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普通话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普通话在秦始皇统⼀中国，建⽴秦朝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基本上都⽤某⼀种语⾔作为全国通⽤的官⽅语⾔，当时叫“官话”，按现在的说法是普通话。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以什么话作“官话”呢？1秦朝秦朝⽤的官话是东周时期形成的各国都有采⽤，经常⽤于各国之间交流的“雅语”。
秦始皇在世时，向岭南发配及迁徙了⼤量的中原⼈，有记载的就达55万之多，还不包括因犯罪为了躲避处罚⽽逃亡到岭南的⼈。
这些中原⼈来⾃原七国中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必须讲中原通⽤的“雅语”，才能相互交流和沟通。
并且由于岭南当地处于蛮荒状态，⼈烟稀少，⽂化落后；⽽南迁的中原⼈⼈数众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受到当地语⾔的影响。
后来秦朝被推翻，原南迁的秦朝⼈赵佗在⼴州建⽴了南越国，地域为⼴东⼤部以及⼴西的东部，在南越国的地域内⼀直讲着秦朝时候的普通话，并⼀直保持到现在，就是⼴东的粤语。
因此秦朝时所⽤的普通话就是现在的⼴东粤语。
2汉朝和晋朝汉朝成⽴后，以原来楚国⼈为主的刘邦政权，把原来的楚国话定为官⽅语⾔。
楚国原来处于南⽅落后地区，为了与中原接轨，以及便与楚国新占领区交流和沟通，楚国从贵族到⼈民都学讲雅语，所以楚国后期的通⽤语⾔与中原的雅语已经⽐较接近了，但还是有⼀定的区别。
汉朝将原来楚国话当成全国通⽤的“官话”也容易被中原⼈接受，经过汉朝、三国以及晋朝⼏代，原来的楚国话成为中原⼈民通⽤的普通话。
东晋灭亡后，中原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互相攻杀，⼀些中原⼈民为了躲避战乱⽽向南迁徙，这部分中原⼈南迁后散居在⼴东、福建、江西、⼴西、湖南及台湾等多个省份，但1600多年了，这些分布在各处的南迁中原⼈所⽤的语⾔基本上还能相通，说明他们所讲的语⾔与从中原出来的时候变化不⼤，还讲着从中原出来所⽤的汉朝普通话。
这就是客家话。
因此汉朝、晋朝时期的普通话就是现在的客家话。
3唐朝南北朝时，中原经过了“五胡乱华”的动乱时期，最后由鲜卑族建⽴的北魏统⼀了北⽅。
鲜卑族再统⼀北⽅后，并没有以鲜卑语当成普通话，⽽是⽤⼀种汉语的⽅⾔，就是他们在⼭西平城所学的平城⽅⾔当成国语（普通话），把鲜卑语称为（北语）；此后成为“国语”的平城⽅⾔很快在中原成为通⽤语⾔。
普通话的前身来源于南京口音？古代官话从洛阳起源？为洛阳人点赞
普通话的前身来源于南京口音？古代官话从洛阳起源？为洛阳人点赞众所周知，中国是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有56个民族，有34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地区，没有出过远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语言，简称“方言”。
记得李夫子上大学那会，一个寝室的，同一个省份，甚至同一个城市下面，不同的县镇、乡村，都有不同的语言，随着交通的便利，不同地方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加频繁了，那么为了交流方便，统一语言就成了大势所趋！中国方言很多1902年，清代学者“吴汝纶”前去日本考察，当时日本人就曾向他建议，说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当中最早提出了“普通话”这一名词。
后来经过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使得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确定现代标准汉语，把国语改成“普通话”。
由此普通话正式在全国推行！当然了，既然现代社会有全国统一的普通话，那么在古代是否也有所谓的普通话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语言？统一普通话官方方言的定位其实，现代社会的普通话，在古代被称为“官话”，顾名思义，就是官方语言！这种语言被广泛使用，就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大家都会说，而且都能够听明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因政权变迁、定都不同等等因素，官话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各个朝代的官方语言一般都是按照定都的地点来确定的，说白了，就是都城在哪里，那这个朝代就会使用这里的话作为官方语言。
古代官方语言的演变根据历史记载，从周朝开始，全国各地都已经有属于自己的特色语言了。
虽然语言成熟，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是一件好事，但却不利于全国性的统一发展。
所以为了使得全国各地都能够有效的沟通，从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官话。
因为周朝的首都是今天的洛阳，所以周朝当时是以洛阳周边的方言为官话，洛阳话也被世人称为“雅言”。
在周朝统治中原的800多年里，“雅言”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使用雅言了。
国语(普通话)历史
国语(普通话)历史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
会上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
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
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
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汉字统一的途径是什么
汉字统一的途径是什么？绝大多数朋友认为，汉字统一的途径不外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国家颁布发令等几方面。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把汉字统一为“简化字”。
外国人学汉字也遇到一些难题，比如物流行业，既要学简体字，又要学繁体字，因为货运有一部分是经过香港海关的，报关、合同等材料必须用繁体字，简繁体同用，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加重了学习者负担，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目前情况下国家也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
我通过研究姓氏、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发现一个惊人的历史规律，就是所有文字本来都是姓氏符号，而语言正是通过呼读姓氏形成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姓氏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表达其他意思的符号了。
人类是先有文字后有语言，语言表达是靠文字固定的，而文字又都是借用姓字，毋庸置疑，这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普遍规律。
对于汉字的起源、发展、变化的过程，我总结出四字法观点，即血缘字、辈分字、婚合字、职能字，所有汉字不外乎这四种形式，因此，我提出一个大胆的看法，既然文字都是借用姓字，在使用文字时，为什么不可以借用笔画少的姓字呢？比如，凡是带“辶”旁姓字，都是远古部族中外出经商人的符号，是职能字，按职能字分族，就有“商旅”官名的姓氏，“这”，是文部族商旅，“這”，是言部族商旅，现代汉语中，分别借用此两个字表达同一个意思，用笔画少的“这”有什么不可以？有人说古汉语中没有“这”，我说，文部族也是远古时一个大部族，怎么会没有商旅官名？使用过程中很可能丢失了。
再说，“這”也不读zhe（四声），而是读yan（四声，可以查《康熙字典》），它是言部族商旅符号。
再如“个”、“個”俩字，远古接生婆借用“人”姓字作为官名，“个”是丨（gun三声，音滚）部族女官，“個”是固部族女官，今天把它们划分为简繁体，实在是误解。
既然借用的含义相同，何不用“个”？姓氏用字另当别论，因为姓字代表血缘符号，比如“劉”姓简化为“刘”姓，也不属于简化，“刘”是文部族刀工的后代，“劉”是卯部族金正分族后再设的刀工，血缘是不同的。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文丨蒋波1919年，北洋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
第一次大会丄上，刘复、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议改编小学课本，以使其作为“传布国语的大本营”。
次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教科书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登上了中国教育舞台，“五四”白话文运动向历史彰显出洪荒之力。
如今，百年已过。
无论褒贬，“五四”精神早已镶嵌到中国人的文化肌理中，白话文成为人们张口即来、执笔既书的文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但当我们回首大历史，却发现那场壮阔波澜的“文白之争”，其来其往早已突破了“五四”的历史局限。
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这场运动塑造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大白话古已有之“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在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将的胡适秉持“疑古”精神，力图构建中国白话文学史的新传统。
在他看来，《诗经M论语X孟子》统统归为白话，尤其是“国风”，“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
”两干多年的文言文传统，就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
西汉“独尊儒术”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苏东坡小像》,元，赵孟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号东坡居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许多诗文浅显易懂，颇有白话色彩，如他在«猪肉颂》就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文言文随着儒家文献的经典化而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人的行文规范。
与此同时，文言文与口语脱节的现象，也自有汉一代起滥觞了。
到了魏晋，汉语的音节已简化，声调悄然出现，双音节词大量产生。
在南朝的《百喻经》中，“自然”“智慧”“计算”“快乐”“明白”等词俯拾皆是。
此时的民族大融合，也为汉语注入了新的血液，比如亲属称谓“哥”，就来自鲜卑语。
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的由来普通话，指的是全国通用的汉语标准语，它是中国大陆普及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之一。
在中国，普通话又称为“国语”，跨越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各种界限，成为了中国人的共同语言。
那么普通话是如何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标准语言的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的演变历程与标准化中国的方言众多，而在明朝和清朝时期，由于官府存在的需要，官话（官方交际语言）逐渐崛起，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方言，它是各地官员与皇室成员之间的统一交流语言。
而在20世纪之前，官话还处于继承和发展的阶段。
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的1892年，首次提出了普通话的概念，不过在那个年代，它还没有达到标准的程度，只是一种类似南京官话的语言。
为了规范官话，清朝政府在1909年设立了一个组织——“京师大学堂”，并将其教学语言设定为现代汉语的中心，取代了早期的南京官话。
到了民国时期，加强普通话规范化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朝制定的《官话》和清朝拓宽的“语源”的观念逐渐落伍。
那是时候，“北京话同音字整理委员会”成立，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音、节、调、意等方面的研究，它们通过对汉语各方言的对比，严谨地将普通话的范围、要求等规定了下来。
此后，推动普通话的制定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层出不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普通话因此被称为新中华的标准口语，飞速普及。
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普通话推广方案及拼音首批规范》文件，标志着普通话的普及进入了规范和推广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逐步规范普通话的标准语调、语音、语法等方面，以保证其成为全国通用的国家语言。
普通话在现代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普通话已经成为重要的交流语言。
它不仅包含了汉语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是中国人民的主要工具语言。
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普通话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及性、标准化的特点，成为了全华语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声音，成为了全国人民交流的桥梁。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
普通话从提出开始是如何推行发展
普通话从提出开始是如何推行发展“普通话”一词，是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普通话从提出开始是如何推行发展的呢?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介绍有关普通话的发展历程吧!普通话的发展历程来源：现代汉语标准语，孕育于中原的中原官话(所以现代人读唐诗宋词元曲一般都能押韵)，从《唐韵》到宋代《广韵》是继承，定于元明，是“官话”体系。
明初定都南京，南京官话被推崇，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
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迁都北平(改为京师，称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贵族、富户、民众。
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影响元大都语音，经历明朝整个时代的过程，北京官话(异于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清末：清代贵族学习和推广北京官话，在雍正年间在南方方言区推广基于北京音的官话，设立“正音书馆”。
公元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清代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民国：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
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
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语言。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
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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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中国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较为统一的整体。
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通行全境，自秦以降始终如此，避免了西欧语言分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
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却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普通话虽然中国历史上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为主，但是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
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当时的标准音“雅言”。
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在科考中出现错韵是会直接判作不及格的。
后代诗人由于不谙古音押韵很容易出错，如《广韵》中的元韵极易压错，被称作“该死十三元”。
传统上中国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而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方进行洗刷。
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学习标准音留下的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ghan，“行动”中读yin，后者即受到近古标准音影响的例子。
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而有不同，大体上说，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大，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
反之则弱。
上古、中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要说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个不错的起点。
明朝从建国开始就颇重视标准音的推广，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设立新的标准，一扫前朝“胡风”。
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当保守的韵书，间杂有吴音影响，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
明朝真正的官话则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
宋元以来，由于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两支。
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以《蒙古字韵》《中原音韵》为代表，而南系则在南方流行。
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音，而南系的入声则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bai，南系读baeh，“鹤”北系读hau，南系读hoh，“黑”北系读hei，南系读haeh，“瑟”北系读shy，南系读saeh。
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如“知”“支”“淄”三字北系分别为zhi、zhy、zhy，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zhi、zhi、zhy，反倒是前两者同音。
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
从基本盘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
如此看来南系官话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西儒耳目资》是西方传教士对明朝后期官话的记录。
但是南系官话有其独到的优势——保留了入声，因此在保守的文人看来远比北系更适合用来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
明朝作为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朝代自然是更钟意南系官话。
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引入了大批移民，这些移民之间为了交流而采用南系官话，从而让南系官话有了一大片稳固的领地。
随着昆曲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南系官话传播得更加广泛，以至于华北地区也受到了南系官话的影响。
当代的西南官话正是明朝南系官话的后代。
混乱的清朝标准语进入清朝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方通行的标准音仍然是以南系官话为基础。
但是这种标准音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清朝开始，东南的读书人逐渐抛弃了官话，转而采用当地方言。
清朝成书的《儿女英雄传》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片段——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
”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
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来了。
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
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
连说两句，谦而又谦之词也。
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京腔说道：“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
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斩）快（愧），伞（惭）快（愧）！嫂夫纳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
面前雅（也）寝（请）互互（贺贺）！”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使用方言，可见实在是不习官话。
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官话在更南方地区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下令在闽粤两省设正音书院了。
清朝后期东南各地传教士把圣经大量翻译为当地方言，体现了当时方言的强势地位。
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祖籍南方的人员在北京居住。
而明清时期北京更是全国首都，由于江南地区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社会上层在此活动。
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但却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
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剥”南音bo北音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
而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
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专门用于读书，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把入声字读出似去声而短的独立声调，以辨平仄。
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流行程度愈来愈高。
西方传教士甚至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作教材，威妥玛拼音即其中影响相当大的以北京音为准的拉丁拼音，这说明北京话正逐步建立起通用语言的地位。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晚清时期汉语标准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新贵北京话、影响力逐步下降但实力犹存的南系官话和各地方言互相争抢地盘。
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型，加之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跨区域交流变得方便容易，这种混乱局面亟待改善。
国语的确定退一万步说，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对外通信变得频繁。
在国内，无论方言如何混乱，地址写成汉字后都可以保证准确投递，但是如果一个不通汉字的老外给一个中国地址写信，有一个统一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相当重要了。
1906年春，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设置一个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系统，这套系统被称之为邮政式拼音。
邮政式拼音充分体现了晚清时代标准语的乱局：方案总体上采纳用来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但又对老官话进行了相当的妥协。
如邮政式拼写分尖团音，新疆用Sinkiang表示，天津则为Tientsin。
而入声字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留，如承德拼Chengteh，无锡拼Wusih。
为了区分陕西、山西这对省份，在陕西的拼写上甚至用了非常保守，在当时已经消亡的老官话音Shensi以和山西Shansi区分。
在闽粤桂这三个方言特别强势的省份，则采用当地方言拼写，如厦门拼Amoy，佛山拼Fatshan等。
香港地名拼写体系基本和邮政式中的粤语拼音体系相同。
这种混搭风格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当时中国长期的贫弱很大程度被归咎于中国国民人心涣散，而语言不统一则是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
因此民国刚建立即着手制定标准音，并于1913年经“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出一套老国音。
读音统一会的讨论过程相当激烈，会员中江浙代表占了多数，甚至出现了“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北方各省会员则极其不满，以“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为由，强烈要求采用一省一票制度。
最终北方代表的呼声被采纳，读音统一会以一省一票的方法表决出了6500多字的老国音。
和邮政式拼音一样，老国音也是相当混搭。
总体上说，老国音采纳了以北京音为基础，但是在中间糅合不少老官话的内容，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别。
而在入声的读法上，则有按照南京式的短促高音和北京读书音式的似去声而短这两种处理方法。
此外，与老国音配套的注音字母也应运而生。
这套注音字母相当流行，甚至于被人改进用作方言的注音，如苏州人陆基就设计了苏州话用的注音字母，效果尚可。
但是老国音的推行并不顺利。
老国音的杂糅性质使得其很难被人自然地宣诸口吻，因此推广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而对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的民国而言，推广一种普通话显然并不是首要任务。
于是，在整个民国初年，主张直接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标准语的京音派始终在和国音派争吵不休，甚至发生过学校老师因分属两派斗殴的事情。
终于到1920年代后期，老国音被废，北京音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
《国音京音对照表》记录了国音、北京读书音和北京口语音的区别。
伴随京音派的胜利，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拼音标准，即所谓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应合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思潮，因此创作目的即是为了彻底取代汉字。
其特点是用拼写来区分声调，不加附加符号，如“七、其、起、气”的读音分别是chi chyi chii chih，“抛、袍、跑、炮”分别是pau paur pao paw。
由于难学难用，也相当不美观，因此使用上非但没能取代汉字，甚至连威妥玛拼音都未能替代。
只有诸如陕西、山西这种威妥玛拼音难分的情况下才有一定流行度，现代的Shaanxi和Shanxi之分即来源于国语罗马字的Shaanshi和Shanshi。
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标准音已经制定完备，但是战乱频仍，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官定的拉丁方案国语罗马字更是沦为小众文人孤芳自赏的产物。
不过经过晚清到民国，包容南北的北京话至此已经彻底建立起语言权威，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但民国常用的拼音方案如威妥玛、邮政式、注音字母乃至国语罗马字则在建国后被汉语拼音取代，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少有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