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的研究

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的研究2011年01月17日 06:41来源：秦陵秦俑研究动态作者：徐卫民字号:T|T14条评论打印转发对秦文化的研究从汉代就开始了，但由于秦的文献资料太少，对其研究有很大困难，研究的深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秦文化遗址和文物的不断发现，大大推动了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

秦陵考古发现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1974年春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秦始皇陵的重视。

从此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迄今已发现了600多处陪葬坑和陪葬墓，对陵园的形制和丰富的埋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从而大大带动了对秦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①。

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陵是不行的，它对中国古代帝王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

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

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修陵人都是些什么人，来自何方?史书无载，但从秦陵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在陵西侧的刑徒墓地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瓦片，刑徒墓地实质上正是当时为秦始皇修陵人的墓地，这些修陵人虽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但是以刑徒的身份修陵。

死后被草草埋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

只在墓中发现了18件刻有墓志的瓦片，其中有一个瓦片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

从刻文的内容来看，有服役者的姓名、所在地、服役性质及爵名。

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博昌去疾”等，东武、平阴、博昌是地名，分别来自山东、河南等省。

居赀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是指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又无法缴纳钱财，而以劳役代替，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直到劳役期满。

上造和公士则为爵名，是秦二十等爵制中最低的两等，庆忌、滕、去疾为人名。

从瓦文内容来看，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地位低下的人，也有地位稍高的人，但最后的归宿都比较惨。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

在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

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

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

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兵马俑的发现与秦始皇陵的不断勘探发掘，将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秦俑馆组织召开了五次有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秦俑学与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秦俑秦文化丛书》20本、《秦文化论丛》9本，及一批关于秦俑秦文化研究的著作，如《秦俑学研究》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③、《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④、《秦俑专题研究》⑤等。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⑥。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

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

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

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

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

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

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

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

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著，如高敏先生的《睡虎地秦简初探》；由中华书局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章；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另外，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一座秦墓中，发现了一支更修田律的木牍⑦，正背面共有154个字，内容是国王命令丞相甘茂、内史更修田律的事情，反映了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一次重大的律令修改和执行情况。

1989年又在龙岗出土秦竹简150余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律文，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当时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座秦墓中发现了秦王政八年的秦竹简，共有470枚⑧，内容为《日书》、《墓主记》，其《日书》和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日书》大同小异，时间较云梦《日书》早，反映的是秦文化社会风俗。

在此墓中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质地图七幅，反映的是当时秦国上邽县的地形图，图中除绘注地名、山川、水系以外，还标明了各处森林的具体位置。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⑨。

这是秦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

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

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

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不少的封泥反映的是秦时的马厩管理制度，以前在秦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这次的发现更多、内容更丰富，计有：宫厩丞印、御厩丞印、泰厩丞、章厩丞、宫厩丞、下厩丞、中厩、中厩丞、中厩马府、中厩将丞、官厩丞、左厩丞、右厩丞、小厩丞、小厩将马等，可以看出秦时的马厩管理是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得多，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错误，近乎一部秦代的百官志，给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如上林苑、宜春苑等，这次发现的封泥中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如上林丞印、杜南苑丞、白水苑丞、白水之苑、鼎胡苑丞、东苑、东苑丞印、具园、麋圈、息园、庐山禁丞、桑林丞印、左云梦丞、阳陵禁丞等等，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具园”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经济方面的封泥，如：铁市丞印、西盐、西采金印、栎阳右工室丞、雍工室印、栎阳左工室丞、咸阳工室、咸阳工室丞、左织缦丞、右织、汪府工室、江左盐丞、江右盐丞、采青丞印、邯郸造工、蜀左织官等等，反映出当时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状况。

在这批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秦时的地名，这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

主要的有：咸阳亭丞、上郡侯丞、好丞印、西成丞印、西共丞印、徐无丞印、四川太守、南阳郎丞、朐衍道丞、溥道丞印、翟导(道)丞印、丞之印等数十枚封泥。

以上这些地名，有些为我们过去所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郡县情况大有裨益。

翟道、朐衍道丞和溥道丞印显然是当时秦设在少数民族中的县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