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综述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文献普遍认为我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贫困研究的重心所在。
通过2009-2011年有关我国农村反贫困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全面审视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新时期政策体制的构建等内容，试图探寻我国农村反贫困研究的发展轨迹。
标签：文献视角；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60040021 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发展阶段在分析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发展脉络的同时，很多学者首先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行动的阶段进行了划分。
丁军、陈标平（2009）认为，以改革开放为衔接点，新中国农村反贫困行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两大历史阶段。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反贫困行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且在各阶段的时间跨度上达成一致。
王晓敏（2009）、丁军、陈标平（2009）、方劲（2011）、蒋万胜、宋建昕（2011）等根据各阶段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一致认为，我国反贫困行动简单划分为：从1978到1985年的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从1986到1993年的大规模重点扶贫阶段、从1994到2000年的扶贫攻坚阶段以及从2001年至今的扶贫开发新阶段。
回顾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发展历程，许多学者对在反贫困不同阶段实行的扶贫制度、扶贫方式以及扶贫工作重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蒋万胜，宋建昕（2011）认为，我国农村反贫困制度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以救济式扶贫制度为主，中央政府通过各基层政府将物资分配给贫困农户；第二阶段以开发式扶贫制度为主，由单一物资扶贫到更加重视智力支持；第三阶段实施注重参与、内外兼顾的扶贫制度，注重挖掘并发挥贫困者自身能力；第四阶段实行整村推进的多元化扶贫制度，探索贫困农村全面发展。
丁军、陈标平（2009）通过对影响扶贫方式变迁因素的分析，探究了扶贫方式的发展轨迹，指出，在第一阶段，政府主要实施“救济式”扶贫方式；在第二阶段，扶贫方式开始由区域性的“救济式”扶贫向全国性的“开发式”扶贫转变，采用了“内部造血式”的扶贫模式；在第三阶段，实行扶贫开发与贫困救助相结合的“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并举”的扶贫开发新机制；第四阶段属于“多元造血式”的扶贫行为。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罗遐(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
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
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一)贫困的概念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
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
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
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
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中国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中国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研究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中国的贫困也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可观的成就，但是在贫困问题上仍然存在挑战。
本文将分析中国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一、中国的贫困问题1.贫困人口数量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人均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折人民币12元）的人是极度贫困，而国际通行的标准是1美元左右。
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9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为5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08%。
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的贫困定义标准要比联合国标准更高，因此这个比例略低。
2.贫困地区分布中国的贫困地区集中在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少数几个省份，其中西藏是中国的最贫困地区。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东部地区的贫困状况正在改善，而西部地区却仍然存在较高的贫困率。
3.贫困原因贫困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城市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等多个角度考虑。
贫困与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缺乏教育、就业机会等多个因素有关，这也使得贫困治理具有复杂性。
二、贫困治理研究1.政府扶贫政策中国政府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扶贫工作，2013年后逐步推出小康社会战略和“精准扶贫”计划。
自2015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旨在根治贫困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长期或慢性贫困龙头户的贫困家庭，政策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能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政府已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但是，滞后的经济生产、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问题仍然存在。
2.教育问题许多扶贫研究已经发现，教育可以帮助贫困人民摆脱贫困。
这意味着，通过为贫困地区提供适当的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服务，可以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就业机会，进而改善其生活状况。
因此，教育方面的投资应该被视为扶贫政策的一项重要 component。
3.社会责任贫困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为这些最终的目标做出贡献。
各个领域的企业、组织和公民应该更加重视贫困的存在并采取行动，我们需要一个合作的社会来实现这个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
■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曹飞，张文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村体制改革扶贫阶段、全面改革后的贫困县减贫、非均衡发展下的专项扶贫、区域联动扶贫、连片开发扶贫与精准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综观我国扶贫的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得出以下扶贫经验：在扶贫的定位上，注重开发式对救济式扶贫的替代；在扶贫的主体上，坚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在扶贫的对象上，坚持从宏观瞄准向个体瞄准的有序过渡；从扶贫的标准制定上，强调贫困线标准的适时调整；从扶贫功能互补上，强调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相结合；从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逐渐加强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扶贫的外部联系来看，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扶贫交流合作面对贫困。
关键词：改革开放；扶贫历程；经验总结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项目：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021KRM111）。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22)01-0012-07收稿日期：2021-11-12作者简介：曹 飞（1974-），男，陕西榆林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 域经济；张文华（1997-），女，陕西延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扶贫开发的方式成功脱贫的农村人口高达7亿多，并且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脱贫人口最多，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率先完成的国家。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一百年接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然而，面对“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贫困依然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短板；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我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组成部分。
研究中国社会贫困问题
研究中国社会贫困问题我国的城市贫困层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引起较多的关注。
一些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人口，通常被政府或各单位内部的救济体制所接纳。
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感受到了严重的相对剥夺。
原有的社会救济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这样，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浮到了社会的表层，继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层状况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在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减少的趋势；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则有明显的增加趋势。
进入90年代后，我国城市贫困层有何新的变化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我们一般区分两种贫困状况，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人口是指，难以维持该地区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得到社会救助的人口。
1991年，民政系统所进行的城市孤寡病残救济和城市贫困户救济覆盖了1660万人口，占当年市镇人口的5.4%.近年来，由于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不好，导致许多职工生活困难和城市贫困人口增加。
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资料，1992年，全国约有700多万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加上其赡养人口（人均赡养系数为3.03），则贫困职工家庭总人数超过2000万人，占当年市镇人口的6.2%；1994年，全国贫困职工约1120万人，加上其赡养人口，约为3300万人，占当年市镇人口的9.7%.根据中国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的研究，“1995年底被拖欠职工工资的人数有1000万人，被停发或减发退休金的退休人员有151万人，劳动部公布的登记失业人数为520万人，以上三部分共计1671万人，若包括他们的抚养人口，则为2890万人，再加上由民政系统救济的城镇孤老残幼等弱者190万人，共计3080万人。
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文献综述貧困现象一直以来是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所在，特别是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尤为凸出。
贫困已然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障碍性因素，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全球性探讨的热点。
反贫困是世界各国所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探讨的重要领域。
Daimon（2003）基于印度、津巴布韦、越南等国家的贫困类型研究表明，地理位置偏远、农业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区域越容易陷入空间贫困陷阱。
董辅扔（1996）认为：“贫困大体上，首先是指生理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的状况，其次是精神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的状况。
再次，除了二者外，又产生了社会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的状况”。
唐均（1998）认为，贫困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贫困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的生活状况，是与“落后”或“困难”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贫困作为一种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是低于“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的。
第三，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后果，与“缺乏”有关，其实质是缺乏“手段”、“能力”以及“机会”。
（二）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反贫困的定义。
王俊文（2007）认为，反贫困的内涵最少包含三层：第一层即要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进行保障，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第二层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转型时期贫困人口遭受的剥夺；第三层是要提升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确保其实实在在享有就业、居住、教育以及医疗等权利。
李瑞华（2014）将反贫困界定为通过为贫困群体和贫困地区创造发展机会，培养和提高贫困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实现减轻、缓和贫困目的的行为过程。
反贫困的措施。
彭春凝（2016）认为反贫困应从以下方面着手：①产业扶贫。
对于有一定条件和基础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开发式扶贫、产业扶贫和绿色低碳扶贫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能力提升。
②担保贷款扶贫。
针对有担保贷款需求的10%的贫困农户，实行“我担保、你贷款，我贴息、你还贷”的扶贫方式。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_1988_2002
Khan (1998)
Khan (1996)
Meng ,Gregory & Wang (2005)
Fang et al. (2002)
Chen &Wang(2002)
Ravallion & 夏庆杰 , Song Chen(2004) &Appleton(本文)
贫困线
2150 2100 卡路里 卡路里
现有的使用 CHIP 数据的贫困研究仅限于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分析结果的对比 ( Khan , 1998 ; Khan & Riskin , 2001) 。如果把贫困线定在每人每天获取 2150 卡路里热量所需要的费用 ,则城镇居 民贫困率 1988 —1995 年间由 8 %上升到 818 %。采用更低的贫困线每人每天 2100 卡路里 ,在相应 时期里贫困率则由 217 %陡然升至 410 %。这一发现与本文研究结果最具有可比性 ,因为本文也使 用 CHIP 数据 ,只是增加了 1999 年和 2002 年的调查数据 。我们并不质疑 Khan 关于 1988 年和 1995 年数据所做的分析 ,但我们发现这段时期贫困的增加不具有持续性 ,并且很明显地被 1995 年到 2002 年期间的贫困率下降所抵消 。在贫困变化趋势估计上 ,CHIP 数据似乎和 NBS 数据也有出入 。 例如 , Khan (1996) 使用 NBS 列表数据发现贫困率从 1989 年的 7142 %减少到 1994 年的 519 %。这种 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只有 CHIP 数据在计算家庭收入时考虑了 1988 —1995 年间逐渐取消的各种食品 补贴及其他补贴 。
中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兴趣 。自 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政府对 其再分配功能的重视不断减弱 。①我们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立场接近于“由上至下的渐进 式”理论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如授予国有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以使职工工资反映其生产率 ,裁减国有 企业冗员和取消诸多国家转移支付等 。Khan (1998) 认为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政府一般不采用“救 济法”减少贫困 ,而倾向于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 。Khan 还认为 ,造成这种政策倾向的部分原因可能 是中国对其计划经济时代极端平均主义的憎恶 。显然 ,中国当前重视经济增长甚于再分配的可行 性部分取决于其经济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 。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
5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在减贫方面作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2004年，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曾评价说，中国有2.2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扶贫的成就之大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以下，从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两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一、社会救助毫无疑问，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这项制度不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文┃唐 钧但在保障层次和覆盖范围上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对中国社会应对“下岗失业”浪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城镇低保1993年，上海市创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21年中，这项制度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即1993~1999年的“创立推广阶段”和1999年至今的“提高完善阶段”。
1993~1999年的创立推广阶段 1993年6月1日，上海市率先创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当时标准是月人均120元。
1994年，民政部召开第十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肯定了上海经验，并部署试点。
到1995年上半年，又有厦门、青岛、大连、福州、广州等5个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城市低保制度。
当时，这项制度的建设基本上是各个城市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
1995年5月，民政部在厦门、青岛分别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号召将这项制度推向全国。
经过努力，到1997年5月底，全国已有206个城市建立了这项制度，约占全国建制市的1／3。
此时，制度创建和推行已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民政部门的有组织行为。
1997年8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在各地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到1999年底，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县政府所在的镇都要建立这项制度。
自此，这项制度的创立和推行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
1999年11月，民政部宣布：到9月底，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起低保制度，低保对象增加到282万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罗遐(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
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
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一)贫困的概念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
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
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
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
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
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
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
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
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
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
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
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时代意含。
无论概念分歧有多大,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概念的演化过程,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甚至社会排斥,由一元到多元,都体现了外延的扩展与内涵的充盈,体现了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过程。
二、类型学的贫困研究:贫困的测量、类型与特征(一)贫困测量方法与贫困标准的制定国内一些学者评介了国外的贫困测量方法。
如屈锡华、左齐详细地介绍过关于贫困的基础测量指标、标准化度量以及洛仑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贫困人口的测量依据贫困线的确定而确定,与不同的测量方法直接关联,国际上度量贫困线的主要方法有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贫困标准和生活形态法。
我国贫困人口的测量方法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为自80年代中期反贫困工作的正式开展以来,客观要求对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以实施救助措施。
笔者考虑到我国主要是针对贫困标准的确定来测量贫困人口的现实,因此集中考察关于城乡贫困线制定的研究。
农村贫困线的确定。
国家统计局1986年对6.7万户农村家庭消费支出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1984年绝对贫困线为119.73元。
方法是根据专家的意见确定最低热量摄入量(2100大卡),最后计算最低食品费用支出为119.73元;以最低食品费用支出除以基本食品支出的比重(0.6)即是贫困线。
杨钟认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相比是很低的。
比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1985年平价购买力的1人1天消费1美元即年收入365美元,如果低于270美元,则称为赤贫;再如按照比例法计算,将居民户人均收入七等分组,其中最低收入户(通常占全部居民户的5%或者10%)为贫困户,贫困户中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上限即为贫困线,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显示,收入占全部居民户的最低5%贫困户,2005年农村贫困线约为861元,但是以10%的标准则约为1028元;如果按国际通行的收入比例法,以一个国际或地区社会中位(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收入低于该标准可以认为是处于贫困状态,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25元,按平均收入的50%测算贫困线为1628元。
后面几种方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对贫困线的测量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实际。
学者林闽钢对于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表明,当前农村贫困检测中使用的贫困标准存在不少问题,如贫困标准层次单一、贫困标准变动性差以及现行贫困标准已经不能正确反映农村的贫困状况,需要调整和修正。
城市贫困线的确定。
19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市出现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这样以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角色出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上了日程,低保标准的制定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1999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国际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上先进的收入/支出指标法和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数据测算了全国的城市贫困线。
曹艳春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各省市制定低保的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型、部门协商型、参照制定型、主观判断型和混合型等。
由上述贫困线的制定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贫困人口的测量还主要是以经济标准来确定的,而且方法多采用国际通行的方法,不过标准相对较低,这在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
(二)贫困的类型与组成我国贫困的种类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分割结构,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贫困时首先要考虑城乡的分野。
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视野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把贫困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照贫困的标准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学者林闽钢认为,绝对贫困是指基本生活还没有保证,温饱还没有解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者维持有困难的状态。
康晓光则认为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
相对贫困一方面指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另一方面指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
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比较而言相对偏低。
按照国际惯例,不管物价和经济走势如何,一般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20%的最低收入阶层或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1/2的群体作为相对贫困人口。
不少学者从发展的角度把贫困分为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
生存型贫困表现为最低生活难以满足;温饱型贫困表现为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但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经济上还相当困难,抵御灾祸的能力较弱,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发展型贫困是指在稳定解决温饱之后,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贫困人口。
这种分类方法正体现贫困的层次性与社会发展的纬度。
按照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对贫困进行分类,将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
由社会制度决定生活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会、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
区域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致使某些区域生活资源的供给相对贫乏、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而导致的贫困。
阶层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在大约均质的空间区域或行政区域内,某些群体、家庭或个人,由于身体素质较差、文化程度不高、家庭劳动力少、生产资料不足、缺乏社会关系等原因,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的能力较差而导致的贫困状态。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贫困成因的多元性。
有些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不是严格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来做区分,而一般是按照列举法列举城乡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的城市贫困人口等同于城市学术界2007.6学界观察三无对象(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社会救济对象)不同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许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城市新的贫困群体的涌现。
一般学者都认同失业人群是城镇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他城镇贫困群体的认识有分歧,如朱国宏认为中国新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失业人群和退休人群两大类。
刘家强等将新贫困人口分为三种:城镇贫困职工、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
在新的贫困群体出现的同时,传统的贫困群体并没有消失,如康晓光曾详细地列举了组成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七个主要社会群体: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及其家属;二是竞争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四是劳教、劳改后悔过的人员;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
另外,学者分别针对不同的贫困人群进行细致的研究,如对贫困生的研究,女性贫困的研究、贫困老人与贫困儿童的研究、贫困家庭及其网络支持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