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迈，曾不少顾。

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无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礼待人，对富者、贵者极其尊敬，对待贫者、贱者则傲慢无礼，却不知道他人的富贵贫贱，与个人的荣辱并无关系。

这是对礼教微言大义的正本清源。

旧时明智的帝王贵胄也能注意到这一点。

如唐太宗，礼贤下士，他的《帝范》对“敬”特有讲究，认为以国骄人必然招致辱身败亡。

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

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

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蕃》中，继承孟子的人禽分别论，说“人字两撇捺，原于禽字异”，教育晚辈不要丢失人的道德理性。

袁采说“人贵于反思”。

“反思”实际上是孔子“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新说法。

早期儒学认为，人人能发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为圣贤。

家训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为仁由己，自强不息。

家训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导后人认识幸福与努力的关系。

早期儒学开启了民本主义，关注民生，谋求人的幸福。

家训要求凡人都要尽人伦义务，尽人的使命，特别重视家族、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和谐幸福，每每引导子弟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社会和谐。

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说：“敬于父母则孝顺，敬于夫妇则肃和，敬于兄弟则友爱，敬于朋友则利益，敬于僮婢则从令，敬于一切世俗则无辱，敬于言则不妄，敬于事则有成，敬于讲诵则有得，敬于作书临文则法日进。

”他所谓“敬”，不是某些宋明道学家一味静坐、主敬之敬，而是对于一切都要诚心竭力去做。

家训本于儒学精神，强调家庭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亲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根本。

《颜氏家训·兄弟篇》说，兄弟有不和，会导致群从疏薄，以至于童仆变为仇敌。

为何有人能折腰巴结权势，谄媚交通于富贵，而独不能亲其亲？为何有的子女论才能可胜任治理一方而独不能尽儿女的孝行责任？有的家训对人伦和谐提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

如袁采《训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谐，并非都因为父子责善、兄弟争财，更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强合”，勉强不能带来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