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回答（上）独特的要素组合和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目前正面临着向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型的紧迫挑战增长方式是过去长时间沿用下来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

增长模式这个概念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包容性更宽一些。

简而言之，“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

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

这两条都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

过去我们讲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负担，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

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

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

第二，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

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

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地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和机制。

改革开放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二是改变了要素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

其结果是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的增长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

第三，由于存在着体制和效率上的“二元结构”，“低成本竞争”仍然不足以概括我国经济的全貌。

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主要是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非国有企业和改制成功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而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领域，国有企业集中而又未得到实质性改造的领域，低成本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成为劣势。

举一个例子，我国某大型国有石化企业与国际某大型石化企业比较，我国企业人均工资水平比国际企业低很多，但由于我国用人比国际企业多许多倍，结果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我国企业比国际企业还要高。

所以，当说到“低成本竞争”优势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经济的一个部分具有的特性，而在经济的另一些部分，“粗放”、“低效”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相当突出。

第四，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竞争优势的动态转化。

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被低估的要素价格的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都对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挑战。

当然，我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失，但这种优势逐步削弱是大势所趋。

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会集中地表现在这一地区。

由于这一地区的产出比重在我国最大，经济活力最强，低成本优势削弱的影响不可低估。

迎接这一挑战的选择是培育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问题，本质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发展重工业”。

有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有人则认为这个阶段大可不必经历。

讨论者可以有各自的论点和理由，但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与发展何种产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套用一个著名的论证范式：重工业可以是“集约”、“高效”，轻工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粗放”、“低效”。

当然，相反的论证也能成立：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集约”、“高效”，重工业也可以“粗放”、“低效”。

许多年来大家认为我国的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但在过去的长时期内，我国产业增长是以轻型工业为主的。

造纸业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它属于轻工业；金融业是大家公认的低效率、加入WTO后抵御冲击能力最弱的行业之一，但它属于服务业。

事实上，在不同类型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长模式。

“资源约束”只是表象，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一个时期，“资源约束”问题讲得很多。

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何时曾未受到过“资源约束”？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以上的人，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会存在资源约束问题。

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其优化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资源约束的强弱将表现为价格的高低。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经常看到一方面资源供给紧张，另一方面浪费严重的情况？是因为价格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当事人利益与资源节约缺少相关性。

价格起作用，一是刺激供给，在开放条件下，既包括国内供给，也包括国际供给；二是促进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各种替代品。

当然，也有价格“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管制加以补充，如在能耗、环保等方面实施强制性规定，但价格起作用还是基础性的。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加快，规模扩大，重工业比重增加，资源约束的压力确实加大了。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国内某种资源储存、生产量“少了”，还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机制有问题，资源价格受到扭曲，价格所引导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我们确实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位了，仍然无法打破资源约束的瓶颈，那才是“山穷水尽”。

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包括那些资源禀赋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包括经历几次石油危机，资源约束都没有阻挡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步伐(尽管有一些波动)，相反，成为技术创新的诱因(如发展节能、节材的家电，节油汽车等)，并为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供给约束压力大的几种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来说，增加供给的潜力，包括利用国际资源的潜力还不小，节约的潜力更大，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替代品的潜力则不可限量。

因此，所谓“资源约束”只是表象，它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资源约束”上，而轻视乃至忽视其背后的真实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就不会仅仅是资源约束了。

处在高端与中低端，并非一定显示经济发展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不同类型能力和竞争力的分布“两头在外”，搞加工贸易，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人赚大头，中国赚小头———于是，有人呼吁不能再为老外“打工”了，要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

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研发、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无疑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强调的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进行劳动密集(和部分技术密集)的加工制造，劳动力价格低只是条件之一，正如前面所说过的，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好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支持。

这正是当年东亚“四小龙”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我国则不能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不能替代中国位置的原因所在。

就发达国家而言，并非不想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放在本国，而是因为要素成本过高，“养不起”。

如果低成本的普通劳动力能够大量跨国流动，发达国家未必愿意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国家转移。

所以，在中低环节进行加工制造，当“世界工厂”，是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养不起”的一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也不丢人，不能说明“无能”，相反，表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独到的竞争优势。

即使将来一部分环节向高端“升级”了，我们产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要做“中低端”，做加工制造，而且在这个领域把事情做好的潜力还很大。

道理很简单，没有中低端，高端何以存在？且不说能力如何，大家都去做高端，也就没有高端了。

我们产业中的一部分，应该向高端升级，而且这种紧迫性和可能性较前大大增加了。

实现这一升级，首先要把中低端的事情做好。

例如，在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形成竞争力，都要以对加工制造环节的深入理解为基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企业体制；要有能够促进产业链上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条件；政府在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培育高级生产要素等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最后，要有长期努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确定性增加，高端投资的风险相应增加。

既有投资成功获利丰厚的例子，也有投资失误，损失惨重，企业长期陷入困境的例子。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有紧迫感，使有可能升级的企业尽快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使一些企业原有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有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反思近年来经过几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宏观调控之后，人们发觉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越伸越长，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范围越来越小；国有企业的垄断越来越强大，民营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从短期看，相对于美欧国家政府财政的窘境和经济增长的疲弱，中国这种由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风景亮丽”。

但从长期看，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体制难改、结构难调，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

我国1992年设计经济体制模式时就指出:“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种表述从体制上框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也表明，中国实行的确实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与此相应，市场权力边界与政府权力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这种界定决定了政府不能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只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政府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却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挤出了资源配置过程。

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相对立的。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往往是速度型的、粗放型的。

因为，首先是政府信息不灵。

政府不可能像企业那样，非常及时地掌握市场运行的状况，政府收集信息的不完备性及决策过程的迟缓性导致了相当高的中间成本。

第二是对政府的约束不力。

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产权约束对其并不表现为直接约束，因此，经济发展的效率高低对其没有切肤之痛；同时，由于政府自身是一种权力主体，高高在上，容易导致其放纵自己的行为。

第三是决策程序不严谨。

政府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光靠要素的堆砌也足以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上去。

政府的很多决策往往缺乏科学论证。

政府审批制度往往在程序设计上比较复杂或者低效率，最后导致错过了时机。

相反，由企业主导的经济一般地说是有效率的。

企业信息掌握比较灵，对市场能作出及时反应，另外其利益也是直接的，始终在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分析，产销比是非常讲究的，决策的程序也是最快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