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阐释及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教训
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人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印象，是它们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和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而这些保障主要源于其福利制度。
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一面镇压，一面安抚,实施了一些迷惑群众的社会立法，先后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
一般认为俾斯麦的这“三部曲”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最早雏形。
1 9 4 2 年, 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国民保险制度，成为了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20世纪经历了二战之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得到不断建设和完善，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广大群众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社会稳定。
欧洲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得到显著增长，特别是社会上的“弱者”, 如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基本保障。
其次,累进税制和各种福利措施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同时，欧洲的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休假制度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发展爱好，更好地实现自我，造就更多富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但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影响。
高福利使一些人工作动因被破坏，宁愿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而不愿参与劳动市场竞争，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普遍下降，甚至有人拿着失业津贴去出国度假。
另外，它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失去了责任感，贪图享受过度消费。
而这样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其前提条件的，赋税的不断加重使人民不满与日俱增。
沉重的赋税还造成地下经济泛滥和人材外流。
比如英国每年就约有一千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入美国。
同时，福利机构庞杂, 制度僵化, 造成巨大浪费。
福利开支的惊人膨胀使得财政上入不敷出，选择借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更因老龄化的加剧而更加沉重。
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
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福利国家是指由政府负责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的国家。
在福利国家中，政府通过纳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等各种社会保障福利。
福利国家的目标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社会公平性和人民的福利水平。
福利国家也存在一些弊端，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弊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福利国家存在高福利成本的问题。
为了提供丰富的社会福利，政府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向纳税人征收更多的税收来支持福利计划。
在一个拥有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承担高福利成本。
在中国建设福利国家时，需要充分考虑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避免高福利成本对财政可持续发展造成压力。
福利国家存在滥用制度的问题。
由于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相对较高，容易导致公民对福利的滥用。
一些人可能会故意滥用福利制度，以获取不应得的福利。
这不仅会浪费社会资源，还会降低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性。
中国在建设福利国家时，需要加强对福利制度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的福利管理机制，防止福利滥用现象的发生。
福利国家存在劳动力市场扭曲的问题。
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不愿意或不需要工作，而依赖福利收入来生活。
这将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增加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
在福利国家中，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鼓励和促进人们参与劳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
第四，福利国家可能导致负担不公平性的问题。
由于福利国家需要通过纳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提供福利，导致高收入人群负担更重，而低收入人群负担较轻。
这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进一步加大社会贫富差距。
在中国建设福利国家时，需要充分考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福利国家对中国的启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中国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应合理安排福利支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
法国福利政策的两面性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福利政策的两面性及对我国的启示1310940401 高钱梅社会福利制度是一项“关乎民运，惠泽民众”的系统工程。
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经过百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福利理念的社会制度。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起，由于经济不景气，产品高成本及国际竞争力降低，社会福利制度开始陷入危机。
法国福利政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的慈善事业和救济活动。
当时这些活动主要是由个人，社团，行会和宗教团体承担．国家的介入只是为了将贫困者排除在社会之外。
把保护与镇压，隔离与监禁结合为一体．后来，由于战争，贸易和宗教的需要，法国王权开始实行了补偿残疾军人、海员等做法。
１９世纪中，资本土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差别和社会贫困。
１８４８年，制宪会议把“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权”写进宪法草案。
同时互助会兴起。
１９世纪的法国小农经济的优势以及工业化进程逐渐改变着法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
１９世纪未出现行业性的退休制度。
带薪年休假制度起源于20世纪的法国。
１９３０年４月颁布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规定，最低工资，雇员可享受包括疾病、生育、残疾、老年和死亡补贴等项的保险待遇。
这初步实现了对雇佣劳动者的普遍保险制度。
１９３０年的法律仍然只足对个人自发保险和互助保险的补充，国家尚未承担起社会保险的义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７０年代，礼会保障总制度不断扩大和完善，进入鼎盛阶段。
法国出现了近３０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近几年，由于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符种弊端日益凸现。
法国的主要社会福利制度及其结构养老保险制度。
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保险总制度、补充养老金制度和工资收入者养老金制度等形式构成。
一是礼会保险总制度（即令困老年保险金制度）。
根据法律规定，养老金的享受条件足年满６５岁，投保缴费３７．５年，养老会标准为投保期问最高１０年平均Ｉ：资的５０％，老年退休保险会按物价或Ｉ：资涨幅‘年调整两次。
二是补充养老金制度。
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
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福利国家是指政府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医疗保健、教育、退休金、失业救济等福利服务。
福利国家的出现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本文将从经济负担、人民依赖心态以及社会压力等方面探讨福利国家的弊端，并对中国提出一些启示。
福利国家的建立需要巨大的经济负担。
政府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增加债务来筹集资金，以支持各项福利项目的运行。
这就对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担，有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
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就因为负担过重而陷入了经济危机。
对中国来说，福利国家的建立需要仔细考虑财政可持续性，要确保经济能够承受得起这部分负担。
福利国家可能导致人民养成依赖心态。
如果政府提供了完善的福利制度，人们可能会习惯依赖政府来提供各项福利服务，而不自觉地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谋求更好的生活。
这种依赖心态会削弱人们的努力和创造力。
一些福利国家的人们普遍比较懒散，不愿意去从事较为艰苦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政府的救济金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中国应该警惕这种依赖心态的产生，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减少过分依赖政府的情况发生。
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社会压力。
政府的福利服务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税收或者债务的筹集。
这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负担，增加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因素。
一些福利国家的人民抱怨税收过高，各种社会抗议活动也屡屡发生。
中国应该避免过早步入福利国家的怀抱，应该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推进福利制度建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社会的压力。
福利国家的建立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政府应该在推进福利制度建设的注重财政可持续性和人们的自强精神培养，以避免经济负担过重、依赖心态的产生以及社会压力的增加。
这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既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社会公平，又要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1.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及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及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吉登斯从五个方面比较了三者的不同,从而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涵。
1、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左派的阶级政治,其主要的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
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公开它的阶级政治,但是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萎缩和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左右的传统划分已经削弱了。
当然左与右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然而今天的主要问题横跨了或者说重塑了左与右的分界线。
它们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文化差异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左右两分法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态度的手段是不全面的。
由约翰·布兰德尔和布赖恩·戈特沙尔克进行的调查发现,实际上政治态度可以分为五类而非两类。
在1997年大选前,在布莱尔的带领下工党首次得到了这五个集团中的四个的支持。
由于求诸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崭新的中派现代化运动。
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吉登斯论“第三条道路”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
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它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这意味着社会正义。
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
2、经济上创造混合经济在当今世界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成了风气。
不论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都忙于处理国有产业,把资产卖给私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似乎横扫一切。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否横扫世界了?事实显然是它还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
但实际上,经济管制通常是自由和繁荣的条件。
在某个经济领域解除管制往往会把管制的需要转移到另外的领域。
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
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
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比较与启示
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比较与启示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差异较大。
本文将就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比较展开探讨，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一、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历程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
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为工人提供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服务。
20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了“新政”，将社会福利政策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创立了社会保险、公共住房和劳工保护等制度。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模式，政府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责。
随着社会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政策的意义与价值在不断加强。
二、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区别与影响因素1、政治体制欧洲地区一些社会福利制度最早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其政治体制均为议会制和君主制。
相较之下，美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独立立法权。
这种联邦制给了州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使得各州间的社会福利政策有较大差异。
2、经济水平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与阶层分布存在巨大差异。
欧洲地区的福利国家模式主要源自于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实力很长时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社会保障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面前变得相对较为辅助。
3、国家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同。
在欧洲，信仰与爱国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反作用，因此社会保障措施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平衡措施。
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传统把个人自由和市场力量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强调个人责任，担心过度的社会福利会扼杀市场机制。
三、欧美社会福利政策的启示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
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十分完备，涵盖范围广，被视为是相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有效支出。
相对而言，美国的福利政策较为薄弱，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政府承担的职责相对较少。
福利国家的优势_劣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_依茹
注释：①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②周三多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③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④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⑤陈晋胜．警察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参考文献：［1］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度模式，应当本着“扬弃”的态度，努力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模式来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要制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合理的保障水平。
随着老龄化节奏的加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阶段，我国政府所能承担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是较低的。
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快速的逐年攀升，但由于人口众多，政府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非常有限，个人所享受到的保障水平依旧很低。
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应该充分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的流动，疾病谱的变化，以及结合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相关调查数据来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合适”的社会保障水平，这样才能健康稳定的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普遍覆盖的福利国家应该是由有限适度的保障水平开始，继而再通过经济的发展逐年扩大覆盖面以及逐渐提升保障水平的，为了短期内达到福利国家的保障标准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格局，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每个国家的风俗历史的不同导致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福利国家的模式套用在我国身上未必就行得通，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应坚持低水平起步，继而逐渐提高保障标准。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我国应该坚持为之努力的。
再次，通过福利国家的发展状况可以认为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整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但是北欧水平过高的福利待遇所带来的问题告诉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组织方式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是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解决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本文将探讨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并从中得出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自二战以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改革：在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开始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养老金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政府加大对福利事业的投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状况下滑，财政压力增大，福利国家开始面临挑战。
这个阶段的主要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干预和降低财政赤字。
西方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包括改革医疗保险制度、调整养老金政策以及减少失业救济等。
这些措施旨在降低政府财政压力，并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
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改革中引入了市场化机制，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来提高效率。
例如，政府通过向私营公司委托服务、发放补贴等方式，鼓励私营机构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福利制度改革还强调社会参与和家庭责任。
一些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措施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同时降低家庭在福利方面的依赖。
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建议：在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时，必须考虑其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
这需要平衡财政承受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确保福利制度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在福利制度改革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质量。
但是，必须重视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避免出现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
在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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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福利国家：阐释及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教训伊恩·高夫社会政策教授巴斯大学，英国1摘要：这篇文章概述20世纪前进下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和发展的主要观点，并思考如果有，是哪些历史经验在21世纪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把握。
文章以一些方法论考察为起点，特别是有关“因变量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政策”问题，并且如何来衡量它？第二部分考虑说明西方福利国家（尤其在欧洲）成长原因的主要解释。
文章确认四个‘I’构成了其主要的解释：工业化、利益、制度和观念。
在此框架内，我们回顾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因素，包括一个成长中的无产阶级及其联合、民主化、社会民主、国家建设、宗教、基督教民主和“社会资本主义”观点、移民和多元化，以及观点和政策网在影响进步精英方面的角色。
本节归纳，在西方社会政策解释中发挥作用很小超国家的因素在南方（发展中）国家却更加重要。
最后一部分提出，如果有，发展中国家有的什么经验历史，形成要素名单，其可以回报未来的研究。
致谢：我非常感激艾玛•卡梅尔（Emma Carmel）博士和我的研究生Young-jun Choi为这份初稿做出的评论，Young-jun一直为文章参考书目工作到最后。
他们不必为以下的观点承担任何责任。
一、 导论：定义，衡量方法，方法的相关问题英国的现代社会政策可以追溯到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以及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条件报告》。
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国家干预要晚许多，普鲁士对义务教育的引进相对比较早，在1883年，俾斯麦引进了世界上第一个健康保险项目，随后在1889年出现了养老金项目。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见证了，引进了养老金计划，校餐计划和第一个社会保险计划。
从那时起，有关健康、家庭和社会照顾方面的地方性服务密集网络覆盖了大部分欧洲。
1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谢雨同学翻译，北京大学英语系张小垭校对。
“福利国家”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920年代后期的德国，以及1940年代前期的英国。
战后的许多西方国家的生活安定巩固了广泛和全面的社会政策在现代国家政体中的地位。
这些国家福利体系的出现往往会取代或接替由互助合作组织、企业或工人的福利供给：在此进程其扩展了领域、社会经济和职业覆盖面。
尽管不同国家和不同政策领域中社会政策形式各异，但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政策成为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大特色。
Therborn(1983) 把那些将其一半以上的政府开支用于社会政策的国家定义为福利国家，而不是经济、军事、法律和规定、基层组织和国家的其它传统功能。
基于此，甚至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段内也有资格成为福利国家。
上个世纪对欧洲和OECD国家社会政策发展有很多研究。
但是有一问题是一开始确定“社会政策”的意思与方法是必须面对的：所谓的“因变量”问题。
根据Deacon(2003a)， 我们可以区分三个 R：管制、权利和再分配。
其直接提示了三种评估社会政策范围与特性的方法:1.为获得公共认可目标，矫正私人参与者行为的主要立法和规章制度，为涉及的标准价值所在证实。
私人参与者可以是家庭中的个人、企业、集体经济及群体和公民社会中的各种运动。
这表明社会政策的范围很广，尽管在实际当中，社会政策仅限于那些有直接影响的政策上，像贝弗里奇的 “五大” 中的需求(社会保护、资金转移), 疾病（健康服务、包括预防和治疗）、贫穷（房屋和城市规划），无知（教育）和闲散（就业政策）2.实体性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范围（相对于程序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由国家向全民（指的是具有居住、国籍和公民身份的人）所保证。
根据马歇尔理论(Marshall, 1950),这区分了由福利国家的“特性”，即利用国家担保的权利对抗金钱或政治联盟的力量。
二战后，一些国家认为充分就业一种平等的经济权利 。
但是如何衡量这种权利呢？3.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那些国家在再分配要素或基本收入界限有一个渐进的趋势。
公共支出、税收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收入的限定方式也较容易估算。
然而，它们提出了意义的问题，特别是普遍使用的“社会支出” （所谓“福利效应”）费用占GDP的份额作为因变量的问题。
失业增加，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将导致公共支出对失业人口的开支增加；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更高的养老金和医疗/健康花费；而这些支出倾向可能会掩盖利益、权利和再分配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现象。
同时，如定义（1）所说，国家能够通过调节、管制、税收或补贴私人参与者来影响福利产出。
社会需求可由一组混合的制度来得到满足，这其中常有一些为发展中国家的背景2所欣赏。
对欧洲以及OECD国家间的社会政策发展的比较研究在这三个方面已经进行了。
对此另一确切的方法是区分社会政策输入、输出和结果。
•输入指的是立法输入，或不管是财力还是劳动力的资源支出，（如社会保护方面的开支）。
•输出可指立法的实施和具体服务的供给（如社会保险利益对目标群体的覆盖率）。
•结果指的是社会政策对个体（如贫困率）或社会分配（如不平等的水平）的最终影响。
以上这三定义在西方社会政策研究中都作为因变量被应用。
这三者的主要关注点乃是国家的直接作用。
（除就业政策之外， 其“三方合作伙伴”关系中企业以及工会的经常处中心位置）在所有的这些定义中，社会政策既可被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也可以不同政策领域，如健康，教育，社会保护的中的焦点来研究。
一些人，如 Kasza (2002)认为研究具体政策领域会减少误导，并避免将很差异实体聚合成为一个虚假的整体尺度。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影响福利结果的补充和代替例子， (正如在 Castles’ (1998a)针对将私人拥有的住房作为一种老龄时养老金提供保障的功能性的替代的跨国研究)，证明了分门别类地研究政策各领域是有效的。
2在与Jin-wook Kim (2000)的研究中，我估算出，韩国在1997年总“福利”支出占GDP的22%，这是一个与美国的社会预算比例相去不远的数字。
然而，国家的支出仅占了9%，其余的是市场支出（7%），企业福利（4%）和家庭转移支付（3%）。
当然，所有国家都在坚持混合福利-这些问题我会在后面介绍福利体制框架的时候再次提到。
谨慎研究是可理解的！因变量范围越广，所研究的问题就会越大(Castles 1998b:4)：•复杂的政策过程很少有可能只有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能担保影响社会政策的因素不会随时间而改变•没有理由来假设不同种类的政策输出将会有相同的决定因素。
•不同的政策输出以各种复杂方式来影响不同的福利结果。
权威性的研究方法是定量的，跨国的分析，跨时空的或跨国家，或二者相结合。
通常的样本就是18个国家，或二战后工业化了的，相对富裕和民主的国家，包括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及欧洲人定居的新大陆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再加上日本。
除了土耳其，这些国家是早先的，OECD的长期成员国。
近几年中，以前不太民主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也已经加入到了这个组织当中(Castles 1998b)。
尽管也有批评，多元回归分析是一个受欢迎的工具 (参见Shalev 2005)。
主要问题是关于确定性的，有太多的变量但跟随太少的案例，并且在较小范围内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3。
Stiller 和van Kersbergen (2005)提供了一个研究成果和问题的有用回顾。
他们确定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问题。
如果的确这样，与之相对立的理论解释就可以同时被确认有效。
然而，他们和其他的评论家欣赏在西方国家内部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使我们对社会政策重要意义的理解与日俱增，其中部分内容将在下文中展现。
二、 对OECD国家社会政策的阐释模型1始于Easton(1965) 和Hill(2003)的政策制定的基本教科书模型。
它区分了三种我会顺序加以说明的基本解释要素。
有趣的是，他们在文献中以这种历史进程顺序发展。
另外，我考虑到了一个第四因素——理念4 。
3艾玛•卡梅尔博士的评论使我想起某些服务（如健康和社会照顾），这类问题已经很少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是由于在确定因变量和因地方基金和供给引起的巨大的国家内部差异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
4这有一个关于评定的限定如下：在模型的所有阶段，在性别问题对社会政策出台时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重视，鉴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性别问题均有其重要意义，所以在模型中性别因素是一个重要的遗漏变量，这是一个模型1：传统国家政策——制定1.社会经济状况→2. 公民社会中的集体参与者的权力→3. 政治制度→ 政策输出→福利结果 └-----------------------------------┘4. 观念：认知共同体和政策网络1. 社会的状况1a. 工业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这类方法，把社会政策看作是工业化的结果或与其相关联的(Wilensky and Lebeaux 1958; Cutright 1965; Aaron 1967; Wilensky 1975)。
因变量是指社会支出在GDP的份额（SE/社会支出水平），并且这种关系呈现在时间序列和跨领域分析中。
结论是“经济增长以及其人口和官僚政治的结果是导致福利国家普遍出现的根源”(Wilensky 1975:xiii; 又可见于 Mishra 1977; Pampel and Williamson 1989)。
以会计学标准，社会支出水平增长越快经济增长也就越快的现象（如果这种服务是优质的经济物资）以及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如果学龄儿童人数或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得以增长）的现象都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些更基本阐释发展起来。
首先是基于Parson的功能区分理论：随社会的发展，传统上由家庭和社区来行使的功能将由新的公共机构，如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以及收入支持等实施。
但是新的社会政策不会取代其他制度，在工业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新的公共体制和责任的压力下，供给的传统形式逐渐衰退了(Wilensky and Lebeaux 1958; 见Mishra 1977)。
这些与Polanyi’s (1944)在《大变革》中的叙述有密切关系，对社会动乱的“社会回应”引起它从先前的社会关系到无实质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
另外一种是我自己发展的（Gough, 1979），就是产业资本主义日益需要对体系变迁做出公共的、非资本主义的响应，尤其是无产阶级化，技术改良，新的劳动力分化以及城市化。
由于不同派别间需要在随后的版本加以更为详细地阐述。
的分割和竞争，商界不能对自身负责，而国家干预则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然而，所有这些论述都可能会或已被当作“功能主义者”而遭到批评，功能主义假定新的社会需求必须被确定和满足—并且是由新的公共机构满足。
1b. 民主化另一学派认为社会政策是对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反映，其是一个包括阶级结构改变，流行的新形式和沿着工业化道路的政治表现的观念(Flora and Heidenheimer 1981; Flora 1986-87)。